身边的人总说我是个理性多过感性的人，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我曾以为生老病死是自然的循环，只要能够浏览过人生每一节风景，那这样的一生就是完整的，即便是离开也是一种升华，毫无遗憾。犹记得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第一年的实习是和老年人在一起。每一次看到他们都会觉得特别亲切，每一次踏进他们的房间我的内心总有一种温暖油然而生。可也许昨天我还握着手、唱着歌、聊着天的老人，今天却已然离开了人世。然而即便是空荡荡的房间，我依然会觉得温暖，因为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他们的微笑。和老人在一起的日子里，从未怅然若失，总能从容面对生死。我以为我可以理性地对待病人的离开并处理好自己的情感。作为一名实习治疗师，我甚至为自己感到骄傲。于是第二年我选择了去医院的癌症肿瘤科室帮助癌症病人，我以为我可以平静地去接受生与死，去帮助更多面对死亡威胁的病人战胜内心的恐惧。
音乐，精神的寄托
安拉是由我独立负责的第一个病人。那时候我刚到医院一个月，就有护士告诉我说有一个病人已经好几次要求提供音乐治疗，希望我们能够去看看他。第一次走进安拉房间的时候我甚至不觉得他像一个病人——梳着精致的油头，穿着整齐的衣服，面带微笑地躺在病床上。虽然稍显疲惫，但依然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病床的旁边放着一张陪护的小床，坐在小床上的是他的未婚妻。床上还放着一些小玩偶，当安拉向我介绍他的未婚妻萨迪的时候，这个大眼睛的小姑娘冲我莞尔一笑。
简单的聊天，安拉告诉我他想学电子琴，想学很久了，只是由于学习和工作都很忙，一直没有时间。这次住院虽然不知道要住多久，但可以静下来好好学琴练琴。我欣然答应了。可音乐治疗毕竟不是音乐课，我也明白安拉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学会这门乐器。他更多的是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我教了安拉一首圣诞歌，熟悉的旋律加上他之前学习吉他的经验，学起电子琴来上手很快。安拉是个执着并精益求精的人，他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并且乐此不疲。熟练之后安拉还邀请正在工作的萨迪来演唱这首歌，他为她伴奏。护士进来换药的时候，他也要为护士演奏这首圣诞歌。在不断地赞美声中安拉逐渐显得有些焦虑。因为他累了，却又不想停下来弹琴。萨迪带着一些恳求和坚定的语气说：“你需要休息了，治疗师还会再来的。”我也随即应和着，我告诉他我会经常来看望他的，至少一周一次。安拉这才停下来，待我收拾完乐器准备离开病房的时候，安拉已经静静地睡着了。
这对小情侣和我一样，也是国际留学生。不过他们略大我几岁，来自印度，并且已经毕业了，现在在同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因为离家乡和亲人很远，照顾安拉的重任全都落在了萨迪的身上。好在他们都是软件开发员，萨迪可以在安拉的身边工作。每次音乐治疗的时候，当我看到一张娃娃脸的萨迪捧着电脑在旁边专心工作的样子，敬意便油然而生。
“因为全部的我爱着全部的你”
过了一周我又敲开了安拉的病房门，这是我第二次来给安拉做治疗。可是仅仅一周的时间，安拉变化很大。他的头发凌乱，身上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安拉看到我的时候努力地睁开眼睛冲我微微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进来。这一天安拉似乎连说话都很困难，萨迪告诉我安拉刚刚做完化疗，可能状态不好。我说没关系，如果可以我愿意为他们弹一首曲子帮助安拉放松。萨迪轻轻在安拉的耳边询问着他的意见。安拉轻眨眼睛表示同意。我告诉萨迪我要唱《All of me》，并希望她能够和我一起唱。我递给萨迪一份歌词，她拿着歌词依偎着坐在安拉的身旁。萨迪唱得很深情，当她唱到“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的时候深情地望着安拉，并与安拉十指紧扣。看到眼前的一幕我差一点流泪，不得不承认我被他们彻底地感动了。为了不打扰安拉休息，我轻轻地退出了他的病房。站在病房外走廊的尽头，我眺望着远方，那是费城市中心的街景，一片繁忙。我开始回味着刚刚发生的点点滴滴……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安拉在医院住了快一年了，眼看着我的实习都快结束了。这一天安拉的母亲和表哥特地从印度飞来看他。不断地化疗中安拉早已没有了头发，消瘦了大半的身体也已变得蜡黄，让人看了不禁心疼。我走进病房的时候看到安拉带着一顶新帽子，他骄傲地告诉我这是妈妈织的。这一天的安拉格外开心，他热情地向他的家人介绍着我，介绍着音乐治疗。简单的寒暄之后我邀请他的家人一起参加到我们的音乐治疗小组中来。我给安拉准备了一个旋律，告诉他我们要一起来填上歌词并且唱出来。安拉很高兴，他写的歌词大意是：我坐在医院的病房里，好无聊。可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妈妈和哥哥在我身边。我有一个梦想，等我病好了我要带萨迪回印度的家和她结婚，我想给她一场婚礼。我告诉安拉一定可以的！治疗结束后，我在病房门口遇见了安拉的主治医生，我迫切地询问了他的情况。安拉是白血病，医生告诉我不久前安拉已经做了骨髓移植，情况好的话可以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我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困扰了我一年的问题终于有了圆满的答案。我满心欢喜地等着下周和他一起庆祝这个好消息。
我曾以为的“感性”
可生活总不能遂人愿。就在第二周我要去见安拉的时候，我的督导师满脸踌躇地告诉我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安拉前一天突然离世了。那一刻我震惊了，第一反应是老师搞错了，因为安拉的工作她从未插手，也许是她搞错了名字。我几经确认，就是安拉，我的病人。安拉昨天突然进了抢救室，就再也没能醒来。他们告诉我他的未婚妻和妈妈在抢救室站了几个小时不肯出来，尤其是萨迪，一直呆呆地望着安拉，等他醒来带她回印度的家……安拉离开后我没有再见过萨迪，只知道安拉的家人们让我的同事向我转达谢意，感谢这一路音乐治疗的陪伴，让他生命这最后一年变得更有意义。他们说安拉常常给他们描述音乐治疗的活动，说音乐治疗给了他很多快乐。老师告诉我这一切之后说，如果你今天不想去病区也可以……我说不用的，我自己静一静就好了。我勉强地冲老师挤出一个微笑，她便离开了，把办公室留给了我。我静静地回想，和安拉、萨迪一起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闪过脑海，最后定格在老师刚刚描述的最后一个画面——萨迪站在安拉冰冷的身体旁执着地等着他一起回家……我掐断了自己的思绪，大脑恢复一片空白。我想我已经整理好情绪，可以去病区了。也许是下意识地想删除这段回忆，也许是一种逃避，我还是绕过了安拉的病房门口。
就这样，我以为我已经可以坦然去面对这一切了，我不喜欢与别人聊我的情绪，哪怕是我的督导老师，因为我以为我已经处理好了。事情过去很久之后的一次，我和老公的一群朋友去唱卡拉OK，有人点了《Hotel California》。歌曲响起的瞬间我泪流满面，因为那是一首我曾许诺过给安拉弹的一首歌，然而最终没有完成他的心愿。老公轻轻拍着我的肩，说一切都会好的。也许，那个时候我才真的释怀了。
许多文章中都曾提到过，音乐治疗师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懂得从工作中“抽离”情绪，然而，音乐治疗最主要的治疗手段，即是以音乐作用于来访者的情绪、思维等“感性领域”，音乐治疗师身处其中，有时候需要“以情动情”，有时候总不免“用情至深”，这或许便是音乐治疗师逃不掉的宿命。
文 | 邵文君（北京高天音乐心理健康研究中心音乐治疗师、神经音乐治疗师、督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