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萧友梅先生与“国立音专”
本文主要谈论萧友梅先生对“国立音专”所做的贡献，即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竭尽自身的全部才智和经历投入到“国立音专”的建设和管理中，并通过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独特的专业设置和独特的教学体制把国立音专建立成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音乐开始传入中国，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强烈碰撞的时期。中国正是处于时局动荡，基础薄弱，人才奇缺的年代。尤其是中国的专门音乐教育机构荒废已久，音乐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普遍不高。音乐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玩意儿”。要说服那些对音乐艺术并不了解且有偏见的当政者，让他们去扶持音乐教育，要使那些从未学过音乐的学生们产生对音乐艺术的兴趣，甚至投身于其中，其困难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就在这个时期，萧友梅先生却执著于自己的信念，不怕困难，弃而不舍，实而不华的人格力量获得了难能可贵的成果——上海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科学校）的创建设。
一、萧友梅先生对“国立音专”的贡献
萧友梅先生是一位音乐教育家和作曲家。1884年1月7日出于广东省香山县，1940年12月31日病逝。幼年在澳门开始接触西洋音乐。1901年留学日本，先后就学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攻读教育学并学钢琴和声乐。1912年10月萧友梅先生又赴德国留学，就读于莱比锡音乐学院并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春回国，任教育部编审员，并与杨仲子等人为北京女子高等专科学校创立音乐体育专修科，并任科主任。1923年又兼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1927年11月27日到上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为音乐教育事业与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奠定了基础。1929年国立音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先生任校长。
萧友梅先生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办学的：经费严重短缺，而常常不能按时发放经费，学校的财政常常处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甚至难以交纳房租。而且学校还经常搬迁，但萧友梅先生却对师生们说：“搬迁是我们学校的家常便饭，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甚至他有时把比较大的房间全都用做教室，校长办公室就在阳台上，在栏杆上放一块玻璃挡风遮雨，如此简陋。在日本军占领上海以后，萧友梅先生还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办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萧友梅先生把“国立音专”办成了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学府，也为中国今后的音乐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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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萧友梅先生创立“国立音专”其办学实践模式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高质量办学的指导思想
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名牌学校的生命线。萧友梅先生把罗致合格的师资列为头等大事。他的主张是教师非好的不请，凡不合格的决不滥用。他先后聘请了—大批水平很高的中外著名音乐家到音乐任教。其中有俄罗斯著名的钢琴家查哈罗夫，担任钢琴教师，赵梅伯先小担任声乐教师，黄自担任理论作曲课程，朱英担任琵琶教师等，组成了国立音专强大的教师阵容，为国立音专高质量的教学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科学教学管理制度
萧友梅先生基本上借鉴并采用了欧美各国单科音乐大学的体制。从入学到毕业匀采用经常性的考查考试，匀采用学分制核定学生成绩，建立了勉励学习的良好教学制度。在教材选用上他也坚持高标准的教材。他以中外经典性的音乐文化遗产作为主要教材，保证了音专的教学水准符合国际上高等专业音乐院校的要求。在专业设置方面，确立了包括附属高中部本科和研究班的“本部”师范班（本科师范和初级师范）以及选科班（单科进选）的制度。结合中国音乐教育的实际情况，开设了民3族器乐专业（琵琶、二胡、笛子、古琴），中国国音乐史课程和中国古典文学课程。1927年萧友梅先生聘请朱英到国立音乐院任教，并由此把古琴、二胡、琵琶等佤族乐器列为正式课程，除此之外，“国立音专”还十分重视教材建设，教学设备建设和教学设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萧友梅先生用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学秩序的顺利进行。 萧友梅《问》，1922年
（三）重视艺术教育的实践
“国立音专”十分重视创作实践和音乐表演实践。如：黄自的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就是基于音乐的合唱队缺乏中国合唱作品的需要而创作的，音专的师生们也有大量作品问世。除了创作实践之外，还举行了许多音乐会演出实践，1928年5月12日举行了“第一次学生音乐会”丁善德先生举办的钢琴独奏音乐会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开创了我国音乐艺术院校重视艺术教育实践的优良传统。
（四）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音乐教育是需要充分发扬学生音乐个性与才能的一门学科。萧友梅先生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最为典型的事例是丁善德先生学习钢琴的经历。他于1928年报考国立音乐院，7月上旬参加考试，报名时他即不会钢琴，也不会小提琴。他报的全是琵琶、二胡、笛子、三弦等民族乐器。并在主考官萧友梅先生的考场上用琵琶弹了小曲中的过门等。之后他竟意外地被录取了。在学习期间，丁善德先生凭着自己的天赋加之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萧友梅校长的重视，并在他的帮助下取得了名师授课的权力，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萧友梅先生因材施教的原则，还在冼星海、聂耳等音乐大家的身上得以体现，萧友梅免费录取了颇有才华而家庭贫困的学生冼星海，且对他极其关照，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歌舞班时，萧友梅先生曾有为他们办一个“特别班”的设想，这些都足以说明萧友梅先生在音乐教育上充分爱惜学生的才能，对学生的关怀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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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立音专”的专业设置和教学体制
国立音专在1929年改为国立音专科学校之后，按学制分为本科师范科，选科班、附设高级中学，高中师范班和实习班等，按专业可分为理论作曲、钢琴、小提琴、声乐、国乐、大提琴等。开设的音乐共同课和文化课有视唱练耳、合唱、乐理、语音和声、音乐欣赏、语文、英浯等，在教学管理上采取（主科、副科、共同必修科、选修科等相结合、学分制与技术升级制相结合的方式，以及鼓励学尘努力学习的奖学金制度。
国立音专在教学体制上，萧友梅先生主张：
认真学习西方科学系统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培养学生。萧友梅先生作为留学日本、德国的第一代中国学生，他对西方音乐文化及对西方音乐教育事业的发达有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又认真地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希望借鉴西方音乐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办好中国音乐教育。
注意保护中国古代音乐之精华充分利用前人的文化遗产，创造能表现代表中国人时代精神、思想感情的音乐。例如，他在国立音专抱病为学生们叙述和探索中国音乐产生，沿袭与变革的《旧乐沿革》；在谈到如何实施复兴国乐的计划时，他提出了“确定国乐的定义，并确定复兴之步骤”到“训练学生对旧乐及民族音乐中收集资料作为创造新国乐的基础，从这些都足以说明萧友梅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高度关注。
重视音乐教育规律，他将专业音乐教育与师范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相结合，鼓励学生走向社会、服务社会。这一点可在国立音专师范音乐教育所占的比例逐步扩大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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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萧友梅先生的成功办学对目前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国立音专”——音乐家成长的摇篮。萧友梅先生在担任国立音乐院和国立音专校长10余年间为中国培养了许多音乐家。如贺绿订、刘雪庵、冼星海、李焕之、周小燕等都是国立音专的音乐人才，这个时期的国立音专，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最为辉煌的岁月。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的推动下，现代音乐教育观念、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已需要适应素质教育发展的要求。我们需要在结合萧友梅先生的教育方针，即甲、消极方面：
打破传统音乐的超然观念；
打破技术万能观念；
废弃作为奢侈品的音乐；
废弃一切个人主义音乐。
乙、积极方面：
提倡服务的音乐；
提倡集团歌唱；
提倡军队乐；
实行音乐到民间去；
实行音乐到军队里去；
音乐人才普遍化；
实用音乐人才巨量产生；
音乐作品合理化；
救亡作品巨量产生；
从服务中建立中国音乐的出路。
齐尔品、萧友梅、黄自等人与贺绿汀（右一）合影1935年2月摄于国立音专
全面推出音乐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从中体现出以音乐审美体验为核心，使学习内容生动有趣，丰富多彩，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音乐实践，更多地发挥学生的音乐体验和创新能力等。同叫，要把音乐课程的价值体现在：
审美体验价值即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让音乐真正成为人们心灵的灵魂，使音乐成为感化人的精神，陶醉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智慧的音乐。
创造性发展价值，即萧友梅先生所提倡的实践活动，通过音乐欣赏去激活学生表现的欲望和创造的冲动，让学生主动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出发自内心的音乐，
社会交往价值，通过齐唱，齐奏，重唱，重奏以及歌舞表演等形式，提高学生共同参与的群体意识和相互尊重的合作精神。
文化传统价值，音乐是人类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学生通过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通过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也有利于拓宽学生的审美视野，增进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于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热爱。
萧友梅先生一生从事音乐教育，为中国音乐教育鞠躬尽瘁的精神已经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融为一体。在条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把“国立音专”办成了当时最辉煌的音乐学府，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结语：萧友梅先生创办“国立音专”的办学模式，取得的成功以及他那些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音乐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做一翻总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