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没说过我是怎么学上的音乐学。
我高一下学期那年，很荣幸被音乐老师选中从理科班换到了艺术班学音乐。对了，我是凭借一首童声嘹亮的“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被老师认定拥有音乐天赋的，总之我是从这个时候才学的音乐。老师告诉我们，他可以教两个专业，任我们选，音乐教育和音乐学。我们自然就问这两个专业有什么区别。老师从音乐的产生一直到我国的音乐专业分类讲了一大堆，我就记住了一句话，“音乐教育出来主要是中小学音乐老师，音乐学出来主要是大学老师……”我毫不犹豫选择了音乐学。
后来报考武汉音乐学院，去跟音乐学系的老师上课，心情忐忑。一位教授笑容可掬地问我语文成绩怎么样，写作水平怎么样，然后说，要有心理准备，搞音乐学以后可是要坐得住冷板凳的哦！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一听到这个词，心情就很糟糕，脑海里马上联想到一个阴暗潮湿的空间里一个面色苍白的男性书呆子形象：他的凳是冷的，他的血是冷的，他的心是冷的，这孙子冻上了……
于是我就很不喜欢“冷板凳”这个词，仿佛它让我所从事的专业听起来很惨。
再一次听到这个词我已经博士一年级了。于润洋先生在演奏厅给全系师生做讲演，告诫我们青年学子“搞音乐学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了冷板凳”……不过，这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已经不会联想到一个阴暗潮湿的空间里一个面色苍白的男性书呆子的形象了。我已经明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这篇文章想说的就是这个。其实大多数人都误解了于先生所说的“冷板凳”的意思，就像我当初误解了那位老师而心生凄凉一样。
于润洋先生是我的师爷，有一年我去拜访过他。电话里于先生非常热心，告诉我怎么走，并特地嘱咐我他家住的很远，让我早点出发。结果，在于先生事先提醒且我已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这个远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那天我先蹬二十多分钟自行车到复兴门，然后从复兴门坐地铁1号线，坐8站地到“四惠”换乘八通线，从八通线再坐5站地到“管庄”，从管庄出地铁再换乘“666”路公交车坐12站地到“乔庄北街”下，然后步行1公里才到……印象中那天我十二点多出发，一路睡了两觉，1号线一觉，公交车一觉，快三点才到于先生所住的名字非常萌的“阳光好东东”小区。所以坐下来第一句话我就问，“您为何住这么远？”于先生的回答我至今都记忆深刻：“……住得远能够少掉很多俗事的干扰，我觉得我的生命还是要搞学术……”深刻到于先生“我觉得”三个字中的沈阳口音我敲键盘的当下都历历在耳。
搞音乐学确实需要坐板凳，读书写字都需要坐板凳。但这个板凳绝不是冷的，音乐学也绝不是天底下一个苦逼地悲催地专业。你琢磨琢磨，于先生连院长都不愿意做，而要一心追求音乐学，这得是一个多有魅力的专业！你可以想象这里有多大的乐趣！！
我就很感恩我能够学习音乐学。
它让我可以接触到古今中外古典流行民族世界，上至帕莱斯特里那，下至《那一夜》的所有音乐。所以我可以拥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音乐口味：既可以在天津同悦兴听鼓曲，也可以在国家大剧院听威尔第；既可以在演奏厅跳非洲舞，也可以在工人体育馆听孙燕姿……在学习音乐学之前，我从未想过我可以接触和品评如此数量和类型的音乐，我乐在其中，并以此为荣。
音乐学的十几年学习，不仅是让我写了几篇论文，学了一些知识，了解了一些真相，更重要的，它教给我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原则，以及积极学习、勇于探索的精神。这些方法、原则和精神，不仅浇灌了我的学术，也惠及了我的生活。尽管我不能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但它确实让我变得更好。
当然，在板凳的问题上，前面这两条还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之所以选择音乐学作为我终身的学习和奋斗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音乐学给了我体面的生活，并让我喜欢上了读书和写字，是音乐学让我发现了我生命中所喜欢和在乎的是什么。所以，搞音乐学从未让我觉得辛苦。尽管常坐板凳，甚至还有颈椎病（严格地来说并不能怪音乐学），但我并不觉得冷。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天底下的事情，只要你喜欢，怎么会觉得苦呢？只要你喜欢，怎么会空虚寂寞冷呢？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冷板凳。事业有冷门热门，但板凳不存在冷热，决定它的温度的，完全是人。你热板凳就热，你冷板凳就冷。如果你并不喜欢音乐学，却又不得不学，你不喜欢它，却又必须要靠它吃饭，那确实挺冷的。何止冷，简直还困。
归根结底，“冷板凳”只是一种带些自我调侃意味的表达。深究一下的话，它甚至还带有一丝中国文化特色。可在这个事情上，我总是更偏爱积极阳光的表达，它让我心里更舒服。比如海顿研究专家兰登，一位国际知名音乐学家，他在回忆录里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只能说自己极其幸运，不论是职业还是私生活。我‘毫无道理’地获得了这些海顿手稿，住进这么漂亮的大房子，和这样的朋友、助手在一起工作……只能说我出生那天吉星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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