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指挥家当中唯一曾师从赫伯特·冯·卡拉扬、小泽征尔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的汤沐海，在他的求学阶段就曾把自己的指挥录像寄给小泽征尔。
当时，小泽征尔和评委会商讨，评委会里有人说他跟小泽征尔很像，从此汤沐海便与另一个优秀的日本指挥学子一起成为了小泽征尔的入室弟子，并互相帮助。
从慕尼黑音乐学院毕业后，参加了那年卡拉扬指挥比赛却未能获奖的汤沐海，破例被卡拉扬邀请在 1983/1984 乐季登台执棒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
作为其个人职业指挥生涯的发端，汤沐海第一次登台指挥就执棒柏林爱乐乐团，所以他在得知受邀的那一刻开始就立志准备半年、闭门谢客，拒绝任何采访。
他去图书馆查阅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第六交响曲》的原谱手稿，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说他是查阅此稿的第一人，至于查作曲家手稿真迹，则是因为舒伯特的总谱里有很多细节在专业人士当中存在诸多争议。
面对无数媒体和观众对于他当时年纪轻轻便指挥柏林爱乐的心情一问，汤沐海表示，其实这就像厨师准备一次宴席一样，功夫、构思都是在事前就都准备好了的，现场演出的那一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所谓心情。
汤沐海在柏林爱乐的登台首秀音乐会，当时除了下半场的舒伯特《第六交响曲》以外，上半场的演出曲目还包括与当时年事已高的传奇法国大提琴大师皮埃尔·富尼埃（Pierre Fournier）合作的法国作曲家爱德华·拉罗《 d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笔者曾听汤沐海口述，排练期间本应该是只有乐队演奏的段落，可富尼埃因为听力不好，所以还在那儿一直拉，然后汤沐海就直接打断了大师，告知他这里属于乐队演奏部分，言下之意是让他停下来。
排练结束后，有柏林爱乐的乐手上前当面告诉汤沐海，像富尼埃这样的老大师，我们都绝对不敢轻易打断他的，你可真是胆子大。
不过，从这个故事里，也切实反映出了当时汤指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作为年轻音乐家的质朴一面。
1985/1986 乐季，汤沐海再度应邀客座指挥柏林爱乐的乐季音乐会，这次他携手一位德国小提琴独奏家带来了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及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神奇的满大人》在内的演出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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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10 月，柏林爱乐乐团在时任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卡拉扬的亲率下首度访华，在北京连演三场，当时负责陪同的是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李德伦。
在卡拉扬的要求下，第三场音乐会从中央乐团临时抽调了 36 名 30 岁左右的壮年乐手一起参演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
演出结束后，卡拉扬被这些中国年轻音乐家的良好素质给深深打动，于是乎便主动邀请李德伦次年访德指挥柏林爱乐。
当时，文化部对于德方直接将演出邀请函转交李德伦本人一事有所不满，认为德方有越界之嫌。
李德伦遂主动将这份演出邀请函上交予上级领导，文化部方面在权衡再三以后，决定派遣上海的指挥黄贻钧顶替李德伦担负这个出访任务。
| 黄贻钧指挥柏林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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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黄贻钧本人，起初表现出的是忧心忡忡，不过在好友李德伦的悉心劝说之下，最终还是打消了顾虑，成行柏林。
1981 年 2 月 1 日，时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黄贻钧在著名的柏林爱乐大厅，聆听了卡拉扬现场指挥柏林爱乐演出的阿诺德·勋伯格《升华之夜》和贝多芬《第七交响曲》。
2 月 3 ~ 5 日，黄贻钧则一连指挥了柏林爱乐的三场音乐会，当时的演出曲目包括了俄国作曲家亚历山大·鲍罗丁的交响诗《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中国作曲家吴祖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琵琶独奏：刘德海），以及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
这是黄贻钧作为中国指挥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获邀登台柏林爱乐大厅执棒柏林爱乐乐团，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关于黄贻钧是如何得到卡拉扬的垂青，则另有一种记载和说法。
这种观点认为，黄贻钧是直接受到了来自卡拉扬本人的邀请，其中并无李德伦参与。
支持这种说法的文献，有来自柏林爱乐的官方材料。因为柏林爱乐所提供的节目单里，在黄贻钧的简历上有一句简要说明：
“黄贻钧指挥柏林爱乐的邀请，是由卡拉扬与乐团 1979 年秋在中国巡演之际发出的。”
黄贻钧的出访是对卡拉扬 1979 年 10 月率领柏林爱乐来我国访问演出的回访。卡拉扬当时指挥柏林爱乐在北京演出了三场音乐会，其中有一套经典曲目，是和我国中央乐团联合演出的，黄贻钧曾专程去北京观摩了该场音乐会。
黄贻钧等人的柏林之行，是于 1981 年 1 月 28 日动身的，次日到达西柏林。西柏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素有古典音乐的传统。
柏林爱乐乐团的所在地拥有一座完美的音乐厅，称作柏林爱乐大厅。这是一座 20 世纪 60 年代建成的新型建筑物，由时任总监卡拉扬一手策划兴建，它的大厅是柏林爱乐乐团进行排练、演出、录音的场所，也是当时西柏林举行各种音乐活动的大本营。
柏林爱乐对第一个受邀前来的中国指挥家给予了热情接待。1 月 30 日下午，也就是黄贻钧等人抵达西柏林后的第二天，东道主卡拉扬就在大厅会见了他们。那天他在大厅录制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交响曲“古典”》等作品的唱片。
黄贻钧、刘德海等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后，由柏林爱乐的副首席，1980 年曾率德意志室内乐团访华的斯特恩先生介绍给卡拉扬认识。在黄贻钧向卡拉扬问好，并感谢了他的盛情邀请后，卡拉扬就拉着黄贻钧的手登上指挥台，介绍黄贻钧和台上乐队见面，同时还热情友好地致了欢迎辞。
两天后，卡拉扬邀请黄贻钧等人在柏林爱乐大厅欣赏了他指挥的音乐会。柏林爱乐演出了勋伯格《月光下的皮埃罗》和贝多芬《第七交响曲》。
西柏林议会主管文化事务的参议员奥博维格博士为欢迎黄贻钧等人来西柏林访问演出而举行了招待会，与会者有西柏林的名流学者音乐家，我驻东德大使馆的文化官员，以及华人华侨留学生等在内的四十余人，颇为隆重。随行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在招待会上客串演出了一曲《雪中森林》。
黄贻钧与柏林爱乐的音乐会，三场演出同为一套曲目，黄贻钧挑选这三首曲目是有他的良苦用心，这一场演出是两个“草原”，外加一个“新大陆”。他想的是带有东方情调的，选欧洲以外的交响乐作品，表现亚洲和美洲，这样会具有代表性。
柏林爱乐也非常重视这次演出，因为对于柏林爱乐来说，像“德九”和《在中亚细亚草原上》这类的曲目，如果不更换指挥的话，完全可以不经过排练而即席演出。
《草原小姐妹》对于柏林爱乐而言虽然是首演，但有一次排练其实也就足够了。然而，主人却特地安排了两次排练。
黄贻钧在专业上十分重视，指挥时是否能适应柏林爱乐这样世界顶级乐团的演奏特点是十分重要的。
乐队进入比指挥的拍点几乎迟了半拍，但进入却是那么有力那么整齐，这种演奏特点的形成非朝夕之功，而是长期合作互相默契的成果。
对指挥来说，如不能从感觉上去适应它就不能得心应手地去指挥。
黄贻钧很快就适应了，乐队也十分尊重指挥，指挥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处理作品。第二次排练“德九”时，黄贻钧按惯例只抽排了几个转换速度的片段而不排全部，几个声部首席却主动提出另外几个片段要求排练，借以熟悉他的处理。
黄贻钧感觉德国音乐家对待艺术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
柏林爱乐有乐队首席四人，三人称第一首席，一人称首席。按惯例，第一首席可以不参加一般音乐会的演出，有时参加也只演出个别重要曲目，极少参加协奏曲的演出。
但在这次的音乐会中，排名第一的第一首席，著名小提琴家施瓦尔贝教授却参加了包括《草原小姐妹》在内的全部曲目的现场演出。
2 月初，黄贻钧在柏林爱乐大厅指挥柏林爱乐进行的三场音乐会，每场都有两千多名听众踊跃欣赏这位中国指挥家的演出，听众的反响热烈。
音乐会最后一个曲目都是“德九”，演完以后，第一场、第二场黄贻钧都是谢幕五次还下不了台；第三场为青年观众演出，谢幕更达六次之多。
第二场演出结束后，有一位德国老人走上舞台祝贺黄贻钧指挥成功，向他献花并附带赠送了一瓶德国葡萄酒，并说自己喜爱收集指挥棒，已收有不少世界各国指挥家的指挥棒，唯独没有中国指挥家的，因此希望黄贻钧送他一根指挥棒。
当黄贻钧在自己使用的指挥棒上签名，而且赠送予这位德国老人后，老人高兴万分，又回赠给黄贻钧几枚德国古钱币的复制品。
对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烈，经理吉特博士事前对刘德海说：
“按惯例，这里的乐季音乐会是不会加演的，但这次要破例，要准备加演。”
刘德海每场都加演了两首小品，并多次谢幕。不少听众在中场休息期间，专程跑到后台来请求签名留念。
第二场演出结束后，副首席斯特恩先生对黄贻钧说：
“我们互相适应了！”
乐团经理吉特博士评价说，第二场演出比第一场好，第三场演出比第二场好。
黄贻钧的感觉是：三场演出乐队演奏都很完美。作为指挥，如果说适应了这样的顶尖乐队的话，那仅仅只是开始。
西柏林报刊赞扬黄贻钧“是当今中国搞西洋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他那简洁的指挥，开始时的提示和指挥的姿态风格独特”。
当年 2 月西柏林《世界报》评论说：“在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台上，也是该团成立九十九年第一次出现一位来自远东的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先生，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他以稳健的指挥技巧和果敢坚定的动作，表现出一位真正音乐家的气概。”
还有评论说，“被十年浩劫摧残殆尽的中国文化正在恢复和发展中，并且把本国独特的风格和西洋风格结合在一起”，“琵琶协奏曲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
黄贻钧的西柏林之行，正如他所说的“未辱使命”，为国家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也在柏林爱乐的历史上留下了相当不寻常的一笔。
在黄贻钧抵达西柏林的当天晚上以及第一场演出结束后，莱伯尼茨协会的负责人和斯特恩先生在餐馆以地道的德国菜飨客，为他们接风和祝贺演出成功。经理吉特博士每场演出前都来休息室按德国传统祝他们“如意”，每场演出结束后都来休息室道贺演出成功。
电台录播了首场演出的实况，电视台记者在琵琶协奏曲排练时也录了像，当天晚上在电视新闻中播放。
莱伯尼茨协会主席阿波略兹先生在评价黄贻钧这次出访是这样说的：
“这次合作的意义很重大，中国跟外界隔绝很久，中国指挥家和独奏家外国人很少知道，通过合作才能互相促进使外国熟悉中国音乐家。中国音乐家应更多参加国际乐坛的实践。”（全文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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