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理主编的《一代名师曹试甘》，是音乐学家钱仁康晚年在病榻上题写书名并关心出版的书，读来令人震撼。该书向我们描绘了北京师范大学名师曹试甘的丰富人生。
曹试甘1911年出生，1926年就读北平市立师范学校。从1932年师范毕业起执教五十年间，曾教过小学、中学、乡村初级师范、中师、师专、高师、幼师等。他不仅教音乐，还教图画、雕塑、手工等课程。仅就音乐来说，他教过声乐（独唱、合唱）、器乐（钢风琴、小提琴、二胡、笙、箫、管、笛等）、音乐教学法（幼儿、小学）、乐理、和声、欣赏、歌曲作法、伴奏编配等。笔者在写《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时也发现类似的人生，可见曹试甘的人生或许是老一辈音乐教育家成长的缩影。20世纪社会的动荡使得师资阅历非常丰富，当下和平时代的师资，从学校到学校，尽管少了些波折，但阅历太单一，以至于即使担任高师音乐教学法教师的知识结构也很单一。对师资的培养要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呼吁要培养“一专多能”“多能一专”“多能多专”式准教师。遗憾的是，至今这个问题仍未解决。高师教师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专业音乐学院“单打”思维几乎无法改变。这已经从人生观的层面上深深影响了学生的从教观。不仅如此，现在高师选聘教师，大多看重国外、博士背景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基层选聘一些阅历丰富的教师呢？至少音乐教学法方面的教师是值得这样考虑的。选聘具有丰富知识结构的教师从教，或许是改变学生知识结构的一个重要方法。此外，我们没有形成尊重前辈的传统，向曹试甘这样的前辈，笔者相信绝不止一个两个，但你很难再看到多少像该书这样的集著。这样的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有谁愿意向这“多能”方面发展并倾心我国普通音乐教育领域发展呢？
作为教师的曹试甘，除了培养万千普通学生外，也不乏有成就的学生，音乐方面的如作曲家李群、钢琴教育家艾碧珈、音乐教育家曹理、音乐家邓昌黎、音乐特级教师章连启等。他最突出的优长就是创造出二十多项音乐教具。如自制律木和律管，甚至最盛时还带每位学生自制一件，以此来辅导学生自己调音，练习掌握标准音的音准，并能应用于视唱及教学。“自制乐器”现在已经被写入音乐新课标。但曹试甘那时就有丰富的实践了。倘若我们有尊重这样的传统并传承的氛围，那今天我们的音乐教育该多好啊！又如他创造“立式风琴”，把琴的键盘竖起来，这样使得坐在教室中的学生能看见键盘，看见教师弹琴时的手型指法，便于集体教学。就连当时的苏联专家参观后都认为，这种教具很具新意，并赞誉：“恐怕这种教具只有中国才有吧！”可惜现在一提音乐教育就奥尔夫、柯达伊、铃木，倘若我们要好好去总结我国像曹试甘这样的前辈的创造，或许会早点涌现出奥尔夫这样的人。再如制作“多头式教杆”，即一支教杆上可分出三个头，指示悬挂键盘中的音程、和弦及挂图，有的还能敲出音程或和弦的声音。现在的音乐教育都强调“以学生为本”，倘若我们真得像这样“为学生着想”，学生还会只“喜欢音乐不喜欢音乐课”吗？一提现在学生不喜欢音乐课就说教材歌曲老了之类的理由，我们真正身体力行为学生着想了吗？
遗憾的是，曹试甘生前基本没有公开发表的成果。他不缺少文章，从该书列举的目录就有几十个，如关于新疆民歌、古琴的研究等；他也有不少音乐作品，书中载有《北师大代校歌》等几十首歌曲；他还有一些音乐教学法的研究心得，有的被总结成“口诀”，如音程歌诀、琴法歌诀、伴奏作法歌诀、指挥法歌诀、小学音乐教学法歌诀等。曹理说她曾在首师大教学时用过，效果很好。此外，书中记载他设计的教学挂图即使今天使用起来也非常有趣。但这些都没法发表，有些可能是因为那时发表的阵地没有今天多。但主要的原因是他本人不追求发表（功利），他是个实干家。我们现在一写音乐教育论文就拿出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或王国维等。其实，王国维说的那些话即使今天又有多少中小学音乐老师读过呢？像曾志忞等上个世纪初的理论文章，至今也没有人考证过是否像学堂乐歌那样是移植日本的。倘若只是移植的成果，真就值得那样歌颂吗？当然，笔者不是想否定他们当年的贡献，主要是想为后来的音乐教育家鸣不平。一方面，我们学术界太偏爱上个世纪初的几个音乐教育家的研究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太偏重理论工作者。有的凭几篇文章就在历史上留有地位。但还有一些像曹试甘这样的实践教育家，把全身心都奉献于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却没有历史地位，这是不公平的。历史应该要关注音乐教育实践家，因为音乐教育的本质就是一项实践活动。
该书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他参与1949年后教材、大纲的编写；他跟作曲家老志诚、王洛宾的交往信息；20余位曹试甘知名学生和他本人回忆1949年前后的音乐教育状况。总之，正如他的学生汤世雄说：曹试甘不愧为“做人与为师的榜样”。
文 | 吴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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