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看似是一份荣耀的职业,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上,乐手和听众的目光共同聚焦于此,他的每个动作和表情都会为音乐营造不同的色彩。常有人说:指挥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偶有乐手调侃:“我们一弓拉20个音,而你只需挥一下,多么不公平!”不可否认,这是相当一部分听众和同事对指挥的印象。
其实,指挥是一项高危职业。他的内在功力与外在气质往往决定其在乐队中的地位。挥得再好,若无足够的情商去驾驭乐队这件大“乐器”,一切将无济于事。所以,指挥要有深厚的音乐修养、足够的人格魅力和知识积淀,在充分尊重、信任乐手的情况下,才能带领大家精诚合作、全心全意地去创造音乐,追求艺术梦想。
小时候读四大名著,最喜欢的就是《西游记》,那光怪陆离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让我爱不释手。取经途中,挫折迷失皆有之,正是历经这千番磨难,才知真经的可贵。从我初次萌生指挥念头,直至18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这一路的艰辛较之西天取经毫不逊色。
13岁,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曾在乐队担任大提琴首席。当时的我们年少轻狂,排练时喧闹混乱,以至于老师不得不用哨子像驯猴似的让我们安静。不久,黄晓同老师的到来,改变了一切。第一次排练,黄先生精彩纷呈的指导、不怒自威的面庞,瞬间令众“猢狲”为之折服。从此,乐团变得秩序井然、突飞猛进,那一刻起,晓同老师成了偶像,我也开始惦记起“指挥”这个行当。
把对先生的崇拜之心埋进心底的同时,我始终认真备课、用心观察。每次排练,都将自己置身于指挥的位置。一旦叫停,总是抢先在心里罗列出乐队的不足,幸而与先生一致,便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得意。如果没有料中,就会暗自沮丧;当然,偶尔听到错误他却没有察觉,就会把自己捧上天。就这样,我不断依此去修炼听觉。后来,有了些感性知识后,我终于按捺不住,手舞足蹈,被同学撞见,总被取笑道,“又想学指挥了?”于是,我就趁着天黑,偷偷溜进还没锁门的排练厅,站在指挥台上独自沉浸在乐思中,黑灯瞎火地对着空气自挥一番过瘾,但这毕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独自暗练终不如名师指引。
此时,想方设法让黄先生知道我的心思,成了头等大事。但他身上大文人的孤傲清高,让人难以接近。终于逮到一起下乡学农的良机,我得以与黄老师同住一处,“机会来了!”是日,阳光明媚,记得他身穿一件草绿色军服,戴着一副墨镜(那年代,只有电影里的坏人戴的),为拉近距离,我就厚着脸皮请求黄先生把墨镜给我戴一下,没想他竟答应。这一戴,顿觉时机成熟。第二天,我拿了一本钢琴协奏曲《黄河》总谱(其实这是早已蓄谋已久的套路),战战兢兢地问道:“黄老师,这总谱怎么读?”哪知先生冷冷地回答:“一行一行读!”吃了闭门羹,但我并没有就此放弃。
黄先生有钓鱼的爱好,劳动之余跑出去垂钓被工宣队发现,因小资情调严重,遭受一番“不点名批评”后心生不悦。我急忙凑上去出主意:“可以把鱼竿改成一节节的,藏在我裤腿里,悄悄带到河边等你们,这样就不会被发现。”黄先生顿时喜笑颜开。大家来到河边,甩钩入河。不一会儿,只听黄先生大叫一声:“坏了,钩子被水草咬住了!这可是捷克钩子,贵着哩!”怎么办?“立功的机会到了!”我摩拳擦掌,自告奋勇下水摸钩。突然,旁边的夏老师提醒道:“这衣裤湿了,回去被发现可怎么得了?”先生四下环顾:“反正没人,光屁股吧。”我丝毫没有犹豫,一脱裤子便下水把鱼钩摸了上来。此番之后,我与黄老师的距离似乎又近了许多。
转眼到了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没有多虑,我坚定地明确了志向——考指挥。记得是陕西乐团的朱少伯老师为我准备《未完成交响曲》。练习良久,我又诚惶诚恐地去找黄老师,他依旧对我的“事业”漫不经心。但可能因为我曾“舍身”为他摸过鱼钩,勉强答应考一下我的听力。他边弹《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边问和声调性,我逐一进行了还算正确的分析,他无奈地说:“耳朵还不错,但年龄太小,学什么指挥!”虽然求教无望,我还是斗胆报考了上音,并如愿踏上了学习指挥的道路,日后的导师便是黄先生。
工作以后,我作为黄先生的助手多次与他一起从事排演、教学工作。常有人称赞黄先生桃李满天下,尤其是有我这样的弟子。每逢此时,他总会煞有介事地点着头回应:“对对对,张国勇小的时候我就看好他的才气。”我笑而不语,他竟忘掉了30年前的往事。
现在看来,无论是年少时自己的“卑微”,还是黄先生的种种“不看好”,都是我人生和事业道路上的必经之路。不懈的努力终究会得到回报。黄先生在我大学乃至之后的指挥生涯中给予我太多的教诲,受益无穷。现在重温初心,写下这一小段经历,难忘师恩的同时,也回忆一下自己的年少时光,与有志成为指挥家的年轻朋友们共勉同享。
学指挥,真不容易!
文 | 张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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