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美育：审美与政治的哲学话语
导读：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写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表达了他希望通过审美教育来塑造性格“完整的人”，用审美自由取到政治自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试图避开政治问题的本质而寄希望于用改造人的精神世界来解决现实问题，这注定只是一个无法到达的“审美乌托邦”。审美教育只是一种“中介形式”，政治的自由根本上还需要经济基础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的变革。
弗里德里希・席勒是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他是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发表的《审美教育书简》本是席勒写给丹麦王子克里斯谦公爵的书信，以此来答谢公爵对他的资助。1793年开始写作，1795年整理出版，并发表于《季节女神》上。而他的1-11和24-27封信是之前给公爵的信件，12-23封信是他转向哲学思辨的成果。他的这些信件都表达了他试图通过审美教育来塑造性格完善的人，用审美自由获取国家的政治自由的主张。
一、政治自由假道审美教育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迅猛发展时期，当时欧洲各界人士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随着政治暴力的急剧升温，席勒开始对法国大革命产生失望甚至厌恶之情。这让他重新思考国家变革与政治自由问题，并且试图从自己关注的艺术美学中寻找改良之法，而《审美教育书简》就是他对审美教育与政治自由探求的丰硕成果。在第二封信中，席勒就表明了自己的主要观点 “这题目同时代需要的密切程度并不亚于同时代趣味的密切程度；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①这些信件其实都是在关注时代变革与政治问题，他认为只有对人们进行审美教育，使人们成为性格“完整的人”，才能使得个人与国家的统一，最后实现国家的进步与政治的自由。
席勒的观点是假道审美来获得政治自由。他认为近代欧洲面临的政治问题其实是国家与个人冲突问题，，当两者无法取得协调的进步与和谐的关系时，就会造成政治的冲突。当国家处在初级阶段时，个人满足于“自然国家”的生存状态，这时候人与国家这个集体是和谐相处的，随着个人慢慢成长起来，他的道德性不被满足，他不再满足于所在的“自然国家”，向往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理想状态”，这就要求把现存的“自然国家”改造为“伦理国家”。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首先，因为近代文明的严密分工机制和强制国家的严格等级制度，近代人成了碎片化的“不完整的人”。同时，现在的国家被下层的粗野和上层的懒散所统治，虽然“自然国家”的基础已经动摇，但是还缺少“道德的可能性”。要改变现在的国家现状，不能指望现在的国家，要建立伦理社会，首先要改造“完整的人”。因为，伦理国家代表了纯粹的、理想的人，只有个人主观特殊的性格与客观纯粹的性格统一起来，使其成为性格“完整的人”，强制国家才能变为理想的伦理国家，“国家与个人才能达到和谐统一。”②
席勒认为近代社会不能靠国家来改变现状，而近代的个人是“不完整的人”，这就只能寻求其他的途径来改造“完整的人”，“必须找到一种国家不能给予的工具，必须打开尽管政治腐败不堪但仍能保持纯洁的泉源”③，这样的工具要具备超越时代，不受时代的腐败所玷污的特质，而只有艺术具有这样的特质，因此他认为改造”完整的人“只有依靠”审美教育“来实现。
二、审美教育培养“完整的人”
席勒认为，通过审美可以改造性格“完整的人”。首先，从个人的内在机制来分析，每个个人的身上具有两种看似对立的天性”，一种是“感性形式”，一种是“理性形式”，而这两种对立的天性在我们作用于外界时变成了一对对立的推动力，一种是“感性冲动”，一种是“理性冲动”。席勒认为，“文明”可以把两者统一起来，这时个人就达到了一种自由状态，“人就会兼具最丰满的存在和最高度的独立自由”。而这种状态就是理想的“审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身上会被唤起一种新的冲动，即“游戏冲动”，它是两个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集合体，是实在与形式，受动与自由，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人在“游戏冲动”的状态下获得了人性的“完整”。
在“游戏冲动”状态，人面对的对象是“活的形象”，即生活与形象的统一体，也就是指“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④，或者说一切审美的现实体验。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审美体验时：我们能够“均衡地主宰我们的承受力和主动力，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同时转向严肃与游戏，转向静止和运动，转向抽象思维和关照”。⑤这说明我们面对的是真正的美的艺术，是“活的形象”。在“游戏冲动”状态中，审美状态把个人从感性引向理性，是人从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的唯一途径。。“达到了一种结合两种矛盾结果的中间状态，使激烈的紧张情绪下降为缓和的和谐心境，并且很容易使一种状态交替地转化为另一种状态，那么它立即就不会继续处在动物的状态之中，倒会进行精细的理智活动。”⑥
所以审美状态是一种中间状态，审美把人从感性被动的状态转变成思维与意志的主动状态，使我们成为理性的人，成为性格“完整的人”。也就是说：通过审美教育可以把粗野懒散的人变成理性和道德的人，从而实现理想状态的“伦理国家”。席勒试着去证明感性与理性在审美活动中能够统一起来，他“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了这种统一和和解”。⑦
三、席勒美育：审美乌托邦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为我们描绘了一条通向政治自由的光明大道，即通过审美教育来改造性格“完整的人”，以审美自由取道政治自由。他试图避开政治问题的本质和近代政治危机的根源，而寄希望于用改造人的精神世界来解决现实问题，这注定只是一个无法到达的“审美乌托邦”。
首先，席勒所说的人类的理想状态是与强制国家相对的 “伦理国家”，这个伦理国家只是观念中的，是通过理性设想的，并没有一个具体阐释，这个“乌托邦“不免显得飘渺恍惚。其次，席勒对当时政治现状的认识与分析很准确，但他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上走向了形而上学的迷途。他认为近代国家无法改变社会现状，因此要依靠个人性格的完整性来实现。但是“理论的修养应带来实践的修养，实践的修养又是理论修养的条件，”⑧个人是国家中的个人，国家是个人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性格的高尚化无法撇开人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来谈，性格的完整性与也不能回避社会现状。席勒“避开社会实践而把人的精神世界看作独立的世界来说，他的美学观点仍然是形而上学的。”⑨这也代表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群虽对欧洲现实的深为厌恶，但不敢直面现实，规避现实利害，去艺术世界里寻找一种幻想的审美乌托邦来求得心灵的慰藉的心理。
每一个个人性格的“完整性”使得国民大众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因此才能推动政治自由的发展。所以席勒关注的是“民族的集体生活语境”，使得审美状态中人们得与交往、建立同感和团结。这时审美是因为具有“公共特征”而得以发生作用。以戏剧这种艺术形式为例，人们走进剧院接受审美体验，而剧院是一种“公用的渠道，智慧的光芒从善于思考的部分人之中照进剧院，并以柔和的光线从这里照彻整个国家。”这也说明了“审美状态”只是一种“中介形式”，“这种状态本身对我们的见解或者意向不起什么决定作用，因而对我们的智力的和道德的价值也丝毫没有影响”。并且，最后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达到无限自由的状态，成为了“完整的人”。因此，审美教育只是一种途径，或者说一种辅助措施，仅仅依靠对精神的改造注定只是一个美学的美好愿景，政治的自由根本上还需要经济基础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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