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年是武德九年，这一年的6月4日，李世民夺得了权力，8月份李世民当了皇帝，就开始了唐太宗的时代，并627年改年号叫“贞观”。贞观的最后一年是649年，贞观一共是23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唐太宗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历史上高度评价这个成就，称为“贞观之治”。具体有哪些成就？我们大概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李世民
从政治方面说，唐太宗的一班君臣建立了君主时代高度的政治文明。我们通常不大讲政治文明，但是政治最需要文明。政治的文明程度实际上是人类整体进步的一部分，如果政治不文明，其他部分的文明就很受影响。所以无论在什么时代，都需要政治的文明。在君主体制下也有政治文明，比如我们讲到隋炀帝，我们会讲到这是权力的野蛮，所以他的教训是很深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朝廷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因为政治带来的不文明、权力的野蛮性导致的是社会整体的破坏。古代史上，撑得起政治文明的时候不是很多，所以贞观时候，称得上是政治文明的光辉典范。
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期社会和谐建设的典范时期。在唐朝以前，中国人普遍认为治理的最好的时期是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时期，但是这属于传说时期，很多事是不确切的。唐朝以后，中国人就认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贞观时期。
当年描绘尧舜禹时期有两句话，叫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说明当时的社会治安好，社会和谐，后来说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是这么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种虽然是文学性的描述，略有夸张，但是根据也是比较充足的。和谐成为目标，就说明我们还有和谐的问题存在，古今的社会和谐是有一致性的，就是所谓的和谐问题，就是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国家和百姓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好就是和谐。我们今天仍然把和谐问题当做目标，那事实上就是承认了现在还存在和谐的问题。那么古典社会的和谐能不能为我们提供参考价值呢？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古典时期也有国家和百姓的问题，也有社会和谐问题，我们今天应该超越过去，过去有哪些经验，我们应该引起注意。
在唐太宗一班君臣的带领下，中国赢得了非常崇高的国际地位。国际地位很重要，因为只要有国际关系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对立就难免不发生，这在古今都一样。唐朝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是非常高的，在中国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中国的地位是最高的。
有一个具体的证据，唐朝的皇帝除了是中国的皇帝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天可汗”。可汗是北方民族政权政治首脑的称呼，“天可汗”就是天下共同的可汗，是天下共主的意思。而这个称号，是西北各国国君在贞观四年630年共同给皇帝上的尊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号问题，这实际上是大家愿意在唐朝的皇帝领导下各国国君表示臣服的意思。日本的历史学家认为，天可汗是一项国际制度，是当时国际关系的一个准则，是超越国家的。联想一下当下，美国自称是当今世界的领导人，然而谁选的它呢？有一项制度选择它当领导吗？并没有，最多是一个自然状况，美国确实起到了领导作用，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并没有一项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天可汗不是这样，天可汗是一项国际准则，大家封唐太宗为天可汗，愿意接受天可汗的领导。唐朝的皇帝世世代代都继承了这个称号，而且也负起了天可汗的责任。
比如，唐朝时，我们东临的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这三个国家自南北朝以来就一直战争，没有消停过，基本上是高句丽和百济联合攻打新罗，可是三个国家都向中国称臣。天可汗派人去劝和，但是三个国家不听，那只好发动战争。那么这可以说是唐太宗唯一没有打胜仗的一次，直到唐高宗时候，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唐高宗时条件更加充足，他派兵先消灭了百济，百济的残余势力退到了山上，并联合了日本人形成一条战线，与中国和新罗组成的一条战线抗衡。日本战队乘坐了三百条战舰渡江，中国和新罗军队以逸待劳，一举全歼了日本军队，百济正式灭亡。第二年，唐高宗又派兵去攻打了高句丽，攻下了平壤，这样高句丽消灭了。朝鲜半岛三个国家灭掉两个，只剩下新罗，唐高宗将百济和高句丽的领土交给新罗，然后撤兵，如此朝鲜半岛三国统一。所以这是中国人帮忙促成的统一，如果没有中国人，新罗根本没戏。这都是天可汗的职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树立起来了。现有政治的文明，再有社会的建设，再有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三者的顺序不应该颠倒，一定是自身强大以后才自然而然的产生更大的影响。唐朝时候，各方面实力达到顶峰，所以国际地位自然而然就树立起来了。
贞观时期的制度建设为唐朝三百年的基业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其影响不仅限于这24年，也在整个唐朝的三百年。与现代史学研究不同，制度的建设及研究在古代是十分被重视的。唐朝的版图比现在并没有少多少，但是唐朝时期技术相对十分落后，在那样的条件下，统治这么大一个疆域三百年，靠的就是制度先进。
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制度便领先于世界。在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衡量国家制度的优劣办法，我们评价这个国家制度怎么样，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国家的开放度。社会的开放性不只指人员的空间流动，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阶层的流动。事实上，阶层越多，等级越森严，越会妨碍社会流动。在欧洲的历史上长期是贵族制度或者贵族社会，一直持续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贵族社会的特点，就是社会等级性强，人的身份性强，同是贵族内部，还有公爵伯子男的等级差别；另外，贵族这个阶层拥有特别多的垄断权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上都是垄断的，早期国家间的战争差不多都是贵族之间的战争。所以在欧洲的历史上，这个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社会的流动性是非常差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贵族社会，就是夏商周时代。但是经过春秋战国的变革，完全靠内部的进步力量，最后在中国内部消灭了贵族制。秦汉以后，中国的帝国体制就是建立在平民社会的基础之上，贵族社会不存在了，贵族社会一系列的问题也不存在了，所以中国社会缺少了等级性及贵族社会带来的封闭性，中国社会的开放度空前增长。国家的变化非常之大，因为在贵族的社会背景下，国家的制度就要以这个背景设计，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贵族来进行。那没有了贵族，国家的一切不得不向社会开放，官员要流动，后备官员从社会上来。所以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理论指导，中国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官僚制度。
秦朝很短暂，汉朝初期主要靠军功为官，两代以后，特别是到武帝时候，官僚全面铺开，开启新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察举制，即从基层社会选拔官员。汉武帝时，这个制度执行的很严厉，比如以郡为单位，每个郡必须按照人口比例推举后备官员，如果没有推举属于抗旨。推举的前提是被推举人有文化，会读书。有的地方真的很难推荐，所以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公孙弘，他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公孙弘是山东人，有些文化，他早年在政府里做过小吏，后来被辞退回乡，在乡里放猪一直放猪放到四十岁，此才决定读书。他虽然起步很晚，但是很努力，学问有成之时，已经六十岁了。正好赶上了武帝察举，他被推举了上去，再经过考试，最后当上了博士官，后来因与朝廷对匈奴的意见不合，辞官回家教书，没想到后来又被推举出去，直到七十岁当上了宰相。
公孙弘就是平民社会没有立过军功的首任宰相。历史上像公孙弘这样的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人后来比比皆是。这说明中国是个平民社会，只要你会读书，有文化，你就有可能进入仕途。这在当时的其他国家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情形。
在隋唐时期，日本几乎是全面学习中国的制度。根据日本学者的总结，日本有四个重要方面向中国进行了学习。第一方面，文字。日本原来没文字，后来学习了汉字就使用汉字，日本早期的历史记录和所有的文字记录都是用汉字完成的，至于后来在日本民间出现的用片假名、平假名书写的日文，那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在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到明治维新的时候，知识界的主要力量都是用汉字的，能不能用汉字，这在日本那个时代是反映水平高不高的一个标志。当然日文是在公元九世纪出现的，也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五代十国这个时代，后来逐渐在民间发展，最后才变成国家的文字，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知道日本文字中有大量的汉字，这个在日文中叫“当用汉字”，约一千八百五十个，日文还需要汉文来表达某些含义的。所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在文字方面很重要。
第二方面，向中国学习了官僚制度。隋唐时候的官制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中已经几乎看不到任何印象，但是在日本，还用“省”来称呼中央机构，比如大藏省、文部省，这是隋唐时候的传统，日本一直保留了。
第三个方面，日本向中国学习了儒家思想。日本把儒家思想叫做儒教，而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又做的比较好，所以日本的这个概念对西方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现在西方说到中国文化的时候，也喜欢用儒教这个概念。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想系统，它的价值是不用言说的，五四以后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把儒家批判的很厉害，但是从古代的历史角度讲，儒家思想代表着古代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套理论系统，是一套价值观念，它指导着人们和国家的行为和方向，儒家是形成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论来源。对中国如此，对日本也是如此，对一个国家来讲，那是飞跃性的发展，正是因为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儒家的这套思想体系，所以他的很多作为就按照中国的做法去做。第四个方面，从中国吸收了大乘佛教，解决了社会信仰问题。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主要方面都被日本学习到了，日本因此从进入了一个文明时期。
但是有一点日本是没有学习的，那就是科举考试。这一点在五四以后的某些中国人看来，觉得日本人真是有先见之明，很早就发现了科举制的坏处，能够扼杀人才，所以他不学。而事实上是因为日本没法学习科举考试，科举制是建立在平民社会的基础上，可是日本是贵族社会，那些贵族成员到大名的政府当官不用考试，那是他们自身的自然的权利。
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大，就是因为中国不是贵族社会。中国的这个传统到现在还有，比如中国人佩服的不是富二代，而是白手起家的人。中国人重视教育，就是因为有几千年的传统，如果要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搞好教育，只有你有文化，你才能出人头地。外国人不懂中国科举制的一点，比如从唐高宗一直到1905年的考试，都要写诗，那么当官跟写诗有什么关系呢？我的观点是这样，要求官员有一定文化，只掌握地方文化是不够的，还要掌握公共文化，就是官府的文化，除了文字系统、经典系统，还有官话，即普通话。当官的人必须懂官话。而写诗是规定韵脚的，即官韵，有的人普通话不好，诗写好了，押的韵是自己方言的韵，所以写诗考察的是官话的问题。所以中国用文字克服了方言，才建立了文化大一统的系统。
总之，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形成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的是在没有贵族的条件下形成的。近代化， 我们确实向西方社会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别忘了，近代化的过程中，西方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社会结构的改变，他取消了贵族，取消了等级，他的社会结构进入了近代社会，这个近代社会，就是中国这样的社会。所以在很多制度上，中国的确借鉴了西方，但是在社会结构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是西方向中国靠拢。中国的考试制度和考试制度之上的公务员体系的建立虽然是从欧洲完成的，但是最初的灵感来源于中国。因此近代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大家共同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唐朝贞观之治在制度上比汉朝更进一步，更精细化了，甚至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贞观之治这是既往的故事，对我们来讲，贞观之治的经验对我们哪些方面是有用的呢？我们下面来讨论。
孟宪实 孟宪实，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著有《敦煌百年》、《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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