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终结，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终结，都会对此有所推进。”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因暴力活动早夭者占总人口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自17、18世纪以来，这一比值更是急剧下降——这两个世纪是属于启蒙运动的世纪。人们引用了各种数据来解释它。
根据某些人的估算，1250年时，100人中有1个是谋杀的受害者；而到了16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1/300；到了1950年，则是1/3000。
但请各位注意，这些是凶杀方面的数据，而非战死者方面的，这一变化更该被归功于治理手段的进步、教育的普及以及经济方面的繁荣，而不太应该被归功于人类本性的改变。
不过战死者占人口的百分比也在急剧下降，人们注意到，这一比例不仅仅是从中世纪开始下降的，而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都呈现下降趋势。
这是不是莫里斯所认为的，战争的一种有利影响？
这问题可不像莫里斯宣称的那样好回答。
自中世纪以来，战争的数量也在下降，但杀伤力却在急剧增强。因此，尽管世界人口在迅速增长，而战死者的占比也在下降，但战死者的绝对数量却已大大增加。
对过去四百年间战死者的一个统计数据告诉我们，16世纪时，大国之间有22场战争，17世纪有11场，18世纪有8场，19世纪有5场，20世纪有6场。
战争的数量为何会下降？
一个标准而又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它的成本在上升，破坏力也在上升。
16世纪至今，常备军的花销和火力都在提升，这抑制了人们发动战争的冲动。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20世纪战争的死亡数字，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应该是令人震惊的。
同时也会抹去战死者占人口比重下降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感。
这些战争的死亡数字必须包括平民的死亡数字，以及与战争状态相关的一切死亡。
近代战争使得每个人都被推上了“前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估计为2000万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4000万到8500万人死亡，其几何平均值为5800万人。
另外我们还要加上其他一些战争和内战——至少有2000万人因为这些战争而死亡。
总体而言，在20世纪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纪中，保守估计有1亿人因为战争而死。
而自有记录的历史开始以来，总共有大约5亿人因为战争而死。这使得20世纪战争的死亡总人数几乎占到历史上所有战死人数的20%。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它使莫里斯的论点，以及平克等人对人类进步方面的乐观态度变得不那么可靠。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死亡，但请各位不要忘记，现代战争的破坏力变得更强，会破坏那些对人们至关重要的东西——房屋、工作地点、文化设施、基础设施、农田和农作物等都会遭殃。
中世纪狂热的十字军战士们可能会在所经之处破坏城镇和农场，但他们的破坏范围比今日的一个配备导弹的轰炸机—战斗机中队要小多了。
因此，战争的后果，诸如杀人、摧毁其重要财产等，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恶化了。即使战斗平息，战争的后果仍不会消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4000万欧洲人沦为了难民。
2012年初开始的叙利亚内战仍在继续，但1200万叙利亚人已成为难民。
任何一场战争都会让一些人背井离乡，就算大部分人在和平来临之后能回归故土，但还是有很多人回不来。
在我写到这里时，联合国难民署(UNHCR)还在忙着帮助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冲突留下来的那50多万难民。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哥伦比亚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了五十多年的冲突， 400万人流离失所占到该国总人口的10%。
从这些方面看，战争大大地延长了问题存在的时间，给新的冲突留下了伏笔。
巴以冲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战争还会给人带来创伤。过去一百年间，由于各种武器造成了更多明显的影响，战争对战斗和非战斗人员造成的影响这一问题被更多的人所研究，人们也对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越是接近今天，发达国家部队中的士兵所遭遇到的战争创伤就越清晰、越常见，这是因为护甲的进步，战场上的医疗条件也在改善，所以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得以保全性命。
在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症、外伤性脑损伤的研究中，精神疾病和认知受损问题被看作两个“无形的伤口＂。
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般被看作对创伤的反应；重度抑郁症被看作对失去某物的反应，比如说对战友过世的反应；而外伤性脑损伤则被看作受到爆炸袭击，或者在头部和头盔遭到冲击性撞击后引发的疾病。
尽管拳击、美式橄榄球、足球、英式橄榄球，甚至连板球和棒球，都可以导致外伤性脑损伤的发生，但一颗子弹或一片弹片击中头盔，或者接近爆炸区域，无疑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由于朋友、亲人或家人逝去而产生的抑郁，是一种常见而普遍的现象，但这样并不会让这种感觉更容易忍受。
因此，在和那些由非战争因素引发的疾病作对比时，由战争引发的那些疾病，就很容易被人理解了。
所以当我们问到战争的影响时，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
它那些所谓的积极影响——促使技术和社会进步、被压迫人群的解放、腐朽政权的垮台——是否能抵消建筑、城市和文化产物的毁灭，以及人类遭受的苦难（这点更重要）等负面影响？
有时候积极影响是否会比这还有效？
在某些时候，它们是否能证明战争的正当性？
我们可以就“战争”这个一般概念提出这个问题，也可以就某场具体的战争提出这个问题。
在对具体的某场战争提出这个问题时，可以回首历史上做出的决定，思考是否应该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们也可以着眼于未来。
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战争本身提出问题：战争究竟是什么，到底是好是坏，战争到底有没有得到过正当化？
影片《西线无战事》中，德国学生保罗·鲍曼及他的同学们受到老师的爱国主义鼓动，纷纷投笔从戎
某位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有着一流作家的敏锐的观察力及思想家的机警思维的人，在很久之前已经给出了一种答案：
“当这样的事情成为可能时，一切能说、写、做的事情都是无意义的。几千年的文化都无法阻止血流成河，这种残酷就存在于他们百年千年的历史中，那一切肯定都是谎言，也都毫不重要了。医院里的惨状，就足够让人明白战争是怎么一回事。”
这段话引自《西线无战事》，作者是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
有没有一条通往答案的、更具前途的道路？
也许使用间接手段会更好：通过寻求和平的原因，从而了解战争的来源。
仅从帝国内部的和平角度来看，我们能从罗马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中学到些什么呢？
犬儒主义者至少在后一种情况下会说，帝国镇压了反对派。而且他们会注意到，这些帝国的边境地区可完全算不上和平。
一个更乐观的答案可以从1945年后欧洲的大规模和平中推断出来，此时欧洲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和平成为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也是在所有这些和平的案例中，起作用的因素似乎都是相互依存和互惠共利。
而在另一方面，战争因素包括了各国间的熟悉程度和可能存在的煽动性因素，还包括民主主义、理念差异、经济与领土竞争，以及存在疑心等。
通过采取密尔五法人们或许能把后面这些因素视为“战争的起因”，当发现它们确实是战争的起因时也不会感到惊讶。
假如这种思维方式正确，则会有种着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成果，那就是：经济上故意创造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政治上的相互联系，是针对战争的一剂良药。
这反过来表明，战争的起因存在于政治关系的结构中。
这是个社会问题，来自政治和社会组织中；也来自各种利益的创立中，某个特定组织对这些利益有着自我认同感；这些利益同样也受到另一个组织的类似利益的挑战。
人们会发现，当对话和外交手段失败、一切困难都难以解决时，国家的出现是如何让利益冲突演变为战争的。
因此，要解决战争这一人类问题，需要进行一体化，在各国间建立切实而互惠的联系，消除各国间的利益分歧。
在我看来，民族国家的终结，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终结，都会对此有所推进。
就在我写下这番话的时候，我才刚从萨格勒布回来，在萨格勒布时，招待我的是一位律师，他说克罗地亚人曾拒绝被奥匈帝国吞并，而当奥匈帝国解体的时候，他们又因为再也无法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感到遗憾。
人们都熟悉这种常常循环的情感，以及它在历史条件下的一切含义。
阜姆的海港（今克罗地亚城市里耶卡），出自“奥匈帝国的风光”影集
文化中那些造就了伟大进步的东西——比如说工程学、文学、教育和培训、社会结构、法律、科技等事物——也造就了战争。
更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文明能像消灭小儿麻痹症一样消灭战争，只要它能贯彻这一意志，使用合适手段。但这会涉及合作，会非常艰难。
20世纪中，人类至少尝试过两次，都遭受了严重失败（如国联以及现在的联合国），但人们必须合作起来。
“必须”一词都难以描述其急迫性。我们这个世界之中，各国都配备了毁灭性武器，足以摧毁身为战争之母的文明，所以合作绝对是必要的，因为这关乎世界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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