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马勒
（Gustav Mahler，1860年7月7日—1911年5月18日）
文 | 莫敏妮
“不，交响乐必须与整个世界一样。它必须涵盖万物。”这是马勒与西贝柳斯的对话，针对有关交响乐形式的有机“逻辑”的看法。西贝柳斯的传记作家卡尔·艾克曼的记载使得这段话传世不朽。伟大的交响乐所试图把握的是美与崇高的统一。在马勒之前，贝多芬做到了极致。马勒，他无法逾越贝多芬这座高山，只能继承发展、开疆拓土或另辟蹊径，缔造他自己的交响王国。
我们了解马勒，除了聆听他的作品，还有是通过阿尔玛的笔记，尽管她的回忆录有些拔高，有些夸张，甚至故意截取，但马勒与他作品中那宏伟的气势和悲怆的情感却呼之欲出。音乐是人类的情感和灵魂，能映射内心深处极其幽微烛照所不能及的地方，有最深的孤独，最远的想象。马勒的作品上承浪漫主义，下启现代主义，对时代生活以及人类本质问题的宏大深刻呈现，在这种高度的艺术创造性呈现中，其深厚的人性内涵具有的永久价值。马勒在他那个时代，他的指挥身份比他的作品更有名，他也是现代音乐会演出模式的缔造者。
阿诺德·勋伯格的油画《古斯塔夫·马勒之墓》（1911）
19世纪，艺术领域开始被描述得与众不同，那就是对艺术家的膜拜。博物馆和歌剧院无疑就是19世纪对艺术家加以赞颂美化的文化标识。因为这些优雅之地成了宗教体验之所，被看作是艺术女神缪斯栖身之所。艺术家开始被特别看待和议论，他们比生活更高大。马勒作为音乐天才，他必定藐视一切束缚，削平一切藩篱，试图创造新的宗教神话。然而，现实却制造很多麻烦于他。
早期三部曲
《第一交响曲》
马勒强调，这部交响曲是以自己的情感生活为前提，由一次炽热的爱情引发而来。青年马勒有“花花公子”之美名，也许是对手或攻击嘲笑他的人之所言，但马勒直到四十二岁才结婚，一定有过浪漫情史。他挺帅的，你能看出他面部的犹太人特征吗？至于交响曲表现的是什么，无疑与青春风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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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交响曲》（复活）
马勒第二交响曲第四乐章“曙光初现”歌词，根据《少年魔号》而改编：“噢，小红玫瑰，人类在很大的困境中，人类在很大的痛苦中。我宁可选择在天堂生活，我行至宽阔的路径，有天使前来，企图送我回去。啊，不，我不愿被送回去。”
马勒交响曲中的声乐，风格接近瓦格纳，而不是理查·施特劳斯所赞美的意大利美声。马勒在歌剧院担任指挥，就试图以根植于瓦格纳戏剧改革中无情的德意志理想主义的名义将一些庸俗表演和歌唱清扫。为此，他受到抨击和粗暴的反犹主义腔调攻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马勒隐秘病痛的恶化，他那紧张情绪无疑来自歌剧院的工作。当那声势浩大，动用了“天国军团”一般的合唱队的终乐章第一次预演之后，马勒说：“我过去从来没能获得如此壮观的声势和力量。”事实上，对声效的完美追求，让他曾冒着雨雪霏霏，长途跋涉去齐兰多夫的铸造厂寻找合适的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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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交响曲》（夏日清晨的梦）
这部作品里有爱情、儿童、动物与行进中的乐手这些意象。随着马勒在1896年夏天逐渐完成庞大的第一乐章，他开始欣赏并珍视其中暗含的传统交响乐形式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在《第三交响曲》中似乎产生了相似的效果。他发现，莫扎特与贝多芬的作品是建立在同样的架构、同样的基础上的，但后者的规模更加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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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五部曲
《第四交响曲》
《第四交响曲》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作品，运用《少年魔号》那样的诙谐曲风格。我们在这部“童话式交响乐”中似乎听到马勒故乡伊格劳冬天的雪橇铃铛声、童话故事、吉普赛手摇风琴师的琴声，看见马勒母亲的微笑，还有那巧稚一笑的小天使。在寂静的夜晚听马勒第四交响曲，尤其记得一位指挥的话：“听马勒的《第四交响曲》吧，它是人类情绪、思维和理想的纯概念和精神化表达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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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交响曲》
欢快的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1至1902年，拥有至美的小柔板乐章。遥想马勒当年，阿尔玛初嫁了，雄姿英发。马勒曾经对友人说，把第五交响曲的慢板乐章作为“爱情宣言”送给他的小娇妻阿尔玛。1902年3月一个下雨的早晨，马勒与阿尔玛在卡尔教堂那装饰华丽、余音缭绕的大厅中结婚，他们是奉女闪婚。由于有意对外界公布了虚假的时间，教堂几乎空无一人。第二天，他们即远赴俄罗斯度蜜月，马勒顺便安排了一些在圣彼得堡的指挥工作。但是，很难想象，在相对明亮欢快的第五交响曲中，第一乐章就出现了升C小调的葬礼进行曲，他到底为那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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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交响曲》
有紧张的对立关系的第六交响曲似乎在无提纲的、传统的交响乐格式上展开了一场强大有力的对话。在其中各种极端对立面，诸如宗教与世俗、梦想与梦魇之间紧张的关系似乎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天堂与地狱那混沌无序、黑暗的一面，就像约翰·弥尔顿以诗歌形式写成的《失乐园》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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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交响曲》（夜之歌）
1905年，创作上处于窘境的马勒，不经意地从船桨的声音中得到了《第七交响曲》的灵感。当时，他刚从阿尔卑斯山旅行归来，正乘船到维尔特湖对岸。我们听马勒“最棘手”的这首“夜之歌”，尤其中间三乐章，与东方之夜的纯美绝然不同，呈现的是德奥夜色的神秘，那是西方浪漫主义者偏爱的一个意象，是梦，是爱，是超越人的理解能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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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交响曲》
有“千人交响”之称的《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于1910年9月首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中，马勒个人生活中的事件以及更广阔的欧洲文化发展背景赋予了这部作品不同寻常的意义。马勒是否借用了古老的天主教圣歌的歌词“来吧，造物的精灵”作为某种内心的祈祷或咒语？此处圣歌中对救赎苍生的“三位一体”热情召唤，从本质上是超越宗教教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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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三部曲
《大地之歌》
《大地之歌》作为交响性套曲，把乌托邦式的田园生活赋予历史意义，在马勒的文化中，这本来应该是最高理想。似乎是音乐本身在告别它所象征的一切事物，却同时获得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马勒认为对回忆中的“幸福”的定义就在于它一去不复返。马勒在《大地之歌》中所探讨的存在危机，除了爱女的夭折以及伴随而来的人生苦短感觉之外，必定还有其他个人的因素。马勒在“送别”中提到的“朋友”如果不是阿尔玛的话，又是谁？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曾多次在钢琴上为阿尔玛弹奏这部乐曲的片段。听《大地之歌》女中音，那种罕见的愁绪铺天盖地涌来，的确很奇妙。东方主义，在马勒此前的作品从未有过。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可能象征了马勒本人逐渐显露的犹太人特性。无论是诗句还是音乐中，光明的意象都产生自另外一个黑暗与绝望的意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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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交响曲》
《第九交响曲》结尾处的慢板手稿，在其最后两页上的注释——“美，爱情”和“永别了，永别了，世界！”，证实了对马勒晚期音乐有这样的一种解读：它们既是抒情的挽歌，即对逝去事物的象征性再现，同时又是对音乐与存在两个范畴所产生的不可调和性所发出的一声痛苦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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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交响曲》（未完成）
作于1910年至1911年，是马勒最后的未完成作品。“啊，消逝的青年时代！啊，被磨灭的爱情！”作为最后两首交响曲中的注释，不能不让人想到，他与阿尔玛之间浪漫的爱情已不复存在，音乐如作家的文字，很多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终乐章运用了捂住的鼓声，源于1908年马勒与阿尔玛在美国的短暂旅途，在酒店听到外面葬礼游行，他从窗口探头观看，然后“泪流满面”，灵感由此而来。这一场景中戏剧化的悲怆情感必然因他本人的失落而变得更加强烈。马勒这样的经历，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那些乡镇的葬礼游街，那些穿过田埂的送葬人群，不就有奏起一些哀乐以及唱起哀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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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尔玛在马勒生命中的地位理解之一是，她把马勒从其19世纪的过去解放出来，使他转而面向一个光辉的20世纪的未来。持这种观点的，是分离派艺术家以及青年维也纳派的作家、诗人们。他们是青春艺术风格的实践者和原始的先锋派艺术家，他们往往以露骨的感官，情色的表现而使人震惊。阿尔玛自幼受维也纳艺术圈所陶冶，她的父母、继父以及众多追求者，几乎都是艺术家。人们常说，阿尔玛的感情故事，就是一部维也纳艺术史。
阿尔玛，她的美，可以唤起不同的意象。当然，阿尔玛个性如此之强的个人，必须要求她的配偶付出自我克制与妥协的代价。阿尔玛在她疗养期间认识了年轻英俊的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他们坠入了情网。显然，知道阿尔玛的婚外情后，男人的尊严让马勒倍受痛苦的打击，那种隔绝、哀伤的情绪让马勒经常在创作中无言垂泪，甚至奄奄一息躺在地板上。但他仍然编织起拯救爱情之梦，希望挽回阿尔玛的心。多少次，他幻想与他的新娘站在城堡的窗户前，俯视全城的乐队在阳光明媚、人潮涌动的广场上同时演奏。他不能没有阿尔玛，他乞求的诗句如此诚挚:
我的生命在闺房中与你融为一体。
每一个音符都献给你！我感到如此狂热地激动，就像我再次坐在你的床边一样，就像在那些愉悦的旧时光中，我向你讲述这一切！啊，爱一个人是多么美好！但我现在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痛苦丧失了它的力量，死亡也丢掉了它的荆棘！特里斯坦唱得多么正确：“我是永生的，特里斯坦的爱情怎么能够消亡？
夫妻之间的问题很隐秘，没有对错，外人也无从知道真正的秘密。流传下来的，是他不得不求助于当时著名的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如果的确如同弗洛伊德解构说的那样，马勒家庭矛盾的根源在于他在性的方面过于迟钝。这验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他们的问题是一个共同的悲剧，双方都并非无可指责。但是，作为后人，觉得弗洛伊德把什么问题都与性方面联系起来阐释，这显然不是绝对准确的。阿尔玛与建筑师之间情感炽热的情书在马勒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始终没有间断，真相真的很残酷。格罗皮乌斯成了阿尔玛第二任丈夫。这位建筑师后来去了哈佛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学生包括贝聿铭。当然，不久之后，阿尔玛又有了第三任丈夫。
阿尔玛/格罗皮乌斯
“艺术”与“天才”如何得以调和？马勒与他的交响曲以及他那风华绝代的妻子阿尔玛，都是爱乐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死亡阴影笼罩马勒一生，在他的作品中萦绕，他的作品有时真不忍卒听。但他的音乐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神话，它不断地扩展和成长，就像不断扩大的宇宙。你若不能听他的音乐，就不能面对像表达生命一样的音乐问题。关于他的《亡儿之歌》还能说什么呢，亡儿之殇，只记得人们常说的，那些死于花样年华的人都说是被神偏爱，而不是被生活偏爱的。惟有深刻了解死亡，生命的可贵才能彰显。马勒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写交响乐，但他的一些其他作品也是感人至深。比如他的遗作《A小调钢琴弦乐四重奏》，我常常会静静地反复聆听。艺术人生之艰难，途路弥漫，疆境难测。茫茫乐海，不知沉没了音乐家多少哀伤和令人扼腕的故事。马勒，他也曾“梦中见到自己可怜的、沉默的一生。”
马勒，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德国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的《生命的问题》，最后说的一个字是“Mozartl”（“小莫扎特”的昵称）。可以想象，德奥音乐家，无不是探索生命本质的哲学家。“雨停了。一只夜莺开始歌唱，一团团泥土落下。一道彩虹。在场的数百人沉默不语。”这个曾被乡愁折磨“永远都不会改变，始终是个彻头彻尾的维也纳人”，带着他的痛苦与遗憾以及音乐梦想萧瑟而去。“音乐永远如此神秘，属于高深莫测的艺术。确如一道光线穿透而过，直射我们思想与感官最深、最幽静、最不为人知的地方。你会意识到世界上唯一真实的是我们内在的自我。正像那些人所说的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外形，没有意义的影子。”——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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