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述：黄莎莉|恶的美学——启蒙和心理学 （下）

引言：

在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人物和荒诞不经的故事人物形象身上，恶有了具体的表现；在心理分析小说和巴洛克时期高贵人物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故事中，恶的描写有了心灵上的透彻、尖锐的深度；在戏剧中，恶赢得了一种灾难性事件不可避免的巨大动力。然而，从浪漫派开始，文学才脱离了从道德的角度上看，把恶置于人性的阴暗面上的观点的束缚。

神话、童话和传说的符号语言无意识随时准备的材料属于心理分析相对早期的认识。奥托·朗克曾在1913年的文章中说：“心理分析神话研究的任务是揭示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幻想通过与自然事件程序和来自其他方面的观点的关系变得使人认不出来与无意义的含义。”科学发现，对无意识的研究不仅展示个人经验的状态，同时通过在无意识之下的因果关系的原则展现上古时代恐惧的集体体系。弗洛伊德于1907年提到了约翰·魏尔关于巫术信仰的研究《论魔鬼恶幻影》，近代科学史呈现出从魔鬼神话，经由动物性的魅力理论、催眠术到心理分析，都致力于发展使恶的非理性力量失去魔力的各种不同形式，那些力量导致人的内心不安和惊恐，荒唐固执的念头和麻痹状态。在所有这些体系中，介入式做法的目标是迫使恶离开它的牺牲品的灵魂——在魔鬼迷信中是使用驱魔术，催眠疗法中实施的是暗示，心理分析中采用的是会话疗法。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指出，从我们梦中深入心灵的过程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小路都通到昏暗中。昏暗的区域不仅归入科学的客观领域，而且也列入研究者的动机，这个动机来源于和人类精神生活的阴暗面可怕的亲和性。心理分析也是一门科学，它的目的是让这样一个从措辞上宣称纠缠复杂的方法变得有成效。它的方法是科学将它认为神秘、模糊不清的认识客体置于概念范畴的一个高级系统中，并以此可以在理论上把握它。这里列举的思考模式的历史可以解释为转换和改写的过程，它重新占有了恶的意义，力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恶的现象进行监督。从对其实施了祛邪术的魔鬼身上，将在催眠中出现关于神经系统里的一个虚幻身份的一种想象，这种身份制造疾病，出现阴魂附身的状态和意识危机；从催眠术操纵的心灵反应的催眠理论中，引出在歇斯底里理论中一个在做梦中显现出的无意识的病源学，这种无意识导致身体的功能干扰和产生致病与病理学的征兆；从癔病的躯体和精神相互作用的模式中，将在心理分析中出现无意识的综合系统，这种无意识可以在本能和梦境中显露出来，可以致使人患上神经官能病，在心理学上导致人格毁灭。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祛邪中的魔鬼因此转变到心理疾病的形象中，它习惯于一点点地出现在身体反应中，但是作为整体却隐藏在黑暗中。研究其根源的科学像在那些地方的祛邪术的实施者一样，他们在那里遵循为了他们的自我形象而引入的深入内心的要求，以便发现束缚人的灵魂的恶鬼的踪迹。在关于对抗恶的战争故事中，心理分析暗含了它的科学征服的故事。人在他的内在精神生活中，为了建构绝对的想象内容的目的，逐渐展示出这些内在心理神话，如善恶、永生、复仇、彼岸等等。弗洛伊德将此做了类比，从精神疾病领域推导出对魔鬼的想象时，他把恶的神话引向了按照纯理论格式谱写的心理学体系中。在神话作为内源的精神过程的结果起作用的地方，心理分析具有了一种纯理论的功能，它使得神话回溯到了它的起源。

保罗·利科和米歇尔·福柯回到无意识范畴的成果上，传统的认识论假说，即自我的独立性，人的判断的自由，语言代表的规则受到质疑。如福柯所说，把关于对人的认识所有可能的条件确定在其有限性的特殊形式中。这揭示了一个不能掩饰的观点，即主体的文化实践者被一种迟到统治着，在它的规训之下，本能有限性的动因被延迟和修改。从概念上把握的世界的设想引回到其非理性的起源，通过这样的方式它转移了认识论空间里的分量。这样的形态产生心理分析理性的基本态度，去除神话的神秘性的意愿，对形而上学的物质改造，对单一因果阐释的偏爱，它宏伟壮观的简约主义，它对于评注自己深奥成果的兴趣，这种成果导致自我反思、自我表现和自我研究的交织。人们对于魔鬼的文化结构进行心理分析的研究中，以示范的方式碰到所有的这些倾向。

弗洛伊德在他的文章《17世纪的魔鬼神经病》序言中说道，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怪癖的和被禁的事物的图画，间接反映其文化的自我构想。从这样的描绘中危险的幻想的图像中，心理分析必然推导出决定人的精神恒量。“魔鬼对于我们来说是恶，应该抵制的愿望，是被拒绝、被排斥的本能冲动的后裔。我们仅拒绝中世纪以这些心灵生物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投影；我们让它留在了病人的内心生活中，它们在那里居留且生长。”弗洛伊德通过维也纳图书馆馆长派尔·图尔恩的介绍得到全部资料，文章集中于文本中描述的症状的心理学起因。

手稿描写了画家海茨曼的治疗情况，是关于画家的传记片断以及图画，这些都成了心理分析的研究对象，助于检验神经官能症理论，把心理分析的阐释模式功能化，同时引向一个叙述性的改编过程，画家的经历被重新编排建构。这些都在他和约瑟夫·布罗伊尔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里。

弗洛伊德首先研究了魔鬼结盟的起点，即在书稿中多次强调的忧郁情绪时期，以此与恶定力契约的基础。画家臣服于魔鬼是作为恶的经典形象出现的，在他身上显示出罪恶生活的诱惑和对圣父、圣灵和圣子三位一体的拒绝。人们必然在魔鬼的身后看到死去父亲的投影，具体的意义从海茨曼的报告中魔鬼形象显露的女性特征的到解释。父亲的投影揭露了画家精神生活中女性身份，这种阉割在对立的幻想中有着最为极端的表现，即在幻想中阉割父亲，把他变成女人。最后给弗洛伊德留下的一个模糊的地方，可是他却力图像这个神秘故事的其他部分那样，不费力气地把这一点搞清楚。通过这样的方式将魔鬼神话转移到心理的拓扑学，即心理连续不断变形中不变的位置上。这种把恶的模式化理解为一个心理学投影的产物，在这个投影中，画家女性的自画像通过对父亲的渴望表达出来。魔鬼迷信那些图画虽然在历史上有变化，魔鬼用这种方式变成一个代表封闭的心灵在这个仪器里运行的意义生产。他只是一个身份受到严重干扰的父亲的精神病症信号，1919年弗洛伊德在阴森恐怖的变态心理主题中，找到了这种身份受到严重干扰的结构，霍夫曼《砂人——小说》展开的变态心理可以与之比较，恐怖的产生也与表示失败的父亲关系的固定图像相结合；文学文本因此成为一种复归到幼稚儿童的想象内容的舞台，这些都是产生精神病症的效果。

恶的形而上学作为灵活实施的计谋的主体，在两种情况下为知识的一个心理分析体系服务，这个系统把历史和文学的物质根源转送到乱伦理论的因果性模式中。自奥古斯丁以来，对于路西法坠落地狱看作神性的缺失和野心导致背叛上帝之罪，如今弗洛伊德把路西法坠落看作一种病症，表现在无意识中潜藏的性渴望的力量。基督教从背离、惩戒和流放的氛围说明魔鬼存在的依据，如今出现了一种新的谱系学取代这个解释，它应该把魔鬼理解为无意识的本能冲动的投影。一种对于神话有着广泛影响的时间概念的新解释，也和这个转变相联系。基督教传统把魔鬼从恶展开的傲慢动因中推导出来，魔鬼在这个动机之下渴望得到上帝的地位，当基督教传统对恶做出解释的时候，弗洛伊德把魔鬼的恶描写成一个投影的结果，这个投影一直听命于内在心理愿望产生的过程。对魔鬼做出的形而上学解释的理由随身带有一种戏剧编排，时间作为加速方法制造恶的类型；与此相反，心理分析的阐释模式把魔鬼的来源作为已经存在的图画想象通过性欲的本能冲动的结果加以研究。

在此，时间从一个连贯的线性结构中解脱出来，变成了无意识的诱因可以看得见的标志。他把路西法坠落的戏剧改写到一种性欲望的结构中，在这个结构中抽象原则的造型是体现性欲推动的形式。它为了逃脱对于魔鬼的非理性开端的猜测，在理念的影响下拟定了文化的意识。心理分析的诠释改变了恶的文化意义，因为这个诠释为恶指出了从性欲的起源系统推导出来的一个新的因果关系。这样的过程绝不包含升华的行动，而是将魔鬼神话转运到一个描述无意识的模式的功能中。这里的转运改写是把起源和图画在一种相互的联系中国统一起来。神话的谱系学探讨了一种叠加，这种叠加自动赋予无意识神秘的性质。心理分析的文化理论叙述为这种呈现创造了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不仅用于撒旦表演，而且也用于展示自己认识批判的成果。弗洛伊德在1937年将超心理学描述成“巫术”强调解释体系和由他解释的图画想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解释公开了把神话和性欲统一起来的原则，这样的模式把自我和文化的图像生产领域结合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弥合了主客体之间的裂缝，神话的踪迹是性欲在图画和故事的文化材料中事后补充上去的代表。

弗洛伊德关于魔鬼癔病的文章联系到恩斯特·琼斯的《在与中世纪迷信的某些形式的关系中的白日梦》与他的《图腾与禁忌》以及荣格的《变化的象征》平行出现。通过对于在魔鬼神话学中出现的性欲经济结构的具体组成部分的问题的探讨得到进一步深化。魔鬼迷信的历史是“持续不断的恐惧的历史”，这里的恐惧被解释为被排挤的那些愿望的两个范畴的投影，涉及模仿父亲的愿望和战胜父亲的愿望，这种双重意图又可以通过父亲作为渴望和仇恨对象的体现，或者通过儿子作为渴望和仇恨主体的体现表现出来。魔鬼可能是父亲的一个投影，这个父亲是都到赞扬的；他可以构成受到敌视的父亲的投影；它可以描述一个嫉妒父亲的儿子；在这个角色中，我们看到那个人窥视上帝的位子，因此以上帝的形象，带着象征王权的权杖，作为假的天堂统治者和伪善的，和造物主面貌及相似者出现；魔鬼作为儿子的象征，他不渴望父亲的地位，而是质疑父亲的地位；他作为积极活动着的反抗者和叛逆者采取行动，他亵渎神明玩世不恭，对上帝全知全能表示怀疑，且背弃其可笑的权威。在这些模式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不是从单方面考虑把魔鬼表现为恶的代表，而是恶在传统的理解下唯一的，打破道德规范的第二类型，因为它的出现在暴力行为的外貌特征里。在其他情况下则与之相反，它属于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这个角色不是在恶的概念里可以把握：作为诱惑者，它破坏性爱的秩序，打破对于血亲相奸和乱伦的禁忌；作为模仿者，它以假象的名义骗得真相，并且培养对上帝的课认知性的怀疑；作为亵渎神明的怀疑论者，它违背信仰的命令，并且将怀疑的毒素散步到全世界。

引起人们忧虑的是魔鬼这些行为破坏准则的产物，正如它对魔鬼的角色的阐释中，习惯于突出基督教的教义学一样，以奇特的方式始终针对上帝，这个上帝具有父亲的权威性、造物主、规则的颁布者和法官的身份。琼斯用黑弥撒的例子说明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十分相符。这个黑弥撒构成基督教弥撒的一个相反布局，因为它使弥撒的戏剧性颠倒过来。黑弥撒没有发展出一种自己的符号——象征语言，因为他从否定的暴力中得到他理想的力量，而自己却没有创造力。最后他一直屈从于基督教传统的魅力，他在否定的表情中不断缓引基督教传统的准则要求，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接受了那个准则。在基督教礼仪和撒旦的反世界之间这种关系中发现了父亲和儿子的内在联系，因此反映了乱伦冲突的基本层面。不管黑弥撒如何宣誓效忠父亲，因为黑弥撒鄙他，反叛的儿子在反叛过程中认出了父亲就是它力图摈斥的人。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提到乱伦的情形构成神话传说的意义，他让这种意义与琼斯的解释类似的作用。仪式中的祭献指向被排挤的罪过感，这种负罪感在将生命放弃献给父亲形象的神的仪式中得到救赎。魔鬼可以被解释成一个上帝失去的孩子，他不肯自愿悔罪，因此必然被从天堂驱逐。献祭和惩罚，因此犯罪和赎罪说明在耶稣基督和魔鬼的形象中有一个可以相比较的冲突情况，以俄狄浦斯情结为标志。按照琼斯的理解，心理分析也行使解释澄清的主管机构的职能，它把魔鬼的神秘图画透视到人无意识的陈述上面。魔鬼神话的文化历史持久性经历了许多时期的旋风暴，它赋予对禁忌的恐惧一个画面，通过这样的方式满足了人的自我表达的基本需求。

与琼斯不同，莱克在其著作《自己的在和陌生的神》中，采取的不是个性心理学的观察方法，而是文化史的观察方法。在恶的全部体现中，出现宗教史的一个沉没的因素，它像心理分析仪器中的无意识一样沉陷，现在又在图画中升起与浮现出来。善和恶的区分是西方宗教史上创世神话的一个要素，莱克把它与封闭的精神系统之内意识和无意识的分离相比较。魔鬼代表的恶在这种情况下符合无意识的性欲冲动，这种性的躁动在神经病症中是被排斥的，但是在恐怖梦境的图画中，在举止行为紊乱和抑制中又重新出现。魔鬼表现一个无意识的层次，它被多次覆盖、被排斥、驱赶，但是没有被真正领会与吸收。正如在魔鬼身上表现出基督教上帝黑暗的敌对势力一样，这个力量把耶稣引诱到荒漠之中，在精神病症中，也同样表现在尚未解决的俄狄浦斯冲突中，不可能归纳到意识领域的敌对力量的神秘浮现就凸显出来了。对于莱克来说，恶魔和魔鬼描绘了现代人精神系统中那些被现代人下了禁令的情感图画。心理分析把恶彻底变成人类内心的一种东西，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了神正论的问题。弗洛伊德把恶当作人的天性内部精神结构的建设性因素，确定它的位置，这样它就战胜了每一种从道德上去强迫恶的可能性。人屈从于本能的欲望是天生的缺点，他的心智机制揭示了这一点。在本能的欲望中隐身的魔鬼容忍短期的，然而绝不是长期持续地被排斥或者安抚。

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自我与本我》中示范性地提出了一个被本能占据的原始状态的观点，受到审查的超我与这种原始状态是脱离的。这里的模式可以看作关于恶的脱离的神话故事叙事的独特说法，看作路西法坠落地狱故事心理分析的相对结构。在路西法神话故事将恶解释为善的分裂产物的地方，一种自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他关于无意识的表现的观点始终都是悲观的，福柯倒是在这个观点中觉察到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批判。按照前者的观点，无意识的表现了解自我结构和性欲谱系性的联系，使得在身份确定的过程中被覆盖，然而绝不可能长久地消失。心理分析照亮了隐藏在恶背后的黑暗小屋，通过这样的方式它按照自己的理解迈出了走向占领培养本我的昏暗区域，创建文明的第一步。弗洛伊德和荣格分别从乱伦和力比多的性冲动模式中做出了不同的推论，对于魔鬼神话学有不同的评价。对于后者来说，原型是构成一种对立关系的统一体，这种对立关系从他那方面说可以在神话中反映出来。无意识根本的二元对立结构在朴素的意识和分裂成两个世界的造型中找到它的对称物。作为耶稣基督形象的补充，魔鬼是一个通过创世规则形式上规定的人物形象，不能对他在道德规定和判断的意义上做出评价。善和恶来源的共同性对于荣格来说标志着一种秩序的重要成分，这个秩序对于神话和精神的原型作用是一致的。为了建设基督教的信仰，需要排斥那些表明善与恶统一的原型。

原型服从对立统一的模式，荣格在世界文化的无数图像、象征和文本中识别出这个模式。魔鬼在他和善构成统一体的范围内体现“自我的原型特征”，撒旦分裂出来，荣格同时使他有可能在人的内心占有一席之地。在魔鬼的神话中，人遇见了自己的文明史，作为在对立中驱逐统一基础的历史，这个基础在原始阶段通过对立面的统一取得，在文明进程中被瓦解和消除。二元论起源学说直至今日还在欧根·德雷沃曼的深度心理学中产生影响，它对弗洛伊德的分析转换及其从乱伦理论中得出的单一因果性理由做出了回答，这种乱伦理论如今陷入了保守的文化意义生产的公式化中。二元论起源说不代表对于超心理学的贡献——弗洛伊德力图借助它将魔鬼驱逐，而是代表非理性文明史的一个建设性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在他的“本能结构与社会”的研究中证明了非理性文明史的一个变得阴暗的伪神话学的特性。“如果父亲专横的垄断”在文明的进程中变化为“经济的权威”，那么这就显露出心理分析的魔鬼解释的圆周循环的特性。这个解释回忆起在文明神话里被压制，在有利的情况下从权力和无权势的经验中得到升华的代理人的个性起源。作为阐释成果，弗洛伊德的说明仅仅标志着撒旦形象在其中随之变化的开放过程中的一个站点。因此这个解释成果变成一个循坏的解释行为，说明了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恶的因果关系形式，同时没有破坏恶的神秘在场。（未完，待续。。。）

彼得-安德雷·阿尔特探究了各种类别的作品，诸如悲剧、侦探故事以及幻想小说、恐怖故事和战争报道等，恶的美学通过放纵、逾越、重复和讽刺改写的结构得出了一个大致轮廓。在从歌德经过霍夫曼、雪莱夫人、波德莱尔、于斯曼、王尔德、格奥尔格、卡夫卡直到容格尔和利特尔的欧洲文学广阔的光谱上，人们注意到了有一种恶的现象学，这种恶的现象学直至今天一直意味着一种道德丑闻。最后，作者对奥斯维辛之后恶的美学和伦理学准则进行了思考，这种伦理学准则也规定着后现代条件下文学的价值判断。

一、神话学中的序幕

晨曦之子路西法（Lucifers）坠落的故事（巴多罗买——福音）

原罪的讲述和戏剧 （家族谱系）

缺失——模式（普罗提诺，奥古斯丁）

开端的哲学和美学（克尔凯郭尔和谢林）

二、启蒙和心理学
一种文学祛邪术的纲领（迈尔，让·保尔，克林格曼）
梅菲斯特，作为自我观察者（歌德）
撒旦的审美功能倍增 （刘易斯，霍夫曼）

心理分析中的魔鬼 （弗洛伊德）

里比多——恶的纲领和培植（琼斯，莱克，荣格）
三、通过内省的移置
黑色诗学 （施莱格尔，黑格尔，罗森克兰茨）
恶的灵魂的考古学 （席勒，让·保尔）
错综复杂的关系，被玷污了的概念 （克莱斯特）
从想象到取消区分（克尔凯郭尔，波德莱尔，格奥尔格，曼）
四、重复作为恶在文学中的显现形式
地狱神话和永远惩罚的幻影（布莱克，巴尔拉赫，萨特，托马斯·曼）
放荡的节奏 （德·萨德，米尔博，聚斯金德）
撒旦的弥撒 （于斯曼）
单调和唯美主义 （萨克-马索克，王尔德）
五、逾越方面的美学兴致
人造人和吸血鬼 (玛丽·雪莱，斯托克）
“反常精神”中的犯罪行为 （坡，斯蒂文森）
犯罪学的个案调研 （隆布罗索，克拉夫特-埃宾，格罗斯）
精神错乱的诗歌 （普日贝谢夫斯基，海姆，贝恩）
一种臆造的性别 （魏德金德，魏宁格，埃韦尔斯）
六、荒淫放纵中的瞬间拍摄
杀死上帝作为修辞学的庆典（尼采）
神圣的色情文学（巴塔耶，热内，福柯）
遥远的写作空间（卡夫卡，罗伯特·米勒）
被人们讲述的战争——暴力的大胆尝试（容格尔，马拉帕尔泰）
七、不道德文学的道德涵义
奥斯威辛之后的恶的艺术？（阿多诺，凯尔泰茨，利特尔）
后现代的模仿（鲍德里亚，埃利斯）
受到自身限制的自主美学（伊泽尔，博雷尔）
文学幻想及价值判断（康德，卢曼）

彼得-安德雷·阿尔特，柏林自由大学现代德国文学教授，自2010年起任校长。著有《席勒——生平·作品·时代》《理性的睡眠：文学和近代文化史中的梦》《席勒》《弗兰茨·卡夫卡：永恒之子》《古典主义的终场：歌德和席勒的戏剧》《卡夫卡与电影：关于电影制片技巧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