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奥娜│阿多诺音乐分析的哲学基础——从《新音乐的哲学》对《启蒙辩证法》的补充切入

阿多诺音乐分析的哲学基础——

从《新音乐的哲学》对

《启蒙辩证法》的补充切入

王奥娜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

阿多诺其人一生都在音乐和哲学之间徘徊往返，这不仅体现在其思想逻辑里，更显现在其著作中，然而相较于阿多诺的哲学思想研究，对其音乐理论研究却是少数。从《启蒙辩证法》的文本入手，深入挖掘“启蒙”的内涵，明确“启蒙辩证法”自身的逻辑线条以及其中的启蒙精神与批判逻辑在《新音乐的哲学》中的自觉贯彻，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阿多诺的哲学、美学和音乐思想。

关键词

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新音乐的哲学》；音乐美学

阿多诺的音乐美学思想在理论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等多个层面都展现出独属于自己的个性特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此将哲学、美学与音乐结合思考的理论路径使得很多学者被阿多诺思想中充足的艺术养分和扎实深刻的理论价值所吸引，纷纷将目光投向阿多诺这种独特的音乐美学思维的研究中。然而我们亦注意到即便阿多诺音乐美学分析思维有如此广泛的理论来源，蕴涵着非常深刻的社会价值，但是国内对阿多诺音乐美学并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而是更多的将研究放在阿多诺哲学理论的探讨上。首先这种研究倾向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相对于其音乐思想而言，对哲学思维的探讨更符合国内学界对理论家研究的传统，更遑论阿多诺在音乐分析中过多地涉及较为专业的乐理知识，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分析论证阿多诺音乐美学的研究难度；再者，哲学理论作为阿多诺一切思想的基石，其音乐分析自然植根于哲学思想的土壤中，故而观照阿多诺哲学理论对于窥视音乐美学的要义亦是大有裨益的。而阿多诺的哲学理论的构成是极为广泛的，除却深受各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之外、包括黑格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都对他产生过不少影响，阿多诺研究者也认为其思想理念中有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美学、文化保守主义、犹太民族文化、解构主义等五种因素的影响，阿多诺称之为五种“力场”，这些思想在建构阿多诺哲学框架的同时，自然也为其音乐分析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阿多诺音乐分析的哲学基础最主要的还是由他自身的哲学理论所构成，无论是《启蒙辩证法》（1947）还是《否定的辩证法》（1966），抑或是遗著《美学理论》（1970），都可见其哲学和艺术观点的高度契合。那么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入手，通过对非常重要的概念“启蒙”的引入和阐述来解释其与阿多诺音乐思想之间的关联，并重点分析阿多诺在《新音乐的哲学》扉页上的论断——《新音乐的哲学》是《启蒙辩证法》一书的详尽补充，则对于进一步深刻的理解阿多诺整体音乐美学思想的多重维度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宗师，阿多诺惯常用社会学的角度去考察音乐问题，这也是他整个哲学及美学思想体系的落脚点和灵魂。阿多诺在进行音乐分析的时候，既不是采用全然抽象的纯哲学式的思辨，也不排斥哲学反思式的经验性的考察，而是更多地将音乐作品的具体审美特质与深入的社会考察和精神层面的哲学反思联系在一起，从哲学、美学和社会学的高度来揭示音乐艺术的内在本质，在这样的思考范式下，其音乐分析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厚重的历史与现实交错之感。诚如海外阿多诺研究专家安德鲁·鲍伊（AndrewBowie）所说，和其他领先的现代思想家们相比，阿多诺就音乐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论述。主要原因是阿多诺在主观上就拒绝在哲学与音乐之间做抉择，托马斯·曼（ThomasMann）认为：“他非常清楚，自己要在这两个彼此不同的领域中并驾齐驱。他的辩证性思想方向与社会、历史哲学倾向同他对音乐的酷爱交织在一起。”因此，整合阿多诺的哲学思想与音乐理论，明确二者之间的关联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讨论《新音乐的哲学》如何对《启蒙辩证法》进行补充的前提和基础。

《启蒙辩证法》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一部理论文本，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关于“启蒙”的辩证法，文中有很多关于启蒙的负面表述，似乎彰显着作者不甚赞同启蒙，如“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等论断。但是实际上我们需要注意，阿多诺是呼唤启蒙的，在当时失序的社会状态中，他认为启蒙具有一种救赎作用。而音乐则是发挥这种启蒙救赎作用的重要载体，它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运用理性进行价值判断从而避免沉湎于幻想之中，同时也可以通过遮蔽的手法促使大众意识到异化社会中的对立因素。《新音乐的哲学》译者就曾在序言中指出：“在阿多诺看来，新音乐虽然不是认识，但它潜移默化地促使人们敢于和善于运用理性，更深入更细微地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更准确地把握和表现自己的情绪，这都是启蒙精神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音乐思维对启蒙精神的由衷贯彻，二者亦可谓相辅相成。也无怪乎阿多诺认为《新音乐的哲学》“应该被理解为《启蒙辩证法》一书的详尽补注。本书中有些论述证实了对于有决定意义的否定力量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这要归功于马克斯·霍克海默的精神和人格上的协作态度。”这里亦可看作是阿多诺本人对启蒙精神和新音乐之相互关系的理解和阐述。实际上，就《启蒙辩证法》一书而言，其内容同书名一样——“哲学断片”，这本形式为碎片化的理论书籍通过神话与启蒙相互纠缠的讨论，以实现对所谓“启蒙”真谛的界定。

01

什么是“启蒙”

当我们尝试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启蒙辩证法》写作的年代及与“启蒙”话语相对应的社会状况，而这一点，在《启蒙辩证法》1969年新版前言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早就加以解释过，并且还就初撰与再版时不同的社会情况做了对比与说明。1947年，《启蒙辩证法》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1969年新版发行的时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承认：“书中的许多说法已经与今天的现实不相适应。但是，我们当时对向宰制世界（verwaltete Welt）的过渡并没有作出过于乐观的评价。”故而在时隔20年之后的60年代末，面对政治上分裂的两大对立阵营、第三世界的冲突持续存在、极权主义重新抬头、恐怖还继续存在的社会现状，《启蒙辩证法》的观点仍然有着时代价值，而“启蒙”思想在“捍卫自由，传播自由，实现自由”的层面上也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启蒙”就一般意义而言，是想要唤醒民智，使人们摆脱恐惧，实现真正的自由与独立。但是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时代，表面上已经经历了彻底启蒙的社会自由却被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所遮蔽，在《启蒙辩证法》中，两人试图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线，围绕神话与启蒙的纠缠主题，来解读关于启蒙的辩证法，以及对启蒙精神加以批判。所谓“启蒙精神”(Die Aufklaerung)的要义，有学者根据德国权威的《瓦里希德语词典》（Gerhard Wahrig Deutsches Wöterbuch）总结出了如下四层含义：其一，指解释、说明、澄清；其二，指教训、劝导、教育，尤其是关于政治、世界观、性问题方面；其三，探察、研究，特别是追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并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思想；其四，（狭义）指在18世纪欧洲出现的占支配地位的科学、教育创新运动，它旨在反对“任性的支配”（Willkuerherrschaft）、宗教迷信和非科学（特别是在下层群众中）。再来看黑格尔和康德对于启蒙精神的理解。黑格尔所处的时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仍处于启蒙的时代，而黑格尔本人对启蒙持批判的态度，身处启蒙之中的黑格尔，在早期思想中把启蒙定性为一种通过知性追求实效的意愿(Wirkenwollen)，而黑格尔对启蒙的认知是始终和他自身的辩证法思想与其对时代精神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康德看来，所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在康德这里，启蒙精神是人类能够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从而克服自身的缺乏理智的状态。不同于康德和黑格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援引自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观点，认为“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所以在这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旨在消除神话，或者说给神话祛魅，以期能够真正地正确认识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启蒙却好似产生了新的神话，“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启蒙却又返回了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但是它自己却总是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这也许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想要阐释的关于启蒙的“辩证法”，同这种观点相吻合，我们不妨将两人对启蒙精神的揭示理解为一种辩证法式的批判，而这种启蒙的批判精神也渗透在《启蒙辩证法》的文本中，就阿多诺个人而言，亦反映在其论述音乐的思想里。

02

《启蒙辩证法》本身的

批判逻辑

《启蒙辩证法》文本自身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批判性思维早已内置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叙述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又不桎梏于惯常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和时代与社会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手段，运用自己的理论，将之内化在批判的逻辑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辩证法时的确曾肯定地说道：“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两人在《启蒙辩证法》的论述中对这一观点可谓身体力行，尤其就阿多诺个人而言，这种思维不仅体现在《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等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中，亦反映在其论音乐的作品里，比如《新音乐的哲学》及其姊妹篇《音乐社会学导论》就是个中翘楚。前者虽说更多侧重的是乐理技法之类的问题，但是在分析曲式的基础上，也不难看出其围绕新时代的启蒙而展开的反思与判断；而《音乐社会学导论》则主要讨论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其中蕴涵着深刻的批判意蕴。

就《启蒙辩证法》而言，其内在的批判逻辑可以轻易地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发现端倪。《启蒙辩证法》初版文本包含启蒙的概念，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笔记与札记等四大部分，其中前三部分都围绕着相对固定的主题加以讨论，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地阐释“启蒙”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很常规的写作方式，第二和第三部分笔锋一变，转而去探讨“文化工业”和“反犹要素”，虽然中间冠上了“启蒙”这一名词，使之保持着整体的一致性，但是其中仍然缺乏必要的逻辑线索，失却理论系统的连贯性，也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写作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样一种迥异于常规写作的书写成文方式视为一种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呢？当然，由于《启蒙辩证法》文本本身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两个人合著，不同的人执笔自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分工，比如根据两人遗稿可见，第一部分的《附论1：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为阿多诺所写，《附论2：朱莉埃特或启蒙与道德》为霍克海默所写，之后内容的写作，两人也多有穿插，故而可能会造成形式上的不连贯和行文风格上的区别，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样行文逻辑的明显混乱，甚至在第四部分《笔记与札记》中，其小论题的断裂性和跳跃性，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传统写作方式的批判。

除却在形式上面的批判，《启蒙辩证法》本身的批判逻辑体现得更明显的是其文本内容的批判属性。我们知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论述的“启蒙”并不仅仅指通常意义上的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而是在更广阔的范围上以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作为主线，辩证考察与神话的关系，并由此引发对社会矛盾的探讨。有趣的是，《启蒙辩证法》文本中采用的文化和美学的抽象表述来论证社会批判，在有些人看来却是法兰克福学派日益远离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视域，而偏向哲学与美学的证据，比如佩里·安德森就这样认为。佩里·安德森对《启蒙辩证法》的评价很低，在他看来，“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所以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化学术而削弱政治的倾向”，安德森自身是努力“致力于恢复它一直以来突出政治的传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不是空谈哲学与美学”。故而若以安德森自身身为政治学家的理论立场来定义《启蒙辩证法》未免有失偏颇，界定《启蒙辩证法》远离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传统视域也有失公允，实际上，《启蒙辩证法》在批判立场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坚定地站在了一起，这在文本中的多重批判维度上得以体现。比如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这体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das  Wissen ist Macht）这一命题的分析批判上。他们认为“在培根那里，知识和权力是同义词”，并由此生发出“技术就是权力”的论断，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人们沉浸在无所不能的主宰自然的幻想里，权力的急剧膨胀使得人们也陷入了某种异化，同时促使了极权主义的快速发展，技术驾驭在人们的思想之上，故而启蒙一方面表现为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从反向又复归到神话，通过这样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旨在揭示何谓启蒙的“辩证法”。再如《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所做的十分深刻的批判，这是针对艺术等审美形式异化的批判。而音乐作为艺术的一个领域，是在真正意义上属于文化范畴的，故而阿多诺一开始即将《新音乐的哲学》视为对《启蒙辩证法》的补充，从文化批判的层面而言，也是不难理解的。

03

《新音乐的哲学》如何

对《启蒙辩证法》加以补充

之所以说《新音乐的哲学》是对《启蒙辩证法》的补充，除阿多诺本人在《新音乐的哲学》的序言中是这样表述的之外，我们还可以在两书表达的很多观点上找到一致性，只不过一个是用哲学、社会学的语言表述出来，而另一个用音乐的话语阐述了这些观点。

根据学界的普遍共识，《启蒙辩证法》的第一附论《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为阿多诺所撰写，在这一部分，阿多诺将奥德修斯作为叙述的对象，揭示了一种古代神话与近代启蒙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奥德赛》的故事中，主人公奥德修斯结束特洛伊战争返乡，一路历经艰难险阻，为了躲避各种神的圈套，采用各种欺骗的方式，通过这样一种欺骗，使人类支配自然成为一种可能，奥德修斯通过交换造成了一种表面上的牺牲，但实际上他也实现了统治自然的目的，可以说他是一个狡诈的英雄。“奥德修斯之所以存活了下来，是因为他贯彻了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人必须在欺诈和失败之间作出抉择。欺骗就是理性的标志，在欺骗面前，理性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在这里，阿多诺认为启蒙把理性看成得以统治自然的工具，通过抉择的方式，实现对自然的控制，这与资产阶级的交换原则相联系，他认为启蒙概念主导下的理性被其自身的发展所异化。因为“无论是周游奥德修斯，还是独立制造商鲁滨逊，他们的叙事都勾画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化过程，从其发端之日起，绝对孤独就已经明确地在资产阶级时代的终结中产生出来了。彻底的社会化意味着彻底的异化”。故而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能够看到阿多诺的一个基本态度，他认为原本是由人所支配的社会，却成为支配人的一种力量，人完全异化为一种形式，无能为力，只能受其控制，“无论主人公被当作敌人还是盟友，都不过是一件工具或物品而已”。阿多诺的这种认识无疑是基于他对整个西方社会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进程的概括，也体现了他对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的哲学反思。他认为启蒙运动原本的目的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人对自然的征服，运用理性从而将人从愚昧和神话中解救出来，然而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和社会权力的急剧膨胀，人类彻底社会化从而彻底异化，启蒙走向它自身的反面，又回到了神话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同异化了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最后导致人的理性远离社会之外。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这样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认识也造就了他音乐分析的基本立场。

阿多诺在《新音乐的哲学》中尤为推崇新音乐，就是看重这种音乐形式能够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吸纳到曲式创作的过程中来的功能，这样一种音乐通过它自身形式中的启蒙元素和对抗力量，解释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思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克服社会的异化，这种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启蒙”和“唤醒”功能的思考路径，也是《新音乐的哲学》在分析思路上对《启蒙辩证法》加以补充的一个层面。音乐作为具有独特形式的艺术品，理所当然地属于艺术的范畴，那么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等都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曾经说过：作为远离概念的艺术品，音乐象征着社会，音乐表现社会越深刻，就越不回避和社会的关系。故而我们说音乐通过自身作品的创作形式与社会相离间的方式来体现与社会的联系，对社会异化加以解读。在阿多诺看来，诸如贝多芬、伦勃朗这样的大师创作的乐曲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也是这个原因：“在类似贝多芬（Beethoven）和伦勃朗（Rembrandt）这样的艺术大师身上，对现实的强烈意识已掺合在一种同样强烈的现实离异感之中。”这种音乐同现实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得音乐在广义的分析层面上有一种离间特质，这也是阿多诺通过启蒙对新音乐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认知，而在《新音乐的哲学》中，阿多诺对勋伯格的推崇就很能说明这样一个思路，他认为勋伯格的音乐极力避免使本体陷入异化的境地。

除了在音乐形式与社会异化的层面上显示了《新音乐的哲学》对《启蒙辩证法》的补充作用之外，《新音乐的哲学》在叙述中对启蒙精神的贯彻上面，也体现了其身为“补充文本”的自觉性。阿多诺认为新音乐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世界与人自身，也能更加准确细微地把握住社会环境和人类情绪的变化，而这些也都是启蒙精神所要求的。在启蒙精神的统领之下，新音乐有意识地走进社会里层和人的精神深处，通过启发和唤醒，使得个体最终从自我异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实现真正的自由状态。在《新音乐的哲学》文本中，阿多诺在“对社会的态度”一节中阐述道：“音乐不再是内心世界的表述和写照，而是一种对待现实——这个现实不同于它从前所认识的现实——的态度，它不再在意象中把现实调和起来。”这明显与启蒙精神的要义一脉相承。而新音乐的重要启蒙作用则在这样的论述中加以体现：它把一切幸运都存在于对不幸的认识之中；它的一切美都存在于美的假象的否定之中，它把这个世界的全部黑暗和罪孽都背在自己身上。由此可见，阿多诺对于新音乐的启蒙作用持十分肯定的态度。

讲到启蒙，不得不提的还有阿多诺通过对启蒙精神的思考而延展出对时代现象的反思和判断。在《启蒙辩证法》中，既有对技术理性的思考，又有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两者在思维上有密切关系。而作为补充，《新音乐的哲学》中的启蒙与批判思想也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评论勋伯格还是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思考模式都已经深入到阿多诺分析思维的骨髓中，他时刻不忘阐释新音乐中借助启蒙的要义对社会异化的相关判断。而阿多诺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新音乐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对音乐创作技法及其内涵的解读，比如在《新音乐的哲学》中提出的较为重要的概念——素材，阿多诺就将其视为一种乐曲组成形式和表达内容的有机结合。其实在文本中，“素材”虽说是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是阿多诺并没有给它下过明确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素材’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构成音乐时所使用的那种纯粹物质性的声音材料，而是一个具有更为宽泛和丰富得多的内涵的概念……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和‘社会性的存在’”。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与阿多诺的观点相吻合，即通过对音乐作品表层的物质材料的关注和解读，能够窥视出其深层的时代和历史内涵，诸如启蒙精神的要义就可以从中得到显现，这亦从另一个层面证实了阿多诺音乐分析之重要的哲学基础，即对“启蒙辩证法”的切入和观照。

上文从多个角度阐释了《新音乐的哲学》对《启蒙辩证法》的补充内容，实际上，就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思想而言，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同《启蒙辩证法》的哲学影响同样重要，甚至其影响度比《启蒙辩证法》还要大。不同于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一书是阿多诺独著的作品，也是其独创的理论，更是阿多诺个人思想的多年沉淀，《否定的辩证法》对其音乐哲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并和《启蒙辩证法》一起构成了阿多诺音乐分析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启蒙辩证法》的继续。囿于篇幅这里不作赘述，但是不论是早期的《启蒙辩证法》还是晚期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的哲学理论都同其音乐分析思维紧密相连，而他对音乐的态度和论述可谓涉及其整体的哲学、美学和社会学思想的方方面面，是较为复杂和深奥的，单一层面的任何论断都会造成某种误读。可以说，阿多诺进行音乐分析的美学路径是多维和立体的，由此而形成的社会意义也是广泛而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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