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 勇
内容提要:中国音乐史学史的写作可有各种形式和方法。文章提出一种可供尝试的写作方法:“以人物为主线”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有利于做到“人学互见”,增加史学著作的亲切感;有利于从人物内心了解人物及其学术;有利于观察学统、学脉、学术之形成和发展。并呼吁从事音乐史教学的同行们积极准备相应资料,以备写作之用。
关键词:史学史;社会背景;史学思想;学脉
原载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3期
学科史的写作,意义在于回顾、反思与总结,述往以为来者师。中国近代的音乐史学,自出现至今已近百年,大有回顾、反思、总结之必要。历史是要书写的,音乐史学史当然也是要书写的,而书写的内容、形式与方法又可以各有不同。
约30年前,那时在福建师大工作的郑锦扬写过一部《中国音乐史学史》。我在冯文慈老师那里粗粗翻了几页,记得那部著作的写法好像是综述了一下当时的已有的研究成果。我想,即便还算不上一部成熟的音乐史学史,起码作者已经把当时的成果烂熟于心,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在这里想谈的是,史学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即以人物为主线的史学史。
这种想法,是受到《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们》(Pioneers of Ethnomusicology)这本书的启发。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学者Mervyn McLean,书的名字不是民族音乐学史,但实际上就是。作者将民族音乐学的早期的人物,放到学科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作详细介绍,包括个人经历及其学术贡献。读完以后,我们可以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种以人物为主线的写法,适合于发展时间不长的学科。民族音乐学的正式命名是1959年,就算从艾利斯开始,也就一百年多点。民族音乐学是一个世界性的学科,虽然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进入这一队伍的人非常多,真正对学科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也不是很多。以人物为主线,当然不是人人俱到。近代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从叶伯和(1922)算起,不到100年。其间的重要人物,我们现在掰着手指头算算,也是能算出来的。所以,总的篇幅是可以预见的。
以下,我来谈一谈以人物为主线的史学史著作的几点优势。
01
人学互见,生动亲切
史学著作是人写出来的,以人物为主线,有利于展开历史的文化的叙事,使读者能够在历史文化脉络中认识作者,感受他的写作,进而更加准确地了解他的成果。真人真事总是能吸引人的。在这里,史学著作的作者不再是一个冰冷陌生的名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最近,我读陈荃有编著的《音乐学人冯文慈访谈录》,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我是冯先生的入室弟子,对他是非常熟悉的,书中绝大多数事情,我都听冯先生讲过,有的还不止一遍。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这部书很生动。他全面地反映出冯先生的一生,包括家庭背景,受教育的情况,所经历的社会阶段,世界观的形成及变化,学术经历,学术思想等等。有了这一些信息,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学术和心路历程,理解他的学术成果的来历。例如,大家都知道,冯先生在朱载堉律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这项工作的难度很高,是一般音乐专业出身的人难以胜任的,何以冯先生能够在极困难条件下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呢。读其自述可知,他的中学国文和数学老师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文老师王荫浓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生,知识广博,授课生动;另一个国文老师裴汇川是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毕业生,长于训诂考据;数学老师杨学涵出自北洋大学,知识水平自不待言,且授课技巧高超,能够吸引学生。也就是说,他在中学就掌握的东西,我在念研究生时才开始学习,这一下子就拉下几十年,还没等补上空白,自己就已经老了,所以在学术的路上只能望其项背。当然,冯先生之所以敢接朱载堉这个活,不能光凭基础,这与他自己日后的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如此之类的信息,史学史里不可能写得这么详细,但浓缩一下,对于读者认识作者也是有益的。
在以往的音乐史写作中,以人物为主线做法也是有的。例如汪毓和老师的近现代音乐史,就是在不同的时期里以人物为主线进行写作的,我觉得效果很好。但是由于史学本身的严肃性,使得那些人物还不够生动。我们常见的西方音乐史著作情况也差不多,人物介绍占了很大篇幅,当然包括他们的作品等等。但是一旦和西方人写的他们的传记作品比较阅读,就会发现人物不够生动。我们喜欢拔高,拔得越高越不生动,不接地气,可读性就差。有时,人物的脾气秉性、业余爱好等等,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及其作品。音乐史学史著作也是人物的作品,所以了解人物具有重要意义。
02
有利于剖析人物的史学思想,凸显阐释特色
意识支配行为,行为产生结果,这个过程应该是可以认同的。当然,在意识形成之前,还要有一些实践,这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意识一旦形成,就可以支配行为。在史学研究中,意识就是史学思想,而史学思想,笔者认为,应该包括治史目的及历史观两个部分。
以人物为主线,更加有利于剖析人物的史学思想,特别是社会文化环境和思潮对学者思想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从问题入手或者从其他角度入手就无法涉及思想。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出现了很多杰出人物,他们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但显然,这些成果的内容、风格、水平都不相同。除了一些历史局限外,史学思想的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不同的史学思想又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或思潮中形成的。以下我们首先以王光祈为例来谈一下人物的史学思想。
王光祈曾经是个热血青年,后来转向音乐研究,其理想也还是以音乐来改造中华民族的精神,这是他的思想基调。他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说:“国人饱受物质主义影响,以为自然科学为现在中国唯一需要之品,而不知自然科学只能于吾人理智方面有所裨益;只能于吾国生产方面有所促进;而不能使吾民族精神为之团结。因民族精神一事,非片面的理智发达,或片面的物质美满所能相助者;必须基于民族感情之文学艺术,或基于情智各半之哲学思想,为之先导方可。尤其是先民文化遗产,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音乐史,亦先民文化遗产之一也。其于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固胜于一般痛哭流涕,狂呼救国之‘快邮代电’也。”[i]他的“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ii]的豪言壮语,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些话加起来,就是王光祈研究中国音乐包括中国音乐史的初衷,也即治史目的。
对于什么样的人算史学家,什么样的书算是史学著作,他是这样说的:“又吾国历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乃系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挂账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述。”总结起来就是,只有写出谈进化的著作的人,才是史学家,而司马迁即为其中之一。这里谈了史学、史家的标准,也透露出他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如何谈进化呢?他又说:“从前《纪事本末》一类书籍,近于言‘进化’矣;但亦只限于该‘事’之本末,而于当时社会环境情势,却多不作深刻探讨。此与近代西洋治‘历史学’者大异。譬如吾辈治西洋乐史,凡研究某人作品,必须先研究当时政治、宗教、风俗情形、哲学美学思潮、社会经济组织等等,然后始能看出该氏此项作品所以发生之原因。”这是他所主张的谈进化的方法,多么像是民族音乐学家说的话。此可以看出,把音乐放到文化中去理解的做法,在比较音乐学时期就已蔚然成风,只不过就研究对象而言,还不似后来的民族音乐学专事对异文化音乐的研究。
通过王光祈的这些话,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把握他的史学思想,包括治史目的、历史观及工作方法。但是很遗憾,我们从王光祈的著作中,看不到那种在社会文化中谈音乐进化的篇章。他的谈进化,却有点像他所批评的那样,就事论事。虽然其中也充满了科学精神,但是毕竟与他的治史理想和所推崇的方法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果真能做到在社会文化中谈音乐进化,那么就真的有点接近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了。这些遗憾,我们只能归结于王光祈当时的处境和条件。他对治史思想的论述,反映出那个时代身处德国的他,是如何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的。“进化”一词,见于他的《中国音乐史》的始终,又见于《欧洲音乐进化论》等著作。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他谈了很多关于史学思想的话,但没有讲到进化论思想的来源。凭借我们对文化人类学的了解可知,这种思想显然是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学派。王光祈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正是比较音乐学发展的时期,他的老师霍恩波斯特就是比较音乐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时,进化论学说在人类学领域已经不太流行,并且受到较多的批判,但在比较音乐学界,这种理论还很有市场。比较音乐学家们将全世界的音乐按照“简单”和“复杂”程度进行排列,以确定其先进与落后,并将自己的音乐视为最高级的音乐。王光祈身处其中,受到影响自然难免。在《自序》中,他认为中国音乐除了律吕一项,其他都比欧洲落后,但好处是他不甘落后。从其通篇写作中亦可看出,从五律到七律再到十二律,然后六十律等等,都体现了进化论史学思想。此例也鲜明地昭示出史学写作与当时学术思潮的关系。
注释:
[i] 《中国音乐史》自序,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第246页。
[ii] 《东西乐制之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第485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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