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与音乐的联系，大约贯穿了人类文明。远在原始部落的祭祀仪式里，绘在洞窟石壁上的岩画，便呼应着神秘的歌舞，成为人类文明最早关于艺术的记忆。此后，音乐又具象成乐器，成为绘画的忠实题材。
到了 19 世纪，音乐在所有艺术门类里，确立了优先地位。反观绘画，伴随着摄影术的发明，摹写自然的艺术传统似乎失去了意义。而音乐作为可资旁鉴的艺术体裁，引领这一时期的西方绘画，走上了表现主义与抽象主义的道路。
01
德拉克洛瓦：融化的形体
在绘画体系内部，关于色彩与素描的争论，跨越 17 世纪的鲁本斯与普桑，来到德拉克洛瓦与安格尔的面前。
安格尔画面中的人物，常有着雕塑般的质感。于他而言，素描是绘画的核心，而色彩仅起着装饰绘画的辅助作用。但德拉克洛瓦则用浓烈得近乎粗粝的色彩，抒泻着画面的情绪，展现着光与影的律动。
无法否认色彩或素描任何一方，对于绘画的重要作用。但在后世的视野中，对于素描的强调，似乎难以将绘画带出摹仿自然的窠臼。而色彩在音乐的启迪下，却牵引着绘画取得了新的发展。
在德拉克洛瓦的创作后期，笔触带有愈加强烈的音乐性，色彩仿佛音符一般独立而连续。在画面颤动的色彩中，形体近乎融化。而这一创作风格，在稍后的印象主义时期，被广泛承袭。
德拉克洛瓦《捕狮》
02
马蒂斯：色彩的和声
印象派从光的角度解放了色彩，使得色彩开始独立地表达绘画的情绪。但此时写实的传统仍在延续。稍后的塞尚、高更与梵高，进一步将色彩的情感表现力放大。直至马蒂斯，绘画与音乐在表现性上的呼应，达到了某种高峰。
马蒂斯在创作时，经常使用的色彩不超过 12 种，而且都保持着亮丽的纯色，就像音乐家用有限的音符构成乐章。他意图用有限的色彩，通过对比和互补，构造出具有音乐感染力的画面。
马蒂斯《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
后人对作品《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中的绿色条纹，颇有讨论，但无论从何种意义出发，色彩在此处成为主要的抽象语言，承载着画者想要传达的主旨。绘画不再是摹仿自然的绘画，而成为纯粹色彩的绘画，色彩的独立性得到了体现。
在直接与音乐相关的一组绘画里，马蒂斯采用了某种原始主义风格，在大胆而纯净的色块中，透过色彩与音乐母题的结合，表现出对于生命起源与原始冲动的哲思。
马蒂斯《音乐》
03
毕加索：形式的数理
音乐给予绘画的启迪，除去关于色彩的表现力，还体现在对于绘画结构性与数理性的认知，并由此开启了以抽象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之路。
与同一时期注重色彩表现力的艺术家不同，修拉更关注于色彩的结构性。他将色彩凝缩成并列的色点，运用色彩的音阶，像作曲家测算节奏与节拍一般，对色彩进行着细微的调配与组合。
修拉《大碗岛的星期天》
这也开启了音乐与绘画关系的另一支脉，即关于绘画的结构性与数理性，这在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
毕加索认为绘画在视觉上所呈现的画面，似乎已不那么重要，核心让位于形式分析的过程。就像转瞬即逝的音乐，观者在画面中能够捕捉的，似乎也只留下画者审视形式那一刻的思考。
毕加索《静物与杯子》
04
康定斯基：绘画与音乐的通感
色彩的表现与形式的结构，在康定斯基处，似乎达成了某种和谐的统一。康定斯基自述有绘画与音乐的通觉，大约在他的作品里，每一处色彩与形式的组合，便是一段可以奏响的旋律，每一处笔触的跹跃，便是乐曲流动时的停顿与呼吸。
相比于早年的绚烂，在康定斯基后期的作品里，形式趋于精练，色彩趋于简素，仿佛辉煌的高潮，渐变为抒情的行进，有时也生发出谐谑的童趣。
康定斯基《构造 VIII》
至此，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节点上，绘画经由音乐的启迪，挣脱了摹仿自然的桎梏，发掘到更多的艺术可能。而绘画作为视觉的审美，音乐作为听觉的审美，两者关于感官的差异，也在稍后兴起的电影体裁里，得到了突破与发展。
大约绘画与音乐的根本关联，便在于其共同追求着调动人所有的感官，来尽可能地感知、定义、创造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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