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麦琼
精神音乐，是广东音乐曾经的美学标签之一。其他美学标签还有很多，诸如“意境音乐”说、“透明音乐”说、“小家碧玉说”等，这些常常作为广东音乐审美特征广为人知。这其中既有广东音乐“局内人”（粤乐玩家）琢磨出来的说法，也有外地人的直接观感。近百年的发展中，广东音乐有过形成、成熟、辉煌、徘徊、困惑等阶段，精神音乐在其成熟时期兴起并辉煌过，但缘何又在诸家表述中阙如？本文无意去解其况味，只将好奇作一番趣谈。
精神音乐，在广东音乐看来是个历史概念，却也是美学概念，其名字的来源便是对音乐美学特色的直接描绘。广东音乐的黄金时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实际上是在上海滩、港澳和广府地区（粤语地区）流行于茶楼、市井，并通过唱片、电影、广播流传的“轻音乐”，或者伴舞的舞曲。传统中，中国的文人音乐多表达风花雪月、家国情怀和劝世幽怨等，甚少有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写照、对现世的快乐追求。而广东音乐却偏偏照见现实，精神音乐应运而生。
吕文成等广东音乐代表人物均认可这种对广东音乐的调侃式标签。精神，在粤语中另一种说法是“醒神”。广东人早上起来打招呼：早晨！其实这个“晨”，通“神”，而这个“神”，就是“爽神”，即早上起来精精神神的意思。粤西地区“神”又音同“顺”，顺顺利利之意，但这个解释比较牵强。早上起来干嘛？叹（喝）早茶，“一盅两件”是一天生活的开始。叹早茶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央视《航拍广东》中有一个介绍泮溪酒家早上开市、街坊涌进茶楼的“壮观”场面。这确实是实情，相信没有摆拍嫌疑。画外音是：“悠闲的早茶，拥有一个略显狂放的开始。”
其实，此时无需旁白，只需配乐《赛龙夺锦》或《得胜令》即可，一定生动得多。请注意，那看似不太文明雅观的开始，充其量是一曲妙韵的起板，接下来的才是虾饺凤爪叉烧包的陆续精彩。
而伴随这些精致点心的自然是《雨打芭蕉》的写意，《旱天雷》的妙趣横生，《步步高》的皆大欢喜，当然也不排斥有些俗气的《恭喜发财》和《孔雀开屏》。
不过，光有一个“略显狂放”的开始，显然是小看了广府地区的茶楼文化了。说到吃，在外省人的印象中，广东人总是拿“民以食为天”做幌子，没完没了地吃。天上地下、陆海空的动物都摆在了餐桌上，甚至半蹲在大排档的椅子上胡吃海喝，吃相不好看。这误解不可谓不深。其实到南粤只消看看城乡的茶市，就能体会到广东人的吃相不仅不难看，而且很优雅、很讲究，文明举止不输英国的绅士。
英国人将茶点叫做Dimsum，其实就是粤语。茶楼文化不仅仅是吃，除了精致可口的点心，还有细嚼慢咽的做派和环境要求。显然，我想说的环境要求便是音乐了。缕缕升腾的茶香中粤曲妙韵是少不得的。
记得电视剧《围城》中方鸿渐和孙柔嘉到香港结婚那一幕，导演真厉害，那乙凡调旋律的《连环扣》一响，即使没有街景也能衬映出地道的粤港风情。20世纪上半叶的香港广州，各式各样的私伙局和茶楼中的广东音乐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城乡。
广州海珠区家庭私伙局
正如研究广东音乐的前辈叶林所说，广东音乐没有过多地刻画感情、描写心理，而是接近风俗生活。我的理解是，广东音乐就是生活，说是茶楼的背景音乐都显得拙浅，它就是茶市中不可或缺的“味道”。将这种“味道”商业化，就是一种对茶楼音乐的消费。音乐茶座就是这么来的，音乐中的茶楼，茶楼中的音乐，这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经济的起飞，最为令人自豪且惬意诱人的地方当然就是茶楼了。当然，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音乐茶座，又是另一番文化景致，直接催生粤港流行音乐的新时代。
然而，曾几何时，精神音乐是一个不太正面的标签。精神音乐作为负面理解，是过度兴奋的意思，如果后面加一个“病”字，便是一种病态情绪。哪些音乐被视为这样的典型音乐呢？《娱乐升平》《惊涛》《醒狮》《走马》等。
《娱乐升平》
如今听来，这些曲子哪有一点病态的影子？真是健康得透明的音乐，常常伴随着我们的欢乐时光，看作是茶楼文化的一种延伸亦无不可。其实，这些音乐与传统的广东音乐一脉相承，只是在工商业发达的沪港粤有了一定的市场，作为商业性的表演显得“碍眼”而已。创作演奏这些曲子的始作俑者是大名鼎鼎的吕文成等广东音乐“天王”们。
将其作为不健康的精神音乐，无非是当年创作这些乐曲时确实是使用了西洋乐器小提琴、萨克斯风、木琴、爵士鼓等，在表演上带有一定的现代流行音乐气息。舞曲和为电影的现场配乐，会带有欧美的都市审美倾向。于是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甚至指摘音乐家们在抗日时期不顾河山破碎，而躲在风月场里纸醉金迷。实乃牵强，过于“精神”敏感。至于个别曲目有些颓意，那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退一步说，艺人的生存环境常常也身不由己，即使个别音乐家与时代脱节，缺乏家国情怀，也并不妨碍这些音乐是健康的人性表达。
音乐，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娱乐，即使在品格上有优与劣、雅与俗的表现，仍然不能掩饰其作为娱乐的功能。何况对逐渐成为工业时代城市文化的广东音乐而言，茶楼、舞厅的表演，灌录成唱片和伴随广告而传播的电台节目，正是它们的商业属性一定程度上促成其繁荣。这种音乐也许在文化商品的利益追逐中，艺术性追求的自觉没有得到张扬，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性的萎缩和没有长进。精神音乐虽然未能成为广东音乐的主流和方向，却不失为广东音乐的一种乐观气质。
时值除夕，完成此文便是在“茶笃灿”酒楼，墙上挂着“五架头”乐器，耳畔犹闻《步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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