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安潮
自音乐学家郭乃安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1991年）倡议发出后，针对音乐学人的研究文论逐渐增多，有些学刊还专门辟出专栏，尤其是“封面人物”或“专题人物”的集中阐论，使得近年来的人物研究呈现旺盛的发展态势。但量多的同时也使其研究表层化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有些研究多以访谈为主要方式，直接地采用访谈语录而未加考证，这些研究即使是打着“口述史”或“民族音乐学”的幌子，也不能掩盖这些文论内容表层化的问题所在。再加上有些被访者记忆的错漏或自我夸耀成分的增加，这就使人物研究有吹捧的片面倾向。有的吹捧为了使其立论有引经据典的效果加持，还套用历史上的大量古典理论，但“所引”与“所论”的两张皮，更让理论与被评对象之间“拉郎配”的问题凸显。
人物研究表层化产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研究思潮的外在驱动因素外，其内在的实质问题还有如下诸种：一是研究者能力所限。很多文论作者在所评论的人物及他们的音乐技艺方面知之甚少，比如对作曲家的创作技术浑然不知，却要对其夸夸其谈，只能单纯地迎合评论对象的要求，表层的吹捧言辞在所难免。二是研究的浮躁心态所致。不了解某些领域，其实可以通过缜密的案头工作来解决，比如某乐器的演奏技术可以通过相关视频及演奏技术的理论文献使认识深化，但这些“评论家”沉不下来，不愿意坐冷板凳，不想去调研相关资料，拿自己那些不一定合理的感性经验而将就着套用，只能是表层的、随口而出的自我感觉了。三是被评对象的要求所困。被评对象总是希望评论者说好的方面，尤其是两者在地位上再有悬殊差别的话，被评者的要求就更易于强加于评论了，这在使评论客观性缺失的同时，也使表层化言论不可避免。
音乐学人是音乐发展的核心和主体，他们创作、表演、理论的创造性成果推动了音乐史的发展与丰富。在中国音乐专业化发展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尤其是既往又附属于文史和政教的历史原因境遇下，中国古代音乐家被载入史册者屈指可数，这就更加需要当代音乐人深入研究或评论了。在良好学术心愿达成的同时，保证人物乐评的深入或精微，才是当前文化大发展语境下的理论精品建设的迫切所需。而如何规避人物研究的表层化，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
首先是要端正研究的心态和观念。人物研究关乎深远，现在的理论研究可能会使音乐家进入大众视野甚或是音乐史传载的依据之一，不能急就章式地敷衍了事，要在依从客观史实的标准下，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纵横向发展线索中去。如此才能对人物进行恰如其分的技艺辨析和特色凸显，这既是对被研究者负责，也是对音乐史负责。
其次是要加强理论研究者的自身业务素质和修养。像保罗·亨利·朗在《音乐学与音乐表演》及《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所展示的音乐技术那样，像赵晓生在钢琴艺术、刘正维在戏曲艺术、石惟正在声乐艺术、乔建中在二胡艺术、朱晓谷在民族管弦乐配器中所显现的特定领域的业务能力那样。但假如之前的音乐履历没有技艺修习的经历也无妨，再行修习和补课，也是针对性业务自修的好渠道，这对某些小的专题评论也同样适用。
再次是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的乐人研究不仅要辨析其技艺能力，更要知晓其历史发展状态，将被研究者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高光或黯淡表现进行中肯评价，是当前人物研究表层化的解决之道。历史研究的考证之法、“口述”求证或佐证之策、民族音乐学“局外人”“局内人”的不同考察视角、社会学的价值评析角度等，都是可资借鉴的方法或途径，但最终要综合运用，方能对处于历史、社会境遇下的专业音乐家作出综合的理性研究。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治国）》）乐人技艺与经历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也要从长计议，综合为之，从小处入手，积少成多，方能最终深层次地呈现乐人的技艺特色与艺术成就。表层化的吹捧或访谈言论堆砌，只能掩蔽音乐家们的人生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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