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提出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这一课题，已经昭示了音乐学研究的开拓性，它必将聚集起众多的有志者投入到这一宏大理论话题的叙事中来。
关键词：中国音乐；理论话语；转识成智
刊登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2期，第70~77页
*全文连载
关于构建当代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几点思考（一）
（续）
3.近现代创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足迹
承续着“天人合一”的思维灵光，中国近代接纳了以“天人相分”为基本哲学思维的西方文化。于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大冲击，以致出现了“深度西化”，“缺乏自己的理论话语与声音”的状况。可以说中国音乐文化的近代发展被西方文化包裹尤甚。但是回顾20世纪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也不乏看到力图在中西音乐文化的融会中走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几多步履。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音乐家沐浴中国音乐传统，接受西方音乐文化，消化西方音乐文化产生的一些优秀理论成果也不能不激发我们对历史回顾的情思。20世纪早期，音乐家们的方法论基础是建立在为自然科学实证原则下的归纳法。赵元任从大量的传统音乐实践和他毕生从事的语言学研究中归纳出一套具有民族特点的词曲配合规律。提出按照阴、阳、上、去的四声来安排曲调的“高扬起降”，或者根据字调的平仄，决定曲调的“平低仄高”的原则。黎锦晖从国语的语言音调和对于民间传统音乐填词规律中，分析、归纳出“乐化句”原则。即曲调的设计要遵循普通话的四声规律，适应口语化的要求。使得谱写出的歌曲获得了字字入耳真切的艺术效果。这里“平低仄高”“乐化句”的概念应当说是赵元任、黎锦晖先生在作曲实践中获得的颇具创意的音乐理论话语。他们接受了西方歌曲创作的理念，又将中国歌唱传统的原则融会其中，行走的不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学术之路。而是在中西音乐文化的融会上花气力，所以取得了为世人所接受、并得以传承的艺术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事业获得改革、开放的发展契机。音乐学界在焕发活力的学术热潮中，在民族音乐学理论传播的新潮涌动中，不少勤奋耕耘的音乐学家获得了许多具有中国音乐传统的创新性音乐理论语言。诸如黄翔鹏、赵宋光、李西安、黎英海、王耀华、袁静芳、沈洽、杜亚雄等等前辈音乐学家均对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创建有过精心探索。其间颇具中国音乐理论话语意识的成果诸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被称为音乐学理论“新三论”的“音阶论”“音腔论”“音群论”（对应于当时成为学术方法论核心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而言）。而在世纪之交，“中华乐派”学术讨论中出现的中西音乐“交合论”也触到了创建中国音乐话语理论研究的基脉。黄翔鹏先生的“音阶论”与其晚年提出的“曲调考证”方法具有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主导意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公开发表的“音阶论”在梳理中国传统音阶理论基本概念基础之上创立的“同均三宫”学说是对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其“曲调考证”方法的创建又树立了在历史语境下运用传统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基本规范。黄先生是创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先行者。沈洽先生的“音腔论”基于对汉民族传统音体系的重新理解，其梳理出的有关音腔的理论概念直接对应了古代音乐理论话语的疏密、虚实、刚柔、宏细等概念，鲜明的历史语境意识渗透其间。邵光琛先生的“音群论”总结维吾尔族音乐纵向结合规律，认为“调结构应当用和弦结构来表达”；他提出的“四音和弦”是传统和弦的规范形式，已经是将西方的和声理论融会于中国传统音乐之中而产生的创新性音乐理论话语。21世纪初年，在关于“中华乐派”的学术讨论中，谢嘉幸先生提出过“中西交合论”。这是在大学术界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研究应凸显中国传统哲学“和而不同”理念的学术背景下出现的重要学术观点。为此，笔者注意到刘小平先生在“中西交合”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中国“'后传统’音乐”的理念。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直觉感悟音乐思维交合西方的理性、非理性音乐思维可以产生中国独特的混沌有序的“后传统”音乐思维。“后传统”音乐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基因组是母体，与之交合的西方异质基因是片段基因，是以“转基因”方式植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基因组母体，是有机嫁接；而“后现代”音乐中西方音乐文化基因组是母体，东方等异质基因是碎片基因，是以兼并的模式纳入，是无机拼贴。[10]显然，这样的论说体现岀了21世纪初年学界对于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研究的深度。“文化基因母体”“转基因”“有机嫁接”“无机拼贴”一系列借鉴于自然科学或姊妹艺术的概念恰切地表达了音乐学理论工作者对于在“和而不同”哲学背景下构建新时代的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明确追求。值得提出的还有赵宋光先生。赵先生从中国古代音乐理论话语“宏细”概念寻得启示，构建起其“振动周期”“相对波长”“音程系数”“波长比”“跃迁算子”等理论律学的概念。并以相对波长、音程系数等理论律学概念阐释了《管子·地员》篇所载律数蕴含着一种描述五声调式结构特征的方法。这种调式结构体系蕴蓄了“三分”“三倍”多次生律积淀的动感张力能量，旋律所要求的和声结构形态亦当具有相应的多次生律动力的强化。先生以其理论律学体系的真知演绎构建成的理论话语，使我们看到中国传统五声调式体系的音乐实践将会由此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空间。[11]显然赵先生是在努力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的当代意义，其解读古代音乐理论话语不失历史语境和传统的承续，而构建起新的当代中国音乐理论话语又不失科学与传统的含义，他当为中国理论话语探索的觉悟者、先行者。在当代中生代学者中我们也看到了诸如张振涛、项阳等诸位先生近年于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所做的努力。张振涛先生在其《音乐——一个不断填充新意的概念》[12]一文中“从发生学角度梳理'音乐’概念的初始含义，从而了解它们与派生演绎之间的联系，进而确立哪些成分为本土内核，哪些成分是外来因素，居前者如何为居后者奠基等等。”他认为“庞杂概念中必定存在一个根源，即'词根’。将基本词素，捉置一处，解读元典，追溯源头，辨析流脉谱牒，才能看清历史的原本指向和今天的演变流向。让我们从词根上一一剖析过去。”笔者认为他在这里构建的“词根说”已经具有探索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方法论的意义。[13]项阳先生在其“接通”理念涵养下描述的礼乐音乐文化史已经初步形成了浸润于传统又具有当代意义的一系列音乐理论话语。诸如“音声技艺”“国家在场”“音声供养”“固化为用”“礼乐类下的俗乐”“乐的功能性存在”等等 [14]。而从其更趋明确的由“仪式用乐”与“非仪式用乐”构成的“中国乐文化理论体系”中，更能够感悟到他对于当代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迫切性。项阳先生认为：“'引礼入乐’使得中国乐文化形成了独特话语，也独具象征性意义，彰显特色构成。”而由“引礼入乐”所形成的礼、俗两条主导脉络的“中国话语体系”则需要下大气力深入挖掘，以求回归历史语境的系统性梳理，并将之与相关、相应的音声技艺类型和仪式仪轨关系、功能性意义一并把握，才好有中国传统乐文化的特色话语的构建。[15]在他的如上理念中不仅使我们感受到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对于当代音乐学理论前沿性课题研究所具有的时代意义；重要的还在于他提出了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应该着重关注的路径和新的原则。这里，回归历史语境的研究路径吻合“反本求新”的学术涌潮；而将礼乐功能性意义融汇在创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实践之中则是他精心探索中国乐文化的创新性感悟，这样的理念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注入了新的血液。以上笔者点断式地描述了一些近代以来创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研究足迹，碍于学术视野的局限，一定是挂一漏万。而所要显现的要义是想强调我们应当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学术发展史。唯有中国音乐理论话语学术发展史的精当翔实，我们才会获得深究音乐理论话语深层内涵的基础；而只有把握中国音乐理论话语深层内涵，我们才能归纳它们的构成要素、结构原则、表达逻辑。掌握了中国音乐理论话语这些特点，所要构建的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才能够呼之欲出。 三、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应有“转识成智”的哲学智慧
“转识成智”是已故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提出的著名学术理念。它来源于一门深入分析众生心理结构及贤圣境界的理论，佛学理论称作“唯识”。其理论重在阐明怎样通过修行途径而达“至究竟”的佛果。众生在迷惑与染污中，没有智慧，不懂因果。学佛就是首先注重正确的熏习，多闻熏习后逐渐恢复本有佛性。[16]于是佛学理论有了“转识成智”的理念。冯契先生进一步活化了这一佛学理论话语，他将佛学“转识”之“识”理解为知识；将佛学之“成智”之“智”理解为智慧；于是“转识成智”之说成为其“智慧”学说的核心概念。在冯契先生看来“转识成智”表达了认识过程中从“知识”向“智慧”飞跃的认识过程。在由知识向智慧转化的过程中是靠着一种人类追求“穷通”的思维本性而发生的理性直觉。这种理性的直觉表现为一种思维过程的飞跃，这一飞跃的过程便是“转识成智”。知识侧重于分析、抽象，而智慧则侧重于综合，以把握整体。因此要实现'转识成智’的理性飞跃，首先有赖于对于知识的积淀和对于广博知识范畴的分析与抽象。对应于佛学“唯识”论中的注重正确的熏习，以恢复本有佛性的过程，可以说对于知识的积淀、分析与抽象，不啻为佛学中的修炼过剩。学术智慧的产生需要有艰苦的修习过程，否则不可能期待产生向智慧层次的理性飞跃。冯契先生还认为“智慧是自得的，是德性的自由表现，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和个性的自由表现，作为自由德性的获得，是顿然之间获得的，也就是飞跃”。[17]这里我们看到在认识论哲学中冯契先生注意到了德行对于获得智慧的功用。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理论发现。在冯契先生看来，进入“转识成智”的研究境界，除去宏富的知识积累外，还需要研究者的一种“德性的自证”。就是说需要研究者在理性直觉产生的过程中对自己所具有的德性作出反思和验证。他认为实现德性的自证应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主观上必须真诚；二是要防止异化现象；三是要解放思想，破除种种蒙蔽。当“我”自证为德性之主体，也就是具有了德性之智。德性之智是自我的真诚实有，它是在克服异化，解除蒙蔽，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中实现自证的。[18] 这些基本要求所强调的“培养真诚”；“警惕社会异化现象如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人生实践中自证德性”的理性原则对于当代理论研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在我们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研究实践中，冯契先生所倡导的“转识成智”理论必将成为我们智慧的源泉。首先，在历史的语境中对各类纷繁复杂的音乐理论话语要有一个整理分析的过程，这可谓转识之“识”的修习、积淀过程。同时，还必须有“德行的自证”过程，这就是要加强精神修养层面的修养。可见，“转识成智”理念将引领我们在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学术跋涉中要历经一层层艰难的“修炼”，才能达至理性的彼岸。唯此，我们才可能获得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学术智慧。创造颇具中国智慧的音乐理论话语，使之成为面向世界的一个音乐文化系统。[10]刘小平：《“魔鬼”该向何处去？》，载《人民音乐》，2003年第2期。
[11]参见郭树群：《一项原创性理论研究成果的魅力——感悟赵宋光先生创立的理论律学学说》，载《音乐研究》，2017年第2期。
[12]张振涛：《音乐——一个不断填充新意的概念》，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5年第2期。
[13]郭树群：《宏观学术背景的观照与音乐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载《音乐研究》，2017年第6期。
[14]郭树群：《践行史学传统叩问礼乐精详——浅释项阳近年中国音乐文化史史学研究成果》，载《音乐研究》，2016年5月。
[15]项阳：《国学中乐之话语》，载《国学研究》，待发。
[16]参见网络文稿宁静致远：《关于转识成智》2017年10月26日下载。https://www.douban.com/note/86226120/
[17]樊唐荣：《“转识成智”——冯契广义认识论核心环节初探》，河北大学2016届哲学硕士论文。
[18]王向清，张梦飞：《冯契的“转识成智”学说及其理论意义》，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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