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是人们长期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其进展则是由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决定。追溯历史，了解先人如何将零碎的知识建立成外科学有着深远意义。加拿大医生、历史学家威廉·奥斯勒曾评论:“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只是一缕朦胧的曙光。”虽然外科的历史有着几千年，但真正发展也就近百年时间。现代外科史也只是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一缕曙光。
人类开始沉思天地万物之意义的时候，在宏观宇宙与作为宇宙缩影的人之间，构想出了某些关联。今天，我们还保留着这种兼具宇宙色彩和神话色彩的解剖学术语。譬如，人体颈椎最上面的一节就是阿特拉斯（阿特拉斯，Atlas，以肩顶天的巨神，在解剖学上用来指寰椎，支撑着人的头颅）。还有亚当的苹果（Adam's apple，指喉结，典故是亚当偷食禁果哽噎噎在喉的传说）。维纳斯丘（the mount of Venus）喻指阴阜，内耳迷路，labyrinth，名称源自希腊神话，Daedalus为Minos所建用来禁闭牛首人身怪物theMinotaur的迷宫。
最古老的外科手术为颅骨环钻术和包皮切割术，这两项手术可能在石器时代就已存在。原始人在狩猎当中猎杀了各种动物，在宰杀动物的过程中他又渐渐地知道了区分不同的部位，挑选出可以吃的部位来。随着文化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宰杀后动物的有些部位被用来祭神，献祭之后剩下的那些部位大家吃光。原始人类肯定逐步地形成了种种推测，这些推则把他们在动物体结构上的发现和他们自己的身体联系了起来。在兴奋之后他们胸脯里那狂跳的东西，一定与刚刚宰杀的动物胸脯里那有节奏跳动的东西相一致。
公元前460年古希腊之希波克拉底、公元2世纪古罗马的盖仑和公元10世纪中东的阿维森纳三位古代医学大家，他们并称西方医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他们对人类外科医学的发展起着不朽的业绩。如果说是希波克拉底建起了医学的大厦，那么则是盖伦使这座大厦得以完善，阿维森纳使得这座大厦变得更加完美。加拿大医学家、医学教授威廉·奥斯勒爵士（SirWilliam Osler）爵士，在1913的一次演讲中称赞1000年的中东的阿维森纳是“一位创作了史上最著名医学教科书的作者”，并称，作为一名医学从业者，阿维森纳“是成功的医学家的楷模，同时也是政治家、老师、哲学家和文学家”。
14世纪的外科医生居伊·德·肖利亚克认为，如果医生没有学几何、天文学、辩论和其他高级学科，很快皮革匠、木匠、毛皮衣制作工将会放弃他们自己的工作，成为医生。医生应该举止良好，在很多方面要大胆，担心危险，应该憎恶错误的诊断和实践。对病人应该亲切，对同事热心，对预测要审慎。他应该端正纯洁，有分寸，富有同情和慈悲心:他不应该贪心，紧紧抓住钱财，他将会得到与其劳动、病人的经济能力、治疗的效果和他自己的尊严相称的报酬。为了改善这种形象，医生必须要注意自己的衣着与行为举止，以免辱没自己及其职业。当医生探望病人的时候，把精力都投入到病人身上是其职责。约翰. 阿登( John ofArdenne)认为服饰举止不能像吟游诗人，但是在衣着举止上应该表现出文化人的样子。
简·伊普尔曼(( Jan Yperman )，一个14世纪的弗兰德内科兼外科医生，说医生不应该“开启与治疗无关的话题，既不能与家庭的女主人、女儿或者女仆闲谈，也不能用挑逗的目光去看她们。”简·伊普尔曼还认为医生“不仅要掌握医学知识，还要了解自然的著作，也就是哲学。语法、逻辑、辩论和伦理是四种科学，对明智和审慎地了解事物是必须的。在逻辑学的帮助下，可以合理地检验事物，语法让我们知道拉丁词语的含义，辩论教我们正确谈吐，正如我们从哲学家那里听到的，他们获得这种技艺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实践。医生还必须懂伦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教给我们好的德行。”简·伊普尔曼还有一种特别信念：“如果医生意识到病人无法康复，他应该拒绝治疗。医生要改善病人的精神状态，提醒病人治愈要花很长时间，要让病人了解遵守医嘱的必要性，提醒病人不要同时咨询几个医生”。
同一个时代的外科医生布鲁诺认为“外科医生应该是受过教育的人，或者至少在一个受过教育的老师那里学习过，我很难相信一个不识字的人能掌握外科。但是现在不仅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而且更糟糕的是，妇女也在滥用外科，她们既没有外科技术也缺乏理解能力，但是她们却自认具备这些能力。
中世纪时，无论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还是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受过教育的医生们都是在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医疗实践。而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越来越不能满足于僵化的教条，再加上受到文艺复兴新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倾向于修正旧教条和发现新真理的思想革命，开始寻求一种全新的生物医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产生重大的变革，思想、艺术、科学上不再墨守成规，有许多突破性的发展，外科医学发展亦是如此。1543 年，Vesalius发表著作《人体构造》，1628 年Harrvy发表著作《心脏之运动》以及1761 年 Morgagni发表著作《疾病的位置与病因》，此三者号称为结束旧医学的铁三角。
巴雷Ambroise Pare(1510～1590)以他对外科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被誉为现代外科奠基人之一，在外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至高的位置。同时，他又是一个哲学医学家，他在文艺复兴时期改变了外科学，并且是最终将原始的外科同现代外科区别开来的里程碑式人物。巴雷所处的时代，外科医生属于体力劳动者而不是知识分子。但对巴雷来说，外科医生是一种神圣的职业。由于他那种打破传统的决心和敢于创新的勇气，外科医生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提高。巴雷将外科医师从理发师中真正区别提升起来。从此外科医师与理发师彻底分开，有着与内科医师一样的地位。当巴雷被问及如何取得成功时，他的回答是“外科是通过手和眼来学习的，外科学的定律就是实践。那些只是脑子中装着神圣的教义、脊背靠在舒适的椅子上、读着古老的医学教材来告诉别人如何实施手术，如何救治病人的所谓先知医生，他们所说的一切的一切，不过只是纸上谈兵、凭空臆断而已。”亲身实践是帕雷一生行医的准则，亲身实践是帕雷一生的写照。亲身实践毫无疑问也是外科学的一条定律，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英国外科医生Peter Lowe( 1550～ 1613）年所著的《外科全术论文》是最早的一本英文外科教科书，在此书中，Lowe问道：“什么是外科？”他的回答即使在现在也奉为圭臬：“它是一门科学或艺术，显示如何在人体上操作，利用各种必要的手术方法来帮助愈合，或尽可能采用最有利的药物”。外科医生所展示的绝不仅仅是高超的技术，还有人格魅力，即他的品格、修养和作用。这种人文修养塑造了一个外科医生的形象，体现在其一启齿、一举手、一投足，不只在手术室里，而是在一切医疗活动中，甚至不自觉地影响着他日常生活的习惯。
在麻醉被发现前三个世纪，大多关于减轻术后痛苦的研究基于18世纪英国杰出的外科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的创见。约翰·亨特是英国的外科学家、解剖学家。近代实验室外科学和解剖学的奠基人之一。 约翰·亨特被认为是“科学的外科学”的奠基人，英格兰实验病理学的奠基人。亨特把外科实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为20世纪外科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送给他的学生Jenner（牛痘疫苗发明者）的名言至今被人铭记：“勿空想，多实验" ( don' t think , try the experiment)。他的名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外科医生。亨特对外科医学的贡献是使人们认识到外科医学不是一门“手艺”，而是一门科学。
一个可尊敬的外科医生，并不一定是完美的人。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犹如舰长在操纵潜艇，他的镇定自若、机敏灵活、睿智幽默，都会使手术进入艺术之佳境。反之，慌乱毛草、喝斥或埋怨助手和护士、摔扔器械、唉声叹气、谈笑无忌等，则会使整个手术组失去协调、精力涣散、手术杂乱、气氛黯然。
18世纪后期Astley Cooper（1768-1841AD）英国外科名医曾任乔治四世、威廉四世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御医。他认为一位成功的外科医师必俱备四大要件：①鹰眼：敏锐的观察力。②.狮心：王者般的勇气立刻做出对病患最有利的决定。③巧手：像女人般细腻灵巧的执刀技术。④智慧：学者般的智慧去分辨及判断。
朗弗朗在他的《大外科》(Chirurgia magna)一书中描述了理想的外科医生应该具备的条件：他必须具备艺学(Liberal Arts)的知识，掌握语法以便得体地说话，修辞以便正确地表达自己的目的，辩论以便合理地为自己的言论辩护。还有一些道德上的要求，比如在病人家里不要说不适宜的话，不要与那里的女人调情，总是对病人说一些抚慰的话，免费为穷人看病但是要收取富人的报酬。此外，还强调外科医生在成功地行医之前必须掌握医学科学。
在历史上，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传统的一门科学，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在享受医学技术提供服务的同时，却对医学的非人性化趋势提出越来越多。医学的目的是救治在病痛中挣扎、饱受躯体疾患和精神痛楚折磨的病人，因此医生除了应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医生如果仅有医学，没有人文和哲学，医生不能行医，即使勉强去行医，也不可能成为大医，成为儒医，成为名医。“良医”尊奉“仁德”二字，只有医术而少医德者不能冠之以“良医”，更不能称之为“名医”、“大医”和“儒医”。 当我们有了丰厚的哲学与人文底蕴的时候，我们便会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时，再追寻与反思医学或外科的目的，则不难理解，外科显然不总是意味着治疗某种疾病，而是帮助患者恢复个人的精神心理与生理身体的完整性。我们要成为一个德技双馨、文武兼备的外科医生，更要成为认识论与实践观统一的哲学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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