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当今社会有什么新名堂，新花样，新科技，而释迦牟尼要让我们众生解决的问题一直还在”。
贾平凹在《暂坐》里，通过人物海若之口说出了这部小说要和我们一起探讨的根本问题。当今科技日新月异，人们坐地日行八万里。那些阻隔我们、制约我们的事物正在一一消退，可是这似乎并没有解除我们心中的挂碍。人们依然有痛苦，焦虑，离别，失去。到底如何是幸福，如何应对生活的“无常”？如何安放我们的心？贾平凹用小说提出了这样的“大哉问”。但他似乎无意、也无从解答这样的问题，只是用笔墨点染出这么一处茶庄，通过这处茶庄写出了众生的苦厄，写出了当代人的精神处境。
说到文学中的茶庄，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老舍的《茶馆》。老舍通过对茶馆中往来众生的描写，呈现出一幅清末、民初以及抗战后期民间的浮世绘。主人公王利发精明、干练，最终却在变幻的时代面前败下阵来。老舍通过这个人物，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症候，写出了人在时代面前的无力感。人们似乎只是一粒浮游的尘埃，在时代的变化中任意漂浮。而今，我们不再有革命和动荡时代的悲辛，科技也在改变和赋能人们的生活，人们有了越来越多样的选择，贾平凹再写一处《茶馆》，所用之心，所发之力，自然有别于老舍。他不是要呈现时代的大轮廓，而是要往深里走，写到人的心里去，写到人心空荡的地方去。
小说写了西京“十块玉”。曹雪芹有金陵十二钗，贾平凹写西京十块玉。但书中所涉女性实际上不止十人。她们都有自己的生意，经济宽裕，生活优渥。经营火锅店者有之，开红木家具店者有之，做广告公司者有之，干汽车专卖店者有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女性，以海若为中心，在暂坐茶馆，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一个闺蜜群。身为中国人，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社会网络。前些年，作家刘震云写了一部小说叫《一句顶一万句》，小说要表达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人的人心向何处安放的问题。
西方人有烦恼，是向上找，找到上帝。中国人有烦恼，是横向找，学伯牙子期，找的是知己。故而朋友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为什么不亦乐乎，因为有话说。这十位女性，聚到一起，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解决生活中生命中的疑团”，他们互相倾诉，互相理解，互相安慰，这个暂坐茶庄，就不只是他们忙忙碌碌中静下来暂坐的地方了，这地方就是她们的宗教。她们的心就安放在这个小团体里。谁有了烦恼，就到这里说说，有办不了的事，有要托的关系，有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也都到这里来找答案。这里就是她们的共济会了。
由此，我们看到从未正面出场的夏自花，因为白血病，住在医院里，正是这一群姐妹轮流照顾。她们之间，因为相聚，有了温暖，有了希望，有了生机，可是近七十岁的老贾，又怎会把笔停在这样的花好月圆上。人世的浮沉无定、升降不已，人间的悲苦别离，他也一样写出来。所以随着小说的发展，我们看到应丽后和严念初因为钱有了罅隙，看到夏自花香消玉殒，看到冯迎死于空难，看到从圣彼得堡来到西京的伊娃又离开西京回到彼得堡，这么热热闹闹的一团火，终于燃成了灰烬，这么嬉嬉闹闹的一伙人，最终还是席散人空。而小说开始不久，众姐妹等待的活佛还没有来，茶馆却在爆炸声中消失了。现代派《等待戈多》，写出一种荒诞，贾平凹等待活佛，写出一种悲辛。那炸掉的茶馆岂不是又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聚散无常的人生岂不是现时代的“好了歌”？
可能有的人会说，那么到底怎么活？活佛在哪里？贾平凹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可是文学不是要给我们答案。用贾平凹的话说：“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写出了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于这个世界的识，识亦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贾平凹用《暂坐》为我们起了一座屋，造了一种境，叙述了一段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有什么反思，有什么所得，有什么识见，是个人的因缘，个人的体悟，不是作者强求。我想，这也正是一种文学的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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