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墓位于河南省孟州市)
唐朝发生过一起命案，闹得沸沸扬扬。不仅舆论哗然，官府两难，扮演最高仲裁者的皇帝也颇为纠结。案子说起来很简单。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有个叫梁悦的人，父亲被人杀了，为了替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杲。自己到县衙里投案自首。在定罪性质上引起极大争议。根据《唐律》的规定，也是要杀人偿命的。
法律条文虽然这么写，但真遇到子报父仇的事情就难办了。事情直接推到皇帝那里，皇帝把自己的困惑昭告天下：“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 、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奏闻。”意思是说 “有关复仇的规定，若根据《礼记》的说法，在道理上说与仇人应是不共戴天的，但若引证法令 条文，杀人的人就应当处以死刑。礼教与法令两项，都是帝王实行教化的重大根据，既然其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固然应当通过论说辨析商量明白，应该让尚书都省召集有关人员 共同评议，奏报闻知。”
中国古代的王朝树立了儒家意识形态。儒家的伦理体系中，孝道十分重要，是建构社会人伦秩序的根本。父母为人所杀，孝子当然要为血亲复仇，也算尽了孝道。在儒家的经典文本中，一直都有明确的记载。杀害父母的仇不共戴天，子为父母报仇，天经地义。但法律又规定，杀人者必须死。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法律，都是治国的重要基石，两者起了冲突该怎么办？
韩愈做为一个当世大儒，当时任行尚书职的员外郎，当然非常清楚儒家的理念。儿子给父母报仇，儒家经典文本都有提到，这些著述都没有去怪罪为父母报仇的儿子。韩愈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子报父仇这点既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此推崇，那么就该在法律条文里明白写出，为什么他翻阅了《唐律》没有相应的表述？这恰恰表明了历代制定法律的官员都明白这个冲突，大家共同面对着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与法律的矛盾，这个矛盾来源根深蒂固，绝非一两个官员能够解决的。
如果法律规定不准许复仇，那就会伤了孝子的心和老百姓的心，政府提倡的伦理道德就会被打脸。如果准许了复仇，那以后人人都会钻法律的空子去杀人，天下岂不是要大乱？何谈治国平天下？为什么准许子复父仇没有写入法律条文？韩愈猜测，制定法律的官员是故意不写的。这么棘手的问题，偏向于任何一方，都要承担滔天骂名。这才有了皇帝下诏，请朝野上下共同商议的一幕。
请看韩愈上的《复仇状》是怎样为皇帝支招该如何解决孝子复仇的难题的。
《复仇状》原文：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谨议。
现代汉语译文为：
臣下认为儿子替父亲复仇，在《春秋》、《礼记》、《周官》等典籍中都有记载，数都数不过来，从来没有因此而治罪的。按理说这是最应该被详细写进法律条文里去的，但是现行刑律中没有关于与杀父仇人不共戴天的条文；这并不是出现了有意存疑而未写出的文字，假如不允许为父报仇，便伤害了孝子的心愿，而且又违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训；若允许为父报仇，人们便将会凭借着法令擅自杀人，从而就无法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了。
法律虽然原本是圣人制定的，可执行法律的却只是一些普通官吏呀。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经书条文中明确的，是由官吏们掌控的呀。所以圣人在经书里将此中的含义反复强调，而在刑律中又将此类条文深深隐没，圣人的用意是让执法的官吏一概本着法令裁决，而让尊奉经学的人士得以援引经典而加以议论.
《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再次寻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公正合宜的 举动，是可以的，公开杀人而且做得不够合适的，儿子是准许复仇的。这就是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仇杀啊。《公羊传》说：如果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不能忍耐父亲被无辜杀死这种遭遇，所犯罪行还不到杀头的地歩。如果把罪人杀死，就是皇上强加给普通老百姓的托词，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仇杀。《周官》又说：凡向人复仇的人，事先书面报告司法官，杀死仇人就无罪。也就是说将复仇这件事情，必须事先报告给司法官，再去把仇人杀了就不算你犯罪。如今皇帝如此关心法令制度，是想留下为自己服务的，不仅爱惜官吏们如此遵守法令，又怜悯孝顺父母儿子的心意，又要表明自己不独断专行，咨询我们这些僚属和群臣。我认为复仇虽然名义上是相同的，但是事情的原由是不同的。有时候是平民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仇杀，正如《周官》所说，现在就可以讨论。有时候是触犯刑律被执法机关所杀，正如《公羊》所说的，在如今就是不允许的。《周官》又说，你将要复仇，向司法官吏告知就没有罪行可言，假如是无父或无父母的幼儿或贫弱无依的百姓，心里存着微小的复仇志愿且伺机观察对手的便利，恐怕就不能事先亲自告诉司法官吏了，未必可以认为今天就能断定了。既然这样,那么是处以死刑还是免除和减轻刑罚，就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将所规定的此项制度表达为：凡是为父亲报仇的人，事情被举发后，应当一概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斟酌合理的情由作出应有的处治。这样，经书与刑律（道德与法律）便都不会失去各自的意指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
根据上文，韩愈的最终建议是，凡是有为血亲复仇的，事情发生后可以把案子交到中央（尚书省），由中央的官员们召集硕学大儒、法律界的官员们成立个委员会，大家反复磋商拿出个意见，斟酌最为妥当的处理方式，再报给皇帝定夺。争取既不违背法律，又不违背儒家意识形态，随机应变。
最后，梁悦被罚打了一百大板，流放到南蛮之地。后来运气好，遇到皇帝大赦天下，他又回到了故乡，这事算是完了。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世称 “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768年韩愈出生。三岁时，其父便逝世，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792年在参加四次科举考试后，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802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803年晋升为监察御史。805年获授江陵法曹参军，806年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810年降授河南县令。812年复任国子博士。814年任考功郎中。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819年因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皇帝不供奉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821年转任兵部侍郎。822年任宣慰使，后转任吏部侍郎。824年12月25日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今有《韩昌黎集》、《韩愈文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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