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是意大利政治家和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著作，1532年首次出版以来迄今470多年，从西方到东方，在政界、宗教界、学术等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全书从历史的经验角度出发，以“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为依据，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出于人性本身的需要。他大胆地将政治与伦理道德分离，认为政治的基础不再是伦理道德，而应由权力取而代之。
《君主论》将君王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截然分开，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它认为，人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前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行为，而后者则是兽性行为。在社会现实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迫使人们必须诉诸后者。这就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如何善于运用野兽的行为进行斗争，做君王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肯定会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如狮子。狮子不能防御陷阱，狐狸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君主做狐狸是要发现陷阱，做狮子是要吓走豺狼。
《君主论》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事业或统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恶名，应该大刀阔斧，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不必守信义，伦理道德可以抛弃不管，因为目的高于手段。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王应当守信义。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或者原来自己守信义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它还告诉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必须习惯于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君主论》还主张君主应当显得虔信宗教。使宗教在国家中占有显要的地位，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的真实性，而在于它是联系社会的纽带。
《君主论》还详细描绘了君王的治国之道，强调君主应该是残酷的、令人畏惧的，以及君主在维持国家方面的重要性。在政治手段问题上，马基亚维里认为，用注定要失败的方法去追求某个政治目标是徒劳的，即使为了一个很好的目的，也必须要选择能够实现它的手段。手段是达到目的的方法，不要去管手段本身给人的感觉是善与恶。成功的意义在于达到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什么。假若世界上有一门“成功学”，专门研究恶人的成功，肯定会和研究善人的成功做得同样好。因为恶人成功的事例比圣贤成功的事例并不少，有时反而更多。如果这门学科成立，对圣贤和恶人同样有用，因为圣贤一旦涉及政治，必定同恶人一样，希望自己成功。
《君主论》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惊世骇俗之书，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曾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为世人瞩目。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论》这样，一面受着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声誉。因为《君主论》触及了道德信念在政治思考中的位置，有人说它像一本“恶棍手册”。马基雅维里大胆地点出人类许多劣根性，正好作为统治者利用之处。他对人性的假设无论人们喜欢或不喜欢，都是切实存在的。《君主论》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手段的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剖析。
下面我们看看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究竟怎样说的：
1.一般来说，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当你对他们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可以说，他们完全是你的人。当你有需要时，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愿意为你奉献自己的财产，甚至是牺牲自己或是他们的孩子。但实际上，当危险到来时，他们只会选择背弃你。假如君主选择相信他们的那些空头承诺，因而忽略其他措施，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君主必会灭亡。要知道，那种靠钱买来的，而非依靠伟大而高尚的思想获得的友谊，是不稳固的，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指望依靠它的。
2.对于君主而言，没有必要具备那些好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些好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些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些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虔诚、守信、人道、正直，并且必须这样去做，同时你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作为一个君主，特别是新君主，你必须认识到，不可去践行那些受人们尊重的好品格，为了维持统治，你常常得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天道。所以，你必须拥有灵活的头脑，随时根据人生的运气和风向的转变而转变。然而，如我曾说，假如有可能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而假如形势所迫，那也必须走上作恶之途。
3.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为师，他就必须懂得如何利用人性和兽性。而且必须懂得，这两种性质缺一不可。既然君主必须掌握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该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因为狮子容易落入猎人的陷井，而狐狸则无法抵御豺狼。所以，君主必须是一只辨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威慑豺狼的狮子。
4.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维持着。
5.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奉承，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
6.靠欺骗可以取胜时，绝不要靠武力。
7.恶行应该一次干完，恩惠应该是一点点地赐予。
8.对于需要承担责任，容易招致怨恨的事务，明智的君主应当交给别人处置，能够令人感恩戴德的事务则由君主亲自料理。我还认为，精明的君主既要尊重有钱人，也不要使人民产生怨恨。对于国王和国家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优良、更有效的办法了，也没有比这更安全的方法了。
9.当守信有利于国王时，国王应该守信，否则就不应该守信。为王者有时一定要背信。但是，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把这一野兽的特性伪装起来，并且必须仿效狐狸的所为，成为一个最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的头脑总是如此简单，如此受当前需求的支配，以至于那些想要欺骗别人的人总能找到某些欺骗的对象。
10.宗教应在国家中占有显著地位，并非为了宗教的真理，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社会现象：罗马人假装相信预兆，同时处罚那些不信预兆的人——这是对的。
11.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
12.人民对你的爱戴是基于利益，他们随时可能为了利益抛弃你。人民对你恐惧时，却需要犹豫考虑背叛你的代价。
13.我们要损害一个人，这种损害要彻底并且不遗后患，这样就不会再担心给他留有任何可能进行报复的机会。
14.谁助使别人强大，谁就是自取灭亡。
15.恶行有的时候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在影响到自身生死存亡时，但卑劣手段要一次性完工，日后除非有利臣民，否则绝不可再使用。
16.一个君主如果想要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一手段。
17.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他的臣民团结忠诚，就不应该在乎被人称为残酷的恶名。
18.明智的君主应该在他的国家选出有识之士，授予他们讲真话的权利，但这权利不是无限制的，只限于君主询问的事情
19.人民之所以痛恨贪官，不是因为爱好正义与廉洁，而是自己无法贪污。所以我认为那些专权独裁贪污的政治人物，并不是从本质上坏透的人，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只是历史造就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变成坏人。所以相信政治人物的道德是愚蠢的，政治人物和普通人一样没有道德可言。
20.如果你觉察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样一个人就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
21.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诞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是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马基雅维里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曾是一名律师，但当他出生后，家中除了四壁图书外已经一无所有，所以他没有多少受教育的机会，完全依靠自学。
1498年马基雅维里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会见过许多执掌政权的人物，成为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
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雅维里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率领军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509年比萨投降佛罗伦萨。但当他1511年前往比萨时，教皇的军队攻陷佛罗伦萨，废黜执政官，马基雅维里丧失了一切职务。1513年马基雅维里被投入监狱，受到严刑拷问，但最终被释放，已经一贫如洗，隐居乡间，开始进行写作。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两部名著《君主论》和《论蒂托·李维<罗马史>的前十书》。1520年，他写成《战争之艺术》。1523年朱理当选教皇，重新起用马基亚维利，让他编写《佛罗伦萨史》，他将新书献给教皇。1527年马基雅维里去世，享年58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