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既要现代，又要反现代
——读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
作者/非墨
昨天，2015年10月8日瑞典皇家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陪跑之一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再次落选。阿多尼斯被誉为“当代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也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争夺者。从2005年起，他年年都进入“诺奖”赔率排行榜；2011年，他还曾位居该赔率榜的第一位。在我看来，阿多尼斯的诗歌，相对传统的古典诗歌，更为跳跃、开放，因而“现代”；相对晦涩的现代诗歌，更为好懂、易解，显得“保守”。
对于阿多尼斯本人，不得诺奖倒是常态，习以为常，除了诗歌界和文学界的，社会对阿多尼斯本人并不特别地关注。倒是前段时间，叙利亚库德族3岁男童艾伦科迪随父母偷渡希腊，不幸遇难，尸体被冲到土耳其一处沙滩上的照片，震撼全球，改变欧洲接纳难民的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男童死得“伟大”，摄影师摄得伟大，宗教使命的伟大，人文关怀战胜利益驱动。此事倒刺激我，重新阅读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兴趣，所以又从书架中翻出由薛庆国翻译的，由外研社出版的《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再翻了一遍。《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阿多尼斯的第一部中文版诗集，经阿多尼斯亲笔授权，由译者从诗人踏入诗坛至今近五十年的十七部诗集中精选并译出，书名源于其1988年的诗集《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短章集锦里两句诗歌：“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是其第一部中文版文集，本书从阿多尼斯的杂文、散文及论著中精选约三十篇文章，包括论阿拉伯文化与现实、谈诗论艺、抒情短章、游历纪行等几部分。
如果诗歌就是语言，译得好不好很难说，译诗是原作者的孩子与译者媾和生下的第三代，既有原作者的遗传密码，也掺合着译者的遗传基因，有时是婚姻的产物，有时可能是强奸的意外结果，有时可能就是被人讥讽，来历不明的私生子。
其实，我读阿多尼斯，有点偶然。因为在网上，偶尔看到中国早期朦胧派诗人代表之一的杨炼对阿多尼斯诗歌倍加的推崇，有点好奇，因为下意识认为杨炼是很有力量，比较狂的，不会轻易和随便去赞赏别人，不同于顾城似的一个诗人，所以买来薛庆国翻译的有关阿多尼斯两本书来读，读后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因而非常感激杨炼的推荐。很多人幻想，文学改变世界，诗歌改变未来，我对此浪漫和理想的观点一直保持谨慎的怀疑。若真能如此，从古至今，如此多的文学名著和传世好作品，世界早应该变得“无限美好”了，但现实就是你眼前的世界，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多和那么大的改变。
阿多尼斯的诗歌风格与杨炼根本就不一样，两码子事，而且差异很大，但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并相互欣赏。唯一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我猜测，一是可能都在国外，“流亡”处境，相近的生活状态。相对于中国传统文人“在朝”，或隐匿，流亡似乎是现代中国文人可以践行和选择的第三种生存方式；二是对诗歌精神的同样追求和理解；三是杨炼应该算是中国最具“现代”意味的诗人之一。阿多尼斯曾经在诗中宣称，“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我真正的祖国，是阿拉伯语。”阿多尼斯全力营造一个诗歌的独立王国，这也许所有真正诗人的梦想，也应该是杨炼极其推崇和践行的东西。但有人认为：如果说有什么是阿多尼斯获奖障碍的话，很讽刺，只因为他的诗歌是相对“好懂”和“公共性”的诗歌。“晦涩难懂”从一百年前被人们用作否定现代诗的大棒，变成今天被用作现代诗的标准。为便于理解这句的所指，暂先允许我例举一首阿多尼斯的早期诗歌，也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开篇第一首诗歌。
《你的眼睛和我之间》
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
我瞥见幽深的黎明
我看到古老的昨天
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
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
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
这首诗歌并不难懂，也不能算是确立伟大诗人的伟大作品，当翻开这一首诗歌时，第一次读到，我在心里还暗笑，这样的诗歌，杨炼居然也能佩服？但越往后读，我越发佩服，彻底改变我的“先入为主”，并彻底折服。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似乎是欧美现代诗人，既羡慕，又嫉妒，客观环境和条件无法给予的东西。所以获诺贝尔文学奖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生平都不折腾，很平稳。而作为倍受争议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充满传奇色彩，薛庆国在《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序言《“风与光的君王”》是这样介绍他的：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生于叙利亚海边一个叫卡萨宾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个贫困的农民。因为贫穷直到13岁，他还没有机会进学堂，但他梦想和渴望上学。1944年，也就是他14岁时，奇迹出现了，当时叙利亚总统到他家乡附近巡视，少年阿里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阿里入学后苦读法文，两年后便能阅读法国诗人的原文作品。随后，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并开始以“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叙利亚国王忒伊亚斯之子）为笔名发表诗作。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其间因为曾加入过左翼政党而入狱一年。1956年，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只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世界级的诗人。
用“阿多尼斯”作笔名，是很大胆和叛逆的，虽然阿多尼斯在希腊神话中是植物神，是塞浦路斯王卡尼拉斯的儿子，是爱神维纳斯、冥后珀耳塞福涅争相追逐和热爱的美男子，但阿多尼斯也是塞浦路斯王卡尼拉斯与自己的女儿绝世美女密拉的私生子。阿多尼斯后来回忆他早期投稿的经历说：“我经常写诗，署上真名后向报社投稿，但没人愿意发表。阿多尼斯启发了我，以这个笔名再投，居然顺利发表了，从此这家报社不断刊登我的诗歌。有一天，报社主编通知要见我。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去见这个大人物，主编很惊讶，经过交谈，他才确认我不是冒牌货。”女作家安妮·沃德·明科夫斯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状：“竟然是个羞答答的乡下后生，破衣粗衫，脚上还穿了双超大号的靴子。”所以有的人，天然的名字就是诗人的名字，而有的人要想当诗人，可能得考虑用用笔名。
《二十世纪的镜子》
棺材覆盖着儿童的脸庞
书本
书写在乌鸦的内脏
野兽举着一朵花在踱步
岩石
在狂人的两肺间呼吸
这
这就是二十世纪。
当我读到这首诗歌时，我发现起初的我错了。我已开始被阿多尼斯吸引和打动，不再敢在心底对杨炼的推荐有任何的丝毫的怠慢。阿多尼斯的诗歌，看似简单，似乎自己也可以写出，但真的想模仿去写一下，却发现很难——这就是大师的境界和力量。阿多尼斯在《谈诗歌》中开门见山，就说：“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细节抵达整体，同时揭示有形与无形的事物。”
阿多尼斯对诗歌现代化的积极倡导、对阿拉伯文化的深刻反思，都在阿拉伯文化界引发争议，并产生广泛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其诗集有《初期的诗》（1957）《风中的树叶》（1958）《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随日夜的领地而变化迁徙》（1965）《舞台与镜子》（1968）《灰与花之间的时间》（1970）《这是我的名字》（1971）《复数形式的单数》（1975）《长诗5首》（1919）《围困》（1985）《行进在物质地图上的欲望》（1987）《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1988）《第二套字母》（1994）《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1995—2002）《风的作品之目录》（1998）《身体之初，大海之末》（2003）《预言吧，盲人》（2003）《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2007）《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7）《安静，哈姆雷特：你能嗅到奥菲莉娅的疯狂》（2008）等22部诗集。并另著有文化、文学论著十余部，还有一些译著。
《身体之初，大海之末》（音乐篇.二，之八）
无论爱情是神灵
是游戏，还是一场偶然
只有在爱情里，我们岁月的荒芜
才能找到荫蔽
因此，我们庆贺
爱情赋予的恩惠
我们用涌自爱情之源的水流
书写肢体的历史
《身体之初，大海之末》是阿多尼斯2003年出版的一本爱情诗集，关于爱情的抒情，用如此简单明确的字句表达，同样能把诗歌写得如此“现代”，让人惊叹。
20世纪80年代，阿多尼斯旅居巴黎，并任西方多所大学客座教授。80年代以来，他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阿联酋苏尔坦·阿维斯诗歌奖、法国的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和马克斯·雅各布外国图书奖、意大利的诺尼诺诗歌奖和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大奖。
我不知道别人读阿多尼斯怎么样，但当我读到阿多尼斯长诗《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时，就直接跪倒，并彻底明白杨炼为什么对他的诗歌如此推崇。诗歌分好坏，境界分大小，但都不在于长短，诗歌若写得好，越长越好。在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人们更趋向于短诗、微诗，没有多少人再愿意沉下心来，读屈原的《离骚》和《天问》、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其实是一个诗歌阅读和写作的误区。我暗自认为，阿多尼斯的长诗比短诗更为精彩。这就像我希望曹雪芹能写完《红楼梦》一样，若曹雪芹能写出比现在存世的两倍、三倍长的《红楼梦》，那应该是多么好而幸福的一件事呵。但为了避免望而生畏，怕没有耐心读下去，我还是先节选几句精华，先让大家尝一口鲜，全诗虽然比较长，但我又实在舍不得割爱，非常想推介给大家，所以附在本文之后，让真正有兴趣的，全文读完：
《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节选）
什么是玫瑰？为了被斩首而生长的头颅。
什么是尘土？从大地之肺发出的一声叹息。
什么是雨？从乌云的列车上，下来的最后一位旅客。
什么是焦虑？褶子和皱纹，在神经的丝绸上。
什么是时光？我们穿上的衣服，却再也脱不下来。
杨炼在《什么是诗歌精神？——阿多尼斯试诗选中译本序》中，记述阿多尼斯对他说：“我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它的各个层面都是开放的。”这个时代过余“破碎”，碎片化阅读，短诗都没多少人读，更让大家没有耐心去阅读长诗。即使是阅读量比较多、比较大的海子的诗，人们大多也仅接触其短诗，没有关注其长诗，这种情况，也包括对台湾诗人洛夫的阅读，洛夫的长诗《石室之死亡》《漂木》写得何其精彩，成就远在其短诗之上。
如果说现代诗歌讲求简洁、凝炼、跳跃、意象断裂、张力、开放性、多意和不可解等等，若这些是现代诗歌的某种“标准”，或追求，会不会发现，似乎中国古代许多优秀诗歌，比如很多唐诗，比现代所谓现代诗歌，更为“现代”，这是一个让人困惑和思索的悖论。
很多人愿意读人家的推介和评价，其实我更喜欢读原作，但对于外国诗人的作品，我们往往隔着译者和文字。每一种文字其实都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推介某位诗人的诗歌，我更愿意全文引用和多引用大师们自己的东西，尽量少的推介某某人的评介，我们参与说话，参与讨论，其实更多的是自己阅读的感受和体悟，可能对，也可能与人家想说想表达的东西根本不搭界。就像王国维《人间词话》，引用柳永、晏殊、辛弃疾三首词里的话，表述人生三重境界，其实与词人写词时，想表述的东西，根本不搭界，但王国维说的仍然非常精典。
阿多尼斯在一次采访时引用兰波的话“我们要成为纯粹的现代人”。他的思想受兰波和尼采影响很大。接着他说：我要把这句话改成“我们要成为纯粹的诗人”，因为诗人本性里就存在现代性。所谓古老和现代是时间的概念。有价值的诗人、大诗人是超越时代的，他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不受时间的分野所限制。诗歌和现代性不能够完全等同，因为现代性体现的某些东西，可能今天来看也是值得怀疑和反思的。诗歌应该高于现代性。所谓现代性，或前现代、后现代，都是现象，而诗歌是本质。古今一切真正的、有价值的艺术创造，都是具有现代性的，但不能说一切现代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创造。
最后，我想再介绍一下阿多尼斯与中国的关系。阿多尼斯多次来中国，2009年，阿多尼斯来中国领取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在授奖词中他说：“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而写，要么是作为撄犯者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沦为边缘。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地、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妇女、传统、宗教、民族封闭、种族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关的一切。”
而后，阿多尼斯又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中国的未来在诗歌。在赞誉的同时，阿多尼斯也婉转地表达了他的担忧：“我看到了中国的成就和发展速度，但是过于物质化的社会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个人权利的重视不够，自由的个性被禁锢住了。诗歌是超越物质的精神层面的代名词。如果中国没有诗歌，没有精神层面，就不会有未来。”
阿多尼斯喜欢自比的，一位是鲁迅，另一位尼采式的东方继承人。
2015年10月9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非墨，本名谭风华，湖南人，70后，毕业于中南大学土木系铁道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现居北京。A型血，处女座。做简单人，写简单诗。当先锋和现代成为一种机械的“时尚”和“流行”，充满媚俗，“复古”未免不是一种革命。诗歌得说“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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