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1970年），名昌。安徽省歙县人。少年时在故里随师学医，后迁居南昌。1928年南昌中医师考核获甲等第一名，不久医名渐著。精于医药之术，治病不拘学派，施药不泥古方，应手辄效。1947年独资创办江西中医学校，任校长，重视中医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定“勤读精研，仁慈济众”的校训。其卓越贡献，影响深远。笔者尝试对许公的学术思想作一简评，并通过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更加整体地、全面地去认识他的高风亮节和无私奉献的宽广胸怀。一、高韵饶精思，悬壶济天下（一）辨证精审，别出机杼先生对疾病的辨证既继承了《内经》、《伤寒》、《金匮》等的理论精髓，同时又吸收了历代医学的宝贵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前人的理论，进一步地发展了中医的辨证理论。这充分体现在先生对“气、血、痰、郁”的认识上。“气、血、痰、郁”是朱丹溪治疗杂病辨证求因的四大准则。他认为：“朱丹溪气虚用四君子汤，血虚用四物汤，痰湿用二陈汤，郁用越鞠丸。程国彭发扬之：气虚用四君辈，气实用香苏、平胃之类；血虚用四物辈，血实则用手拈、失笑之类。寻常之痰，可用二陈辈，而顽痰胶固，致生怪症，自非滚痰之类不济也，些小之郁可用越鞠、逍遥辈，而五郁相混，以致腹膨胀满、二便不通者，自非神佑、承气之类弗济也。”先生在气、血、痰、郁基础上亦有新见解，他说：“气血应含有阴阳，痰郁证含有湿、热、风、火、淤、积，因此除有气血虚实外，还有阴阳虚实。阴阳转化，痰郁变化尤大。如湿土生痰、痰能化热、热能化火、火能生风、痰能致淤、痰淤成积，湿、热、风、火、痰、淤相互转化，为害尤烈。”先生如此认识，对气血痰郁的解释更为全面，理解更为深刻。
（二）精通五行，窍立治法
针对病因病机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是辨证论治的重要环节，也是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关键。先生精于五行生克制化及五脏配五行的理论，灵活地应用于临床，以明辨脏腑间的内在联系。如诊治妇科疾病，重在疏肝解郁，调理脾肾。先生认为妇人多郁，郁则伤肝，肝伤则疏泄不利，气滞血淤，生热化火，五脏失职等随之而起。
因此，在辨证上抓住一个“郁”字，在治疗上抓住一个“调”字，即拟调经解郁、调经理气、调理养血、调理肝脾、调肝益肾、调肝清热、调理脾肾等法。肝郁的发生、发展与机体阴阳亏损有关，肝郁日久，既能肝郁化火伤阴液，又能克伐脾土败伤胃气，还能下耗母气而伤精血。所以先生在妇科临床上非常重视后天的营养和早婚、多产对脾肾的影响。他认为：“人之气血均为水谷精气所化生，在腹中来自母体，产后依赖乳汁，稍大则来源于饮食。若幼时缺乳，营养不良或饮食不节，致伤脾胃，渐使脾胃虚弱，气血两亏；多产则频伤于血，血虚则气亦虚，虚损之证随之而生。”因而先生
善用四君、归脾加减调补脾胃。
（三）处方平允，用药精当
先生撷取众长，勇于创新；植根传统，另辟蹊径，自有真知灼见。先生临证常用仲景诸方，唯独发汗解表不用麻黄汤，尝谓此方不宜于东南，适用于西北，东南之人体质薄弱，阴虚湿热为患较多，不宜温散。许先生常用方剂还有《和剂局方》、金元四大家所制名方以及清末四大温病学家（叶天士、吴鞠通、薛雪、王孟英）等所制名方。但先生运用古方，并不和盘托出，照抄古方，而是结合临床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
如治疗水肿病的“退肿汤”，治疗温热证的“退热汤”，治疗夏季热的“四叶汤”。先生独具见解地运用“归脾”，他认为
归脾汤除可治疗由于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所致的怔忡、健忘、失眠、多梦等症外，对妇人体虚不孕、带下、闭经、经血不调，或崩中漏下，特别是年龄在40岁上下，月经过多、久延不净者效果更为显著。中年妇女常用此方，可以防止更年期综合征的发生。凡妇人无淤血者，大抵皆可服用。
但是，因此方药性燥热，阳虚者服则必须先补阴，然后再服此方。另外物质营养不够的人也不可服，如病情需要，须先服若干肉食营养，如淡菜、墨鱼、猪肉、蛋类等，然后再服；或一面吃肉类营养，一面服药，分量宜减半。体质虚弱者宜采用小剂量长期给药，营养与休息相结合，这样才易于奏效。
在运用的归脾汤中，先生常加入生牡蛎、生石决、生鳖甲、蚌壳等滋阴潜阳之品，以补阴虚不足，使之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目的。至于归脾汤中的木香，均用青木香。他认为，青木香可升可降，并能降低归脾汤的温性，作用比广木香优。
（四）预防为主，重在摄生先生临床40年，致力钻研，探索新的疗法。他非常重视预防医学，常以《内经》中所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与“防病于未然”作为预防疾病的指导思想。他常说“锻炼身体是却病良方”，提倡按摩健身，并创制了一系列的方法。先生还经常向患者宣传程国彭之“保生四要”，即“慎风寒、节饮食、戒嗔怒、惜精神”，强调预防为主，要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并向患者介绍“食治”和“自治”方法。先生常说：“药补莫如食补，此乃前人之经验，余遵这一经验，以药疗和食疗相合，治愈了很多慢性疑难病症。”他认为，慢性虚损病的治疗不能单纯依靠药物，还必须用谷类、肉食、瓜果、蔬菜来充实五脏之正气，使病人恢复健康。
如用葱豉汤治风寒感冒，优于麻黄汤；冬瓜皮、西瓜皮、绿豆衣是防暑、解暑的良药；鲜辣椒、蕻菜、苋菜等祛湿、清热、通便、利尿；莴笋苦菜泻火；萝卜、梨子解燥；谷壳可防治高血压；等等。许多患者为了防病“自治”经常登门求教，先生总是不厌其烦。
二、桃李满天下，功夫在医外
（一）博采众长，勤读精研先生生平刻苦好学，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对古学新知，无不钻研。他常说：“仲景之书必须熟读，刘、张、李、朱之书不可不阅。”他认为《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伤寒论》、《金匮》是临床辨证论治的圭臬，行医不学经典，基础不固，临证应诊就会茫茫无可适从。诚然，先生一生都在勤奋地学习，到晚年都没有松懈。他曾经告诉学生：“医者非精诚不可言学，学者非精心不可言悟。”并一贯认为医学要掌握全面，不能一知半解，不能持有偏见。先生的学术是全面的。在20世纪初叶，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当时先生就主张弘扬旧学，吸取新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此在诊病时，除“望闻问切”之外，还要求听心肺、测体温、量血压，以及检查血液、二便，帮助诊断。由此可见，先生学术思想极为进步，正确地看待新事物，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反对封建保守，不拘泥一己之见，博采众长，这种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二）重视教育，关心学术建设先生一贯重视中医教育和人才培养，生平乐于教学传艺，桃李满门。但他认为，单一带传远不能满足中医发展需要，于是希望成立一所中医学校的愿望油然而生，虽由于历时战乱，宿愿未果，但终于在先生十多年的倾心努力下，于1947年一所初具规模的“江西中医学校”屹立在南昌的肖公庙街，实现了先生平生的愿望，也震惊了当时的中医界。先生十分重视医德、医风教育，常用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和程国彭的“医中百误歌”来教育门人和学生，他制定了“勤读精研，仁慈济众”的校训，要求门人在提高医术的前提下认真地为贫苦民众服务。先生对成绩优秀而家境贫困的学生，给予减免学费和膳宿费；对贫苦无钱的就医者，给予资助或送药，因而深受学生和患者的爱戴。先生一贯关心学术团体的建设，尽可能地为更多的贫苦人民服务，抗日战争前与中医同道组成“洪都国医公会”。抗战胜利后，又组建“南昌市中医公会”。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首批组织“中西医联合诊所”，并任副所长。所以，先生不仅是当代名中医，更多的是一位中医教育家、学术活动家，孜孜不倦地在中医这块土地上努力地耕耘，无私地奉献，为的就是将中医事业更好地发展，能够救治更多的普天大众。仲景曰：“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哉！”许公是位富于创新的医家，在继承前人学识的基础上，每多发挥，颇具灼见真知，后者习其法，取其方，用之于临床，疗效显著，犹如桴鼓。病立一案，案立一方，恃此可以救世，可以传世，诚非过誉之辞。（原载《江西中医药》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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