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英（图10.2）1886年出生于苏州，兄弟中排行第二，很早就成了父亲的助手。丁仲英个头不高，身材粗短结实，像丁家其他男性一样，走起路来步伐较重，说话慢条斯理，很有名医的派头。虽然举止庄重，不太会喜形于色，但他天性热忱，富有爱心，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据他的一个弟子叙述，他这种平和的态度是其长寿的秘诀。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应对作为名人之子压力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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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丁仲英（丁氏家族提供）
我们在第八章介绍过，1912年当丁甘仁搬至凤阳路的宽敞公馆时，丁仲英继承了福州路上的生意。此时，丁仲英每天早上大概能看四五十位病人，年收入三万元，仅为父亲收入的三分之一。但这已经足够保证他在上海医界名人的地位。除了行医，丁仲英还参与出版界、政治界、教育界等领域的活动。1918年，他编辑出版了一卷岳父余景和的医案记录，并委托武进同乡恽铁樵作序。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余景和、丁甘仁和恽铁樵都曾随汪莲石学习。1927年，丁仲英与侄子丁济万一起合作，编辑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以纪念丁甘仁。这些书有总结丁甘仁治疗白喉和猩红热方法的《喉痧症治概要》，以及用传统风格写就的病案记录《丁甘仁医案》等。
同年10月，丁仲英创办了面向普通公众的周报《健康报》，在卫生医疗方面为公众提供指导，这份报纸得到了其最为能干、最有抱负的弟子陈存仁（1908—1990）的支持。仅在两个月之后，他的侄子丁济万，也在学生和同盟的支持下开始出版《卫生周报》与其抗衡，这再次加剧了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1929年，《健康报》因为经济原因被迫停刊，于是丁仲英又立刻创办了《中医周报》。20世纪30年代，丁仲英还负责民国时期中医事业的重要代言《光华医学杂志》的出版事宜。
虽然表面上丁仲英仍然与侄子的学院相关，但只是碍于面子。丁仲英的儿子没有一个在那儿学习过，而他自己的精力也转向了他处。1930年，国医公会接管了由丁甘仁的弟子于1927年成立的中国医学院，丁仲英接受了国医公会理事之职，并且担任该职达10年之久，直到1940年该校被一个上海商界财团接管。他同时还担任了该校的临床监理，以传统的师徒方式培养了一些学生。
丁仲英在政治上也很活跃，他参加了1929年3月召开的中医协会全国大会的组织工作，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议期间，丁仲英还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秘书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成了全国医务运动的领军人物。1937年，他被选为国民大会中医界代表。这个职位意味着他与国民党政府密切的个人关系，因此后来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前不久，他就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个人关系在丁仲英离沪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方便。一个经他治疗过的病人为他在香港提供了一套公寓。然而，后来发现这套住所竟然位于红灯区。由于安全问题，只有少数病人前来就医，家庭的收入和生活大受影响。此后，在另一位朋友帮助下，丁仲英在九龙买了一处更为合适的处所，一直到他的儿子丁济民、丁济南返回上海发展时，他的生意才又红火起来。
在香港，因为又一次要与移民过来的侄子丁济万竞争，丁仲英的生活过得并不轻松。1953年，他移民到旧金山。作为一个学者，安顿下来后他经常出现在艺术圈里，并且与著名的画家如张大千（1899—1983）、汪亚尘（1894—1983）等成了朋友。他住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布什路和华盛顿路拐角处的一座公寓楼里，就在这个公寓的六楼，丁仲英又看了20年的病人。1978年，丁仲英死于中风，享年92岁。
总的来看，丁仲英漫长的一生与清末中国富有家庭子弟的道路相似，决定其命运的政治事件是那段历史所特有的。他一生一直不忘其父，也努力延续着家庭传统，这都是他表现孝道的方式。可以说，他的道德追求和抱负仍是费伯雄时期孟河儒医的道德追求和抱负，而他在与弟子们的关系中也倾注了家庭式的归属感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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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邹云翔（邹燕勤，1997年）
当有与他不存在家庭纽带关系的人成为他的弟子时，他们就以其他的共同身份为基础来构建其关系。例如，对他的弟子马济苍（1924年生），一位来自马培之家族的医生来说，这样的纽带就包括丁、马两家的世交，以及马培之是他们共同医祖的事实。而对《光华医学杂志》的编辑、无锡的邹云翔（图10.3）来说，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最终演变成了师徒关系。谢金声来自一个武进家庭，他的祖籍离孟河不远。陈存仁最后也投靠了他，因为陈存仁是他父亲以前的弟子。以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而蜚声中外的陈存仁开始学习中医时并非其所愿，虽然他后来也在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存仁年轻时的理想是学西医，但由于父母支付不起大学学费而作罢。他父母因认识丁甘仁的好友王一亭（前一章介绍过，王一亭是医学院医院的赞助人），因此请王一亭为陈存仁写了一封引荐信，拜丁甘仁为师，还让他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当丁甘仁去世后，这种责任就由丁仲英承担了起来，他把陈存仁收为自己的弟子，让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医学界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陈存仁是一位禀赋超人的组织者和机敏的政治战略家。他后来不仅给了丁家丰厚的回报，也给了整个中医界丰厚的回报。1929年，年仅20岁的陈存仁组织上海中医界抵抗余雲岫终止中医的提案，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年轻，他仍然被选为请愿代表团的一员，请愿团成功说服了南京政府。也是陈存仁提出的策略最终保证了中医在中西医的对抗中取得了胜利：他让战场从知识的论战转到了政治经济领域。
陈存仁认为，余雲岫对中医经典的研究要远远超出当时大部分普通中医，因此他建议，中医的支持者们应该利用当时国民广泛反帝国主义的情感，而不是卷入关于中医哲学基础价值如何的学术争论。当时，大多数西医行医的场所在西医药房外面，西医药房靠卖这些医生所开的进口药赚钱。因此，很容易地就可以说余雲岫废除中医的真正目的就是“为大量进口西医药品扫清一切障碍。”陈存仁的计划被付诸实践，后来被证明是改变大众对中医看法的主要因素。
陈存仁很快成了中医领域的政治名人。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巧合，与他竞争上海中医界领导权的恰恰是丁济万。在20世纪40年代，在选举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中医界代表时，两人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虽然这种竞争反映的是两个野心勃勃的个人之间的权力争斗，与丁家潜在的紧张关系没有牵连，但双方都努力通过自己的个人关系以获得更大的支持。就这样，社会关系的争斗从家庭领域延伸到了政治舞台，而传统的忠诚之心也影响着政治的发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丁济万和陈存仁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搭建的舞台上上演，而是在国家层面上，因为当时的中国再次关注健康医疗的管理。在第十一章，我们还将看到，直到20世纪50年代，国家才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所有的医生走上这个舞台，与在清末时期一直支撑着中医的各种旧关系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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