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重阳：我觉得丁肇中说错了
——读初中语文教材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有感
突然觉得，初中语文教材中，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撰写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的部分观点有点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呢？请往下看：
一、丁肇中先生文章要点
丁先生一开始就赞同儒家经典《大学》提倡的“格物致知”的精神，并把它们解释为“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这当然就和当代物理学注重“实验”的特色相吻合了。但丁先生指出，古代强调“格物致知”，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为了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也就是说，丁先生认为“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是“获得新知识”，不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丁先生举了明代儒家圣人王阳明先生格竹子的例子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有一天，王阳明依照《大学》的指导，先从“格物”做起，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是观察、思考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丁先生说，王阳明先生错在“把探察外物误认为探讨自己”，王阳明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儒家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丁先生接着说，“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接着，丁先生开始正面论证“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然后又谈到了实验的过程需要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但“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分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最后，丁先生的结论是，“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是对客观事物的探索；第二，探索应该有想象力、有计划，不能消极地袖手旁观”。（二）不了解王阳明先生思想精髓，引用王阳明先生事例不当；（三）对探索宇宙奥秘，寻求真理的途径理解过于狭隘。儒家教人修身有“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思想体系在儒家经典《大学》里有系统论述。那么，从怎样理解“格物”开始分叉，儒家在后世形成了两大学派——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别以南宋大儒朱熹、明朝大儒王阳明两位先生为代表。朱熹主张的“格物致知”，意思是要通过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万事万物的观察、思考和研究，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永恒而普遍的“理”。这个理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事物的条理、规律、准则，二是指生成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王阳明年轻时也信奉朱熹学说，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21岁的王阳明乡试中举。为了来年能在会试中胜出，他把当时朝廷指定的朱熹先生解读四书五经的书又都找来通读了一遍，对朱熹主张的“格物穷理”苦思冥想后，决定试验一下。于是，他在自家后院死死地盯着一丛竹子开始“格”了起来。但直到第七天他两眼一黑晕倒在地为止，也没能“格”出什么道理来。这当然也是王阳明太简单化地理解朱熹主张的结果，但从此王阳明也对朱熹的主张产生了怀疑，成了他日后开创“心学”新天地的一个可贵的开始。王阳明从小就“立志为圣贤”，但自从他格竹子失败后，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同时代的理学前辈娄一斋告诉他，“圣贤必可学而至”，但学什么，怎么学，学到啥时候才是个头？“格竹子”费了那么大劲都没一点收获，那要想通过“格”世间万物穷究“天理”而成为圣贤，那可能吗？这之后，王阳明又接触到了与朱熹同时代的大儒陆九渊的“心学”主张。陆九渊先生从小就经常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有一天他看到书中对“宇宙”的解释是“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当下开悟，自道“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然后，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心即理”。这当然就与朱熹先生不一样了，朱熹认为“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中，要穷究“天理”需要不断“格物”，而陆九渊则一步到位，直接说“此心即理”——天理在我的心内。两种主张一直在“掐架”，到明朝时，朝廷将朱熹学说定为了“指导思想”，陆九渊的学说就受到了压制。所以，很多人不敢怀疑朱熹学说，不敢相信陆九渊的学说。而王阳明对朱熹学说产生怀疑后，却接触到了陆九渊的学说，剩下的就只是验证了。很快，验证的机会来了，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驾崩，明朝最会恶搞的正德皇帝上台。这下朝廷热闹了，一大帮奸臣得了志，很多忠臣受到了迫害。正德二年（1507年），因为得罪皇帝身边的小人、大太监刘瑾，作为京官的王阳明被“廷杖”（扒掉裤子打屁股）四十，发配到遥远的荒蛮之地贵州省西北万山丛棘中的龙场驿任驿丞。发配路上，他还遭受了对手的追杀，跳水之后才捡了条性命。历尽艰辛到达龙场之后，才发现那里异常艰苦，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然而，王阳明却以坚强的定力生存了下来，并在龙场一个岩洞内大彻大悟，“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史称“龙场悟道”，时为正德三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那么，王阳明悟出了什么呢？一句话，“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意思是：圣人之道（天理）就在自己的内心，向外在的事物去求理是错误的。所以，王阳明先生解释的“格物”就是“格除内心泛滥的物欲”，让内心真正清静安定，之后自然就会明白宇宙天理，圣人之道。 “龙场悟道”之后，“阳明心学”开始确立，王阳明先生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的思想内涵很丰富，只从表面也能看出来，王阳明先生反对人们把知和行打成两截儿，主张“'知’就是内在的行动，'行’就是外化的观念。”王阳明先生为人们指出了成为圣贤的大道，建立了平定宁王叛乱和广西等地匪患的不世功勋，创立了影响无数后人的“阳明心学”，被公认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圣人”。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来，“格物致知”的含义至少有朱熹、王阳明先生所说的两种解释，丁肇中先生以注重实验精神的物理学家角度解读，倾向于朱熹先生的“研究世界万事万物”也可以，但有点单一。而王阳明先生在“格竹子”之后，对朱熹先生的学说产生了怀疑，直至另立一宗，创立了“阳明心学”，大力提倡知行合一，并非是当今“中国学生大部分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的根源，丁先生实在是“冤枉”了王阳明先生。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当代人没有好好继承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思想精华，才造成了上述教育恶果的出现。另外，我们的教育方针其实一直是在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但现实却是“中国学生大部分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这是应试教育体制僵化后的恶果。应试教育体制以“卷面分数”为衡量学生优劣、教师高低、学校好坏的最主要标准，其罪责实在太多，不再多说。 丁先生在文章中的结论是“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是对客观事物的探索”，这一说法更是值得商榷。《大学》里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意思是：“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要把修养品德作为根本。人的根本败坏了，末节反倒能调理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做人是本，做事是末。要想搞科学研究，首先也得内心清静，格除多余的欲望，这样一心一意去搞研究的人，才能取得大成就。另外，《大学》第一段有句话一定要注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心地宁静方能安稳不乱，安稳不乱方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方能有收获。这也是在告诫人们，心地清静对干事创业、科学研究具有极大的作用。甚至心神清静、安定到一定程度，你都可以不借外物悟到很多宇宙奥秘。这个显得比较高深，点到为止。比如，2500年前，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竟然说“一滴水中有四万八千个生命”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后世有了显微镜，才看到一滴水中真有那么多的水分子。当然，丁肇中先生提倡得严格的“实验精神”没有错。我想强调的是，现代人在探索宇宙奥秘时，反复强调只走科学实验途径，是有偏差的。如果能加上古代人主张的心灵悟道途径，一定能够探索出更多的宇宙奥秘来。但如果持以偏见而排斥之，则反之。（注：本文写于2017.06.15，是针对原人教版九年级语文教材中丁肇中先生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而写得。后来，语文教材统一改版为教育部统编教材，我在统编教材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又发现了这篇文章，觉得需要把我阅读此文的感受再一次给大家展示出来，请大家指正。） 丁肇中：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第14课课文）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瞭望》周刊授予我的“情系中华”征文特别荣誉奖。我父亲是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我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传统教育，一部分是西方教育。缅怀我的父亲，我写了《怀念》这篇文章。多年来，我在学校里接触到不少中国学生，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谈谈学习自然科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怎样了解自然科学。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囚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本文是作者1991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情系中华”大会上发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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