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荣权
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夏商时期。商代，以徐国为中心的东夷与淮夷集团，是商王朝东部和南部最不安定的因素，也是商人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徐人曾北征商王朝而至黄河中游，逼迫商人迁都，商人因为征伐徐夷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周代，从西周初年至西周晚期，徐人就没有平静过。周初，徐人参与叛乱，迫使周公、成王东征；西周中期和后期，徐人联合周边诸侯国以淮河为屏障，对抗周王室和中原诸侯。在商周历史上，提到东夷，总会让人想到徐国；说到淮夷，同样会联系到徐国。尤其在周代，徐国就是淮夷的领袖和核心。徐国在先秦的历史上，不仅发展了淮河流域的文明，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期的历史。
一、神话传说与徐国的族源
《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 “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关于徐国为嬴姓之说，也见于《世本》等文献。
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云：“徐氏出自嬴姓。皋陶生伯益，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于徐，其地下邳僮县是也。至偃王三十二世为周所灭，复封其子宗为徐子。宗十一世孙章禹，为吴所灭，子孙以国为氏。”郑樵《通志》也持此观点。实际上，据《尚书》《史记》等记载，皋陶与舜、伯益等处于同一时代，皋陶与伯益当非父子关系。当以《史记》所载为是，嬴姓的第一位可知姓名的男姓远祖当为大业，大业之子大费即伯益（柏翳）始为嬴姓，也是后世嬴姓的始祖。
嬴姓为东夷民族，其先为少昊。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语云：“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鸬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郯与徐皆为嬴姓之国。郯子以少昊为先祖不是没有根据的。结合《史记》等关于嬴姓渊源的记载，可以说明女修所生之子大业乃为少昊的后裔。
在上古神话传说中，东夷部族除太嗥和少昊两位著名的神话始祖以外，还有一位更早、更显赫的神话人物——帝俊。帝俊事迹多见于《山海经》：“有五采之鸟，相向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帝俊的两位妻子羲和与常羲分别生下了十日和十二月，从表象意义上讲，帝俊及其妻子便是日月之父母，也是上古的日月之神；从神话的深层意义上看，两位女性繁衍了帝俊部族中分别以太阳和月亮为崇拜对象的两大氏族集团。帝俊的后代们分别发明了舟、车、歌舞、琴瑟、百巧、种植，从食到行，从劳动工具到娱乐，无不闪烁着智慧之光，也可以说明在远古时代以帝俊为首的东夷部族文明的程度。
由于后天神话历史化的原因，这位中华民族的远古大神被排除于华夏文化圈之外，然而从神话传说中我们仍能找到帝俊与少昊的密切关系。其一，《山海经·大荒南经》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而《拾遗记》卷一云，少昊之母为“皇娥”。《路史·后纪七》云，少昊之母为“娥”。这里的“皇娥” “娥”实际上都是“娥皇”的误写或者省写。其二，帝俊部族与少昊部族均是我国东部以“鸟”为图腾的远古同一部族。采鸟为帝俊司地下两坛；帝俊之后代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使四鸟”。而少昊更是“为鸟师而鸟名”。其三，帝俊与少昊均为太阳之神。按《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所以帝俊无疑是日父，当之无愧的太阳神。少昊也有太阳神之称，“昊”（或“皞”）均与太阳有关，少昊与太皞都是帝俊这一部落联盟中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部族的祖先神。
东夷部族中还有一位神话人物太皞，或称为伏羲氏。那么少昊（少皞）与太皞又是什么关系呢？从称号的字面意义来看，少皞无疑要晚于太皞，且二者当有着承继关系。伏羲之“伏”，或写为“虑” “包” “庖” “宓”。《说文》释“虑”云：“虎貌。” “虑”当为其本字，“伏” “包” “庖”等均为同音、近音通假字。《山海经》记载帝俊后裔之国多“使四鸟：虎、豹、熊、罴。”可见，帝俊部落联盟中作为图腾的“鸟”不仅包括后天意义中天上飞翔的“鸟”，也包括地下奔跑的动物。那么“伏羲”实际上是帝俊族中以虎为氏族标志或以虎为崇拜物的氏族首领。
“虎”在徐国文化中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李白凤先生在《东夷杂考》中曾说道：“徐夷在商代亦称虎方。郭沫若以为：'徐、虎一声之转’，甚确。但郭氏说得太笼统，我认为'虎’是其本称，而徐则是周人对他的讹称。”徐国与“虎”的关系在地下出土文物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在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发掘的徐国墓葬中，出土罐形鼎1件，鼎肩上面有两耳，为圆雕的立虎形状；覆盘形盖上铸有立雕虎、鹿四组，第一、二组为四立虎相对，第三、四组为四虎四羊。同时出土炉盘1件，盘口沿两面各爬有一虎，嘴衔盘沿，虎耳上竖，尾巴翘起。这种造型和装饰的器具在春秋时代并不多见。徐人对虎的偏好也可以说明它与“虎”的关系，可能在远古时期徐人也是以“虎”为图腾的，它正是上古太嗥氏伏羲部族中的一支。
综上所述，徐国之祖源历史久远，其历史源头可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东方大神帝俊，帝俊也可被认为是后代东夷部族共同的祖先神。后来帝俊部落联盟发生分化，各个氏族独立发展，并向四方迁徙。其中仍居于山东一带太嗥和后来的少昊部族得以壮大，少昊之后大业有子曰伯益，在舜时因有大功而被赐为嬴姓。历经夏、商、周三代，嬴姓又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等。而徐国（徐氏）正是其中的一支。
二、商代至周初徐族的活动地与氏族迁徙
徐在商周时期是一个十分活跃的集团，商时称为徐方，周时称徐、徐夷、徐戎等。商至周初，它作为东夷的核心力量；周代中期至春秋时期又处于淮夷的领袖地位，对商王朝特别是周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胁，于是，商、周两朝不断发动对徐的战争。由于徐的力量较为强大，又因为氏族迁徙等原因，在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中原地区和华北地区留下了诸多与徐有关的地名，加上史籍所载存在很大差异，这为我们今天探讨徐族的发展史、氏族的迁移以及其具体地理带来了诸多的困难。目前，学术界对徐族在周代以前的活动地及迁移情况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徐人由华北的燕山逐次南迁至中原，然后又东迁至今山东滕县一带。持此观点者为何光岳。何光岳的《东夷源流史》第七章“徐国的来源和南迁”认为：“约在四千年前，徐族是东夷集团鸟夷的一支，它与鸟夷曾停留在今燕山山脉一带。山南有座徐无山，亦作徐吾山，在今河北省玉田县北二十里，当是徐族始居之地。” “平舒即今河北大城县，当时又叫徐州，金也因故名而置徐州，民国改为徐水县。其西还有徐少及乐徐等地名，是徐人由徐无山南迁至此而得名。” “晋中地区，古代曾有戎族分布，徐吾族也可能与燕京族一样，西迁之后又结合了戎族的成员，变成了徐吾之戎，也即余吾之戎。徐吾后来又南迁到今屯留县西北十八里的余吾。” “夏族东进，与徐族在豫中相接触，夏禹便娶涂山女为妻，实现夏、徐联盟，这与皋陶和禹一同辅助舜帝有关，也可见两族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 “这个涂山之族，或于夏以前便由山西徐沟的涂水、涂谷一带迁来，而屯留、温县的徐吾则系遗留在原地的一部分余人，所以到商末仍然存在。徐族一部分南迁，至迟当在商代。”何氏以徐、涂有关的地名为线索，寻找距今4000—3000年之间徐人的活动地和迁移路线。认为在4000多年前的史前时代，涂族最早居于燕山山脉的河北省玉田县一带，然后向西南迁至河北的徐水县，然后再向西南迁至山西省长治市的屯留县，后又南迁至河南中部的温县一带，在这里，徐族人与东进的夏民族实现联盟。也就是说，徐人由华北迁入中原的过程是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完成的。在夏商时期，徐人又由西向东迁移，约当在商代末年徐的主体东迁到山东滕县南部，形成一个较为强大的方国“徐方”。徐方在淮北的都城即今安徽泗县北，汉于此建徐县。这个徐方也就是周代徐夷的前身。
徐中舒先生也认为徐本北方中土之民，“殷、周之际立国于朝歌之西，而与殷人同居方圻之内，盖唇齿相依之国也”。商亡后，留于商都附近者曰黎。其东迁者，为奄、徐。
其二，徐人由淮河流域一带分两支，一支留于故地；一支向北迁移，分别至山西榆次和河北玉田。持此观点者为李修松先生。李修松在其《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中认为，徐夷与淮夷均为嬴姓，实为同族，原是东方少昊氏鸟图腾族团中的一支，早在夏代之前，除一部分留在山东之外，其另一部分即由今山东曲阜——潍水一带迁居淮水流域，居住在今安徽省怀远县东南，淮河之畔的当涂山，然后徙居淮北。其中一支随嬴姓秦人和赵人北迁和西迁，先到河南温县，再到山西屯留、壶关县东南一带，接着其中一部分又向西迁至今山西榆次县的古涂水流域；嬴姓的赵国的后裔有一支迁至河北遵化东，而玉田县的徐无山即因徐族定居点而得名。另外一支留居于淮北，夏、商时为方国，周时为徐国。周代初年，周公东征时所伐的“徐”是史前时期留在山东曲阜一带的土著徐夷而非淮泗之徐。
其三，徐人以山东郯城为起点，在夏商时期分两路迁徙，一支向西迁至山东滕县（今滕州市），然后再南迁；一支向西北迁至保定市北，涞水县南。持此观点者为顾颉刚先生。
以上三家观点有三点是共同的：一是徐族的主流都与周代的徐国有关，且徐国在周代都活动于淮河下游地区；二是探讨徐族的迁移时，都与秦与赵的先人迁移联系在一起；三是探测徐族迁徙的路线都是以带徐或涂的地名为依据。所不同的是，到底徐人是由东北迁往淮河流域的，还是原居于淮河流域而最终向北部或西北部迁移。我们认为，三家观点都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在探讨徐族历史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1.应当把徐人和嬴姓之族区分开来
在探讨徐人和徐国历史时，首先要分清楚东夷、嬴姓、徐人这三个概念。东夷集团是一个大概念，是从先秦时期到汉代对活动于东部沿海一带各部族的通称；而嬴姓则是东夷集团中实力强盛、枝繁叶茂的一大宗；徐人又是诸嬴姓之族中的一支，但徐人不代表嬴姓集团。在嬴姓之族中，秦人之祖、赵人之祖很早就向北方和西北方迁移，虽为嬴姓，但基本脱离了东夷集团；江、黄、养诸国也在周代以前就东迁至淮河上游地区，在周代及其以后的史书中只称其为淮夷而不称其为东夷。所以，我们在探讨徐族迁移史时，不应当把它与秦人、赵人之祖的迁移相提并论，不可因为秦人、赵人从东夷集团中分离且向北迁移，从而也推想徐人也有过这种历史。
2.相关地名不能作为徐人迁移路线的核心证据
按照古人的习惯，在迁移过程中，经常会用以前所居住的地方来命名新居住地，同时也会以自己的姓氏来命名居住地或周围的山水。如果徐人在史前至周代这一漫长的时间里有过迁移的话，也许会这样做，那么他们留下的地名就为我们今天寻找其移徙路线提供了线索。但要注意的是，当今一些学者以现存的带徐或涂的地名来探寻徐人迁移路线是不科学的。首先，徐人名之为“徐”到底起于何时，还是不能确定的，对徐人的活动，由于史料之缺，夏商时期没有记载。也可能徐人这一支在史前时代至夏时，乃至殷商时期根本就不叫徐人。所以我们据“徐”或“涂”的地名传说来探讨徐人的历史就成了无稽之论。其次，由于历史的变化，山、水、城镇等以徐为名有各种原因，且分布于全国各地，我们又怎能证明哪些与徐人有关，而哪些又与徐人无关呢？如果以徐为名的地方都与徐之迁移有关，那么徐人岂不是周游了全国各地吗？
在新的史料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应当仍然以史籍记载为依据来探讨徐人的活动地与迁移问题。我们认为，作为东夷之一支的徐人原本居于山东南部曲阜附近，只是到了西周初年才迁往淮河两岸的。
东夷集团最早活动于东部沿海一带，这是学术界所共同认可的一个结论。作为嬴姓远祖的少昊当然也不例外，史载徐人之祖少昊都于曲阜，《山海经》也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至于说少昊后来跑到了西方而成了西方之白帝，这是因为秦人的西迁而带去了少昊的传说，从而也使少昊神由东方远古民族始祖神之一变成了西方的大帝。
孔安国《尚书序》曰：“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说明当西周初年伯禽始封于鲁时，以徐国为首的东夷各部与鲁国对峙，一度威胁着鲁国都城的安全。从“东郊不开”来看，徐与诸东夷的势力主要在曲阜之东部。那么徐人的活动范围距离曲阜东部不远。
那么周初的徐国到底在鲁国东部什么地方呢？《鲁颂·閟宫》一诗说：“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保有凫峄，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毛序》说：“《閟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实际上，这应当是写从周初伯禽到周公东征之后，鲁国的势力范围，而非春秋时期鲁僖公所能达到的。这首诗可以为我们确定周初徐人的活动范围提供有益的线索。龟山在泗水县的东北部，蒙山在蒙阴县之南，两山位于曲阜的东部；凫山在邹城市西南，峄山在邹城市东南10公里处。“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说的是向东攻占龟、蒙二山，以击退曲阜以东的东夷各部；“保有凫峄，遂荒徐宅”指的是向东南和南方控制凫、峄二山，进而占有徐人的故土。这样，鲁人就可以凭借龟、蒙、凫、峄四山保护都城的安全，以解决“东郊不开”的威胁。从“奄有龟蒙” “保有凫峄”互文见义，可见，曲阜以东和以南至龟、蒙、凫、峄四山一带都是以徐人为首的东夷各部的活动地。
而《新唐书》却说夏代之徐国在下邳僮县，《新唐书》之论承晋人杜预而来，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三年”注说：“徐国，在下邳僮县东南。”历史上僮县有四：其一在今安徽泗县东北，秦置，后汉为侯国，齐周时废；其二，在江苏境内，南朝宋置，梁废；其三，在今江苏沐阳县南，南齐置，北周改为沐阳县，隋废；其四，在今江苏邳县地，齐周时废。晋时的僮县无疑是指秦汉时期的僮县，其地在安徽泗县东北，与江苏睢宁县相接。《新唐书》所说的下邳僮县非商代徐人的活动地，更非夏代徐人的始封地，而是周代南迁后的徐人活动地之一。
《邳州文化》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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