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刻像》是1991年，吴冠中先生在国家博物館的师生作品展后不久李焙戈老师所作。
1985年9月，我应作家叶君健先生之邀，为他的长篇小说《旷野》作插图，去湖北黄安乡村收集创作素材。工作结束后，当地文化馆的朋友向我推荐：“黄安土特产丰腴、可到集市采购，带回北京。”我们一起到集市去，看到有不少卖乌龟的。那时，国家还没有发布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当地老乡介绍：这乌龟全身是宝，龟肉、龟版、龟胶、龟胆……它对人的肝、肾、脾、肺大有疗补之效，益寿延年，最适宜给老年人增寿。对此，我亦早有耳闻，它不仅对人体有大补的延年作用，还是疗效显著的名贵药材。文化馆的朋友告诉我：“民谚有‘千年王八万年龟’之说，你不妨给北京的老人带回一只！”在北京哪里能找到这种宝贝，何不乘此机遇带上一只？再有吴冠中先生是江南人，我从小就知道南方人食域广。1957年秋天，我们同学和吴先生在北京西山农村庄稼地里掰玉米棒的劳动中，我还给先生抓过几只蚂蚱吃，先生还教过我怎么生吃呢！我与文化馆的朋友看了一圈，一般出售的都是甲壳在10公分大小的龟，只有一位老乡售卖着一只大龟，甲壳有30公分左右，大龟在集市上十分夺目，人人赞美，惊叹！只因价格不菲，无人承受。文化馆的朋友说：“这么大的龟，确实少见。它的滋补，疗效作用必然奇佳……”我就采购了下来，买了个带盖的竹筐装上，把大龟带回北京。9月底，我带着大龟到吴先生劲松住宅。我知道吴先生是从来不接受礼品馈赠的。但是，我必须把它是市场上买不到的，是健康、珍贵的药材，这些道理讲清楚；再加上我这三十年老学生的身份，还是个忠诚、老实的人；这几个方方面面，我是有信心使先生接受的。吴先生看我带着一只大龟，十分惊讶。当知道了我的“大补”意图后，就冷峻地拒绝了。先生说：“这怎么能杀吃呢？大自然造就了这么美的生灵，你还是把它放回到它自己生存的世界里去吧……”先生陷入了无尽的悲悯中。这一下，使我猛地想起来，曾经有两次聆听先生评论电影，一次是1962年夏天，我在东单大华电影院看苏联电影《画家苏里科夫》，散场时遇到吴先生也看的是这一场……另一次是在这之后，哪一年？在哪里？影片名字？都不记得了。我没有看电影，是在路上遇到先生刚刚看完一部外国影片，先生的思绪还沉浸在对影片内容的思考中……先生慷慨激昂地向我直白着他的感受：“……人类太霸道了！从远古狩猎到今天！在这个星球上杀戮了多少动物！有的动物都已经灭绝了！也杀戮着自己的同类……残忍地制造着人性、心灵有形的无形的废墟……”那是先生对人文意识哲学的叩问，评论中也开启着人类学范畴广泛的思考。这是很多年前先生对我的教诲，突然都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糟了！我触犯了先生的信念……庄严的信念……顿时，我明白了自己制造了“人性、心灵的戕害”！无言以对，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原来我一直深陷在主观、单一、片面的“大补”、“长寿”愿望之中，其它一律置之不顾。现在看来，我只能再去乘火车，把大龟送回黄安去了……我那尴尬一筹莫展的窘态，可能被朱碧琴先生看出来了，朱先生带着一岁多的小孙子过来道：“把大龟留下来给孙子做个伴吧！孩子可有个老朋友了……”在跟随吴冠中先生的岁月里，深深感到先生对每一件普通事物的认识中都蕴含着恢弘的道理与悲悯。1991年春，吴冠中先生通知我们几个同学要举办“吴冠中师生作品展”。吴先生从我送给先生指导的，已经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中的三十多幅插图组画中，选出十来幅画，可做参展作品。我分析了这十来幅画的情况，有一半原作已经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另一半原作在出版过程中有严重的污损，只能是全部的复制了。这个时候，是我长期一个人生活历程中的又一个低谷，深陷在内外交困、节节失利的境况中，承受着欺凌、溅污……我从来不把个人的灾难向别人诉说，更何况，我已经是“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但是，我在认识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困惑与病态：极度地厌恶作插图与装帧设计工作。心理障碍到：头脑不想，手不操作的状态。复制的情绪就更坏了。因为是“吴冠中师生作品展”，才能以最大的耐力复制了十幅插图。我去交作业，在一个晚上骑自行车，把十幅画装在一个大袋子里，挂在前车把手上，因为我的全部工资与稿酬都用去买“灾难”了，还不够，造成了极度的贫困。携带这么多重要的展品，也没钱叫出租车。路途上大袋子卷进了自行车的前轮，把画绞烂了，只剩下四幅完整的了。我大悲催！大沮丧！至极！真是祸不单行啊！吴先生也批评我：“你怎么总是慌手慌脚的……”为我叹息。我更无颜面对先生……但是，后来看到先生在《吴冠中师生作品选》的展览画册前言中对我的评价依然是在鼓励我：李焙戈学艺一开始便对素描发生浓厚的兴趣，肯用功，肯钻研，追求厚实、质朴之美，厚与朴是他学生时代的特点，并且也可概括他后来整个创作风格的特色，不爱玲珑爱厚实。他一度专攻版画，发表过不少令人瞩目的作品，既有生活内涵，又讲究形式构成。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他为文学作品作过大量插图，博得美术界和文学界的高度评价，我印象较深的是他为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及刘绍棠的《豆棚瓜架雨如丝》作的系列插图。他长期在北京农村体验生活，参加劳动，与农民同吃同住，积累了大量勤劳与朴实的农民形象，故他在《黄河东流去》中刻画难民群时是有充分的形象素材的，画面真实动人，绝无虚构之病。好像他没有画过欢乐，表现苦难是他的艺术特色，倒是在苦难中也寄寓抒情，如《路茫茫》，但那也是书写浑厚沉郁之情，具悲凉意味。李焙戈是至始至终的现实主义者吧，他又创作新品种玻璃版画，在玻璃上刻画人物肖像，造型依然十分严谨，正确。吴先生写我“好像他没有画过欢乐，表现苦难是他的艺术特色。”这是我的生活与画题的苦难。而我的心灵永远都和儿童一样，充满着光明、感恩、喜悦、欢欣，甚至是滑稽。能化解困苦是智慧。因为人生最大的享受应该是心情。要靠心灵的能力。四月份是布展工作最紧张的时刻。我的单位有出差去福州、厦门、泉州的任务，这个差事必须由我亲自去承担。其实，我也愿意出差，因为出差要受到接待，我就有饭吃了，省得自己煮一锅饭吃上三天，最后总是吃馊的……我又没有冰箱。此差估计要二十天左右，这一下可解决了我生活最大的困难……可是，我这一出差，好像是故意躲开了布展工作，必然要使大家非常地反感。我又生性拙口钝腮、不善言辞解释……当我完成出差工作回来时，展览即将开幕了。展览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开幕式那天来宾很多，一批批的来宾要与我合影，我都和悦地应允了。当有一波与我合影后称呼我：“吴先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把我当成是吴冠中先生了！先前一批批的合影人都走了，我只能更正这一份，不再接受合影要求……我请了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教师A女士来看展览。我经常到法国使馆的图书室里阅览画册，认识了会讲汉语的使馆教师A女士。A女士曾邀请我参加法国使馆的多种活动，她也到我单位来看电影（当时中国文联的大礼堂），有一次是带着丈夫和公公来的。她在我的办公室里看到那时我作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刻像以后，惊叹不已，并把此事告诉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当这幅肖像送到华盛顿白宫，我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签名的自称“忠诚的朋友”的来信……所以，我把A女士看成是一位人类和平友谊的天使。在展厅里，A女士见到了吴冠中先生，她一直用法语与吴先生交谈，我不知道谈话内容。在返回时，A女士告诉我：“吴先生的法语非常好！”先生的人格也令她敬仰，吴先生还应允了她联系的第二天去法国使馆参加一个活动的邀请……等。两天后，我在办公室里上班，接到吴先生来电话，先生语气凛然，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A女士有丈夫吗？”我马上紧张起来了。先生怎么着急问这个问题？先生又问：“你知道同学们怎么议论你吗？”先生是很生气了，肯定都是坏话，我不能让先生说内容，再生气。我又不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人家说什么我也没必要知道。电话停顿了一会儿，先生说：“那，你就好自为之吧！”挂了电话。天呐，除了童年时父亲，我还没受过这么严厉的管教！这是先生对我沉重的担忧，所以要刻不容缓地匆匆告诫我，给我以严厉的指责，这是爱之深责之切。同学们都是庄严的人民教师，处处为人师表；而我是从1961年就开始长期地从事农村下放劳动，又到处流浪地改造思想，虽然较早地得到研究生学历与高级职称，这更遭到没文化的老干部的仇视与嫉恨，不停地向中宣部写材料，检举我是反革命分子……而家庭的不幸比社会的要更糟糕！人与人的经历与性格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天然的不可理喻！因为我长期在灾害、苦难中生存，对凌辱、溅污产生了一种反弹式的放松习惯，既然困苦和欢乐都是人造的，何不自己制造欢快的情绪，愉悦地活着。幸与不幸取决于你的生活态度。多么艰辛的路途上也同样地盛开着鲜艳的花束。是观念引导着人生的处世行为习惯。回顾一下我的行为举止：法国A女士来展厅参观那天，我告诉值班的同学：“如有金发碧眼女士来展厅，请马上通知我！”后来……还有一天，我陪伴一位身材高挑的红衣女郎在展厅里流连忘返地转悠，又对别人不予理睬。那女郎的腓骨奇长，不必穿高跟鞋，煞成景观。而我是刻意要打破展厅肃穆的气氛，想活跃并美化老气横秋的场面……当时，在负责布展工作的同学告知我设计展览“海报”的任务时，我没作声。因为我病态地怕听“设计”、“插图”词语。为了吃饭，我出差走了。致使没有出“海报”，使展览工作受损……这等等行径着实可恶！可恨！引起大家的斥责是必然的。展览过后，夏日，我的友人邢富沅教授与吴冠中先生联系了有关工作，吴先生让我带他去家里。邢富沅教授开车到我的住址来接我同往吴先生劲松住宅。当汽车接近劲松时，我突然想起来，方才出门时正在烧水，没有关掉燃气灶，火在燃烧着，必然要发生火灾！这是天大的事！汽车必须马上掉头，把我送回去……火灾还没发生，因为用的是小火，壶已经烧烂了。这场紧张的惊吓，我的神经刺激得没有能力支撑工作了。只好让邢富沅教授自己开车去了……第二天，我在上班，接到吴先生的电话，先生知道了我这场“闹剧”，和我一样地受到了惊吓，对我的生活十分担忧，对我的安全防范意识狠加指示，还希望我找一下原因……如果不是亲人，谁管你的这些琐碎？为你的生活担心受怕。可这时候朱碧琴先生正在重病中，我又使先生为我操心，愧疚之深！好像是1988年春天，我从学生姜寿家那里看到可以在玻璃上刻画图形，可以随意创作画幅。我觉得很好玩，就试着在茶色玻璃上刻了一帧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博士的肖像。朋友们看了，都觉得很神奇……后来，于1990年春天，这肖像被住在北京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里的美国华人作家许以祺先生拿走，在哈默先生来北京住在外交公寓时，赠给了哈默先生。画作图片刊载在1990年4期《中华儿女》第40页，文章标题为“李焙戈与一个崭新的画种”。我发现了这种工艺很适合刻画肖像，于是，我在单位的几件涉外工作中，以这个工艺技术制作了贵重的馈赠礼品，引起各界的青睐……这也引发了我决定要给吴冠中先生刻一幅肖像，赠作纪念。1991年春天，在筹备“吴冠中师生作品展”的时候，我抓拍了一些吴冠中先生的照片。我选出一幅照片做基础，我要表现出先生的内心是祥和、宽容的，神态是喜悦、舒畅的慈父般的秉性，先生的灵魂在赞美、在歌唱……这是我心中的吴冠中先生。夏日，我把刻好的肖像送到吴先生家赠作纪念。先生仔细地端详了刻像，非常高兴，对我的表现技能作了评价。我请教先生：“右边衣领下我用一块抽象的白，不知道是否合适？”先生说：“很好！罗丹雕的巴尔扎克像就是用了一个抽象的大袍子……”吴先生又拿到另一间室内给正在病中的朱先生欣赏……先生对我说：“我七十多岁了，什么东西都不留了！你拿回去保存吧！我承认这幅刻像，以后出版、发表……我都同意。”先生又指厅里的几垛书：“我清理出许多书，我都不用了！同学们都已经挑选过，能用的就拿走！你没来，就剩这些了！你看哪些有用就拿走吧！”我往书垛看去，都是珍贵的画册与论著……我反问先生：“就剩我一个人没来选过啦？”先生说：“是的，这些就是等你来挑选才放到这里的。”我对书籍的贪婪立刻大作，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就全都拿走啦！”至今，先生的刻像立在我的桌前，激励着我效仿先生，振作、勤勉，努力地前进。人生最可悲的是坠入到一个与你格格不入的底层低级的社会环境层面。我目睹了多少这样的悲剧，更包括我自己。1997年，各式的灾难竟然都交织在了一起，从四面包围了我，成为生命历程中最冷酷的年月。我办理了退休，离开了北京。从此，再也没与吴冠中先生见面。直到2011年获得了灾难的全部解除，回到北京已经是伤痕累累、废墟不堪。当我逃难到江南的一所私立艺术学校时，我以钢琴弹奏来抚慰自己受重创的心灵……有许多学生都把听我弹钢琴写成作文：“他在乐曲中诉说着生活的无奈，欢乐与忧伤……”其实我在钢琴乐曲的旋律中经常是在神往着少年时代在吴冠中先生画室中度过的绮丽时光……因为我每天给同学们上造型美术基础训练课程，都是在回顾吴先生的教学理念、程序、方法，甚至使用吴先生的语言与激烈的情绪，可以说是在临摹吴冠中先生的教学。时光的久远，使一切经历筛滤的往昔更加鲜明透彻……在钢琴乐曲的旋律中，我也是在向吴冠中先生述职，倾诉着我的心思。面对吴冠中先生真挚的关爱与培养，产生了人间最严重的情感失衡。一个使人揪心的“失衡”而自审内疚。一个无法弥补的欠负。它发生在所有的师生关系之中，这能否成为人生的告诫或启迪？在这种企盼弥补“失衡”自责的情绪中，也是我精神孤独、脆弱达到顶峰的时刻，以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做了与吴冠中先生精神完全相悖的几件事：艺术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北京。我要去看吴冠中先生，还受了艺校校长委托商议办以吴冠中先生姓名命名的“吴冠中美术学院”问题；由我编写出版《吴冠中造型美术基础教材》的问题；还带了太湖特产高级碧螺春茶。在电话约见时，吴先生说：“有安排……不能见！有问题就电话里讲，我不喝茶，不要送我！”我讲了以上两个问题，先生给予果断、决绝地否定了。此事在前文之八《后记》中已有讲述，此不赘叙。可是，先生首次向我询问起家庭生活状况？这是我最难启齿的话题，我支支吾吾地回答着，先生改问我画室的电话号码，要记一下。我说了电话号码，先生说：“这不是无锡地区的号码吗？”这是我最后一次与先生通电话。八十多岁的吴冠中先生以坚定的本质，提示了我的醒悟！当我听到艺校演奏厅的定音鼓像滚雷一样地扫过之后，管弦齐鸣……雄伟壮阔的奏乐，震撼了我的心！我冲进了演奏厅，是艺校的少年民族乐团在排练演奏。孩子们奏乐时专注执着的神态，天真烂漫的表情里饱藏着人类真诚的向往……令我震惊，令我赞叹！我决心以绘画把整个乐团：拉弦、吹管、弹拨、打击等等各个乐种整体的演奏气势与孩子们的精神形态刻画出来，凝固、再现这时空美的精湛。少年民族乐团每年都要出国巡演，2002年秋天，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经过几年的构思、构图，不停地修改，确定画八十九个人物，计划在2008年完成，并向吴冠中先生八十九岁寿辰献礼。我不停地收集形象、画速写改结构，画了七年，草图才初步定下来。为了使画面上八十九个人物每一个形象都能得到刻画，必须放大画面，规格定在464cm*254cm。儿童乐团的指挥用我自己的背影形象，画题《光明行》，并钉了框子，绷了布。我给吴冠中先生写了一封信，述职我的创作情况，并寄上一幅放大版的草图照片。现在反思起这件事，更是负疚：第一，吴先生从来就厌恶祝寿的举动；第二，当时的草图死板、空洞不成结构，还没有成型；第三，写了画面题字内容，显现出当时的神经失常，令人啼笑皆非。那时，是我人生处境最黑暗的时刻，面对精神的重压，“童工小挑夫”一贯的经验是：当感到不能忍受重压与艰难时，再加上一个更大的负重与更加遥远的路途，就会感觉到所面临之艰难的轻易……我以疯狂的创作，以没有人敢胜任的更大的艰巨、承担，来抵消灾难的重压和弥补“失衡”的情感。然而，这张扬、疯癫失常的精神状态，骚扰着先生八十九岁需要平静的晚年。人间的事是不可“求”的，所求的弥补失衡造成了更加失衡。唯有“遇”，珍视“遇”，随遇而安。《光明行》画作未能完成，现运回北京，画太大，不能入室，待得到场地完成，答谢恩师。我不在北京的十几年里，因为轻信，以己度人，把自己的门钥匙交给了他人。当我返回北京时，才发现我的大批画作以及老师、朋友送我的画作，大批的速写本都被拿走钥匙的人偷走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向他们（偷盗者）提供经济资助，并被他们的谎言骗走多笔巨款，没想到丑类还要盗窃画作！被盗走的吴冠中先生送我的水墨画上，左有“冠中写生”印章，右有竖写的“赠培戈”，下有“荼”签名。为此，我找派出所，找律师……处理多年，尚未结束。真诚、高尚的师生情谊，被底层低劣的丑类祸害成偷窃、诈骗、陷害、阴谋的龌龊！我最痛心的是如果吴冠中先生知道了这幅画在市场上贱卖着，该会受到怎样的刺激？！该发生些什么……我颤栗！不敢再往下想……我悔恨自己，当坠入了人间丑陋、低贱的环境包围层面里，就不该接受先生的馈赠！我敬仰先生把全部作品捐给国家的举措，也敬仰先生的家属无一反对的精神境界，真是英明之至！摆脱了人间低俗、恶毒的溅污。我呼吁有良知的人类社会帮助我洗刷这对人类文明肮脏的污染，杜绝与丑类的贩卖行径。我向有良知的人类跪拜，请唾弃与丑类的贩卖行径，救赎人类的尊严！反思人生的历程，我一个童工，负重的小挑夫，穿着破衣烂袄、漏洞的鞋，挑着重担艰难地行走在路上……在穷困、愚昧、暴力的重压下，形成了软弱恐惧的性格。受尽社会和某些亲属、同学、同事的歧视、欺凌、溅污、作践，于是不敢说话，不敢出头露面，不敢办事，不会办事，对灾祸的降临只能躲逃。逃不掉，就忍受，承担磨损、消耗……愚笨、呆傻地不会阿谀奉承，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落井下石，不会见死不救……我曾经两次在听到有人呼喊求救的时候，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现场，在没人肯伸手的情况下，背上垂危的人往医院跑，第二次背的人到医院已经死了，死在我的背上……这就注定了本人的命运。到七十多岁后，才摆脱了灾难的纠缠，过上人的生活。所以，在跟随吴冠中先生学习中，失误之多，令人瞠目。吴先生宽容着我。在先生的关爱、培育下又无所成就，使我一直汗颜愧对，不停地自审、自问，至今八十一岁，仍然学习、努力不懈向前。阅读了诸多关于“善”的论述后，禅悟出吴冠中先生的精神境界：佛学讲“无缘大慈”，是说没有缘故，不要因果关系，不需要理由的慈善、仁爱，是一种改善人世间生命环境的恢弘境界，一座令人感动的雄伟精致的精神构建。李焙戈
2019年6月于北京日月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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