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以后，功课停止了。我们离开了吴冠中先生画室，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写大字报批判思想、挖水库、除“四害”、办《东风》印刊批判资产阶级教学、炼钢铁、勤工俭学做美工、驻马鞍山戒台寺植树、驻北京第三棉花纺织厂做一年工人、批判人性论、批判修正主义、去中学教课实习、毕业创作等等。毕业的钟声敲响了，从1955年到1960年的五年学制完成了。五年中，吴冠中先生画室造型美术基础训练只有两年多。
我从来都不认为什么经历是坏，因为坏里肯定隐藏着好，还可能是大好。当然，好里也都隐藏着坏。问题在于你的认知、选择、索取以及应变，只是情感脆弱的时候才因坏而痛苦。
我从来都不埋怨一切发生过的事件。因为那都是应该发生的，历史的必然。只有发生了，才能认识，才能提升，才能借助教训走向光明的未来。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作为都是与社会环境一致的。如果脱离了这些，我就不能走上社会，或许在社会生活中遭殃。
1948年，吴冠中在巴黎凡尔赛宫前
我感恩1955年北京师范大学赴东北沈阳考区的考官李含中先生。当沈阳东北美术专科学校的考官们询问了我家庭经济状况，正在争议我是否能交上学费与生活费问题并产生僵持时，因为学校从这一年开始改成自费，李含中先生提问道：“北京师范大学是公费的，你愿意去吗？”
我，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为了生活，已经报名要去煤矿挖煤了，因为艺术学校的考试是在其它学校考试与录取之前进行的，我来参加考试，是想试试从孩提时代就陪伴我的绘画，看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李含中先生所提出的去北京公费上大学，那对我来说是从地底下的矿井里一步登天。
我感恩我的祖国，我的北京师范大学，我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我的中央美术学院，我的导师。
我感恩吴冠中先生对我实施的造型美术基础训练。那是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真实存在以及事物关系的唯物辨证规律，是摆脱愚昧、迷失，发现美、认识美、崇尚美、追求美的法则。是在吴先生的教导下，我起步了人生的理想，铸就了做人的灵魂。
所以我把北京、学校都称为是我灵魂的故乡。北京师范大学是我艺术生命的摇篮。
1982年秋，吴冠中在陕西华山写生
这一章既然是写吴冠中先生的教学，就不能回避一个一直扣在先生头上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毒害学生”低层次批判的纠缠。据说，这是从1952年吴冠中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时开始的。
我所亲历的是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1958年教育革命时。
前面讲过了，我从1955年走进吴冠中先生画室就开始记录先生的授课，在一个印有“北京师范大学”的精装笔记本上，一字不漏地记录吴先生字字珠玑的讲话，记录了两年多。有热衷于批判的同学是清楚地知道我的记录情况的。班干部给我做工作，动员我把笔记本交出来，以提供批判。我搪塞着不交，说那是我个人生活的“豆腐账”，然而，笔记本还是让人给盗走了……为此，我病态了几十年，做噩梦、大哭、失眠……一直到更大的灾难降临了，这个悲痛才有所缓解。
因为形势、重点不断地更迭，各种劳动改造的任务繁杂、忙碌，批判任务搁置了。
那环境越来越险恶，后来组织批判的同学都留校了。他们也都有了觉悟。二十年后，我看过那些留校同学与先生的合影，还有人请吴先生写过“介绍”。
据说，批判吴先生“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教学毒害学生”后来也没有消停过，还曾经用处罚吴先生的一位优秀学生，毕业创作不及格，来诋毁吴先生的教学。这都是空穴来风，人为争斗的需要。
1998年3月，吴冠中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我们班是国家培养的师范生，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在教师岗位上，我羡慕那些在教育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同班同学，比如班长杨景芝同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景山少年宫作美术辅导员，几年后从她画室里培养出大批少年人才，后来成为中国当代的著名画家和美术工作者。杨景芝后来是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撰写了许多部美术教育经典著作，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委会秘书长，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
我没能被分配在教师岗位，本人能力也比同学们差，但是凭着吴冠中先生仅有两年多的造型美术基础训练，我进入了连环画、宣传画、漫画、版画、插图、设计、展览馆与博物馆的美术创作领域。在十几年的农村下放劳动中，以吴先生训练的写生、速写习惯使观察能力、造型能力、形式思维能力、艺术感受力得到了提升，我画了大量速写，这些速写后来大部分都直接用在创作上。
我曾经在机关办公室上班和下班的时间里，受同事们的托付，给他们的孩子教画。我以吴冠中先生的教学理念来点拨他们，竟然收到奇效，都考取了美院附中、中央美术学院以及其他艺术院校，后来他们都成了当代名家。
由于我对吴冠中先生造型美术基础训练的理念、以及对先生教授作风的敬仰，渴望着学习先生，想做教师，就在业余时间去学校授课。退休后，我受聘到江南一所艺术学校执教，其中学校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大专不等。我完全以我经历的吴冠中先生教授我们的造型美术基础训练的方式、课程来教学，竟然使学生的造型能力飞速提高，比我们那个年代的速度快几倍，原先落后的学生在三个月后就远远超过了最开始的优秀生，引起了许多学生转入我的画室。
我做了五年的教学实践，更加坚定了吴冠中先生造型美术基础训练的科学性。那几年我兴奋地给吴先生去电话，我构想着写一本《吴冠中造型美术基础训练教材》，想请先生指导。先生拒绝了，先生说：“那是你的发挥……”我理解先生，八十多岁了，无暇再关照这些琐事……
有人问我：“你的画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吴冠中先生教授出来的啊？”
我回答：“我的画‘灵魂’、‘骨骼’、‘肌肉’都是吴先生给的；‘皮肤’的颜色是我自己染的。”
吴先生反对模仿，歌颂学生的“叛逆”。
以上，问题很明朗了，不存在所批判的“吴冠中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教学与对学生的毒害”。
然而，吴冠中先生以艺术家的真诚、正直、坦白、纯粹对待任何问题，包括重大的社会问题，都以他激烈的语言来概括。他一直在以己度人，不知危难阴谋！这不仅先生的家人担忧，我们学生也深深担忧。我举个实例：
1957年底，学院领导作报告，要求全院师生都要写大字报，不写就不革命……好像还有什么“引火烧身”的动员。我们学生的大字报都挂在教室里，美术系教师的大字报都挂在展览厅里。我看见展览厅东侧挂着一条两张粉红色纸上下连接着的大字报，是吴冠中先生写的，上面标题是：“烧！烧！烧！烧掉那说假话的舌头！”内容是批评一位党员讲师，在社会上到处说假话……我看那位先生就是有点虚荣心、小市民庸俗生活的毛病。吴先生的大字报言辞耿介、情绪激烈、刚正不阿，也透露着先生心灵纯净、透明、清澈甚至天真。展厅里就我和于久洵同学两个人看大字报，我们俩都是吴先生画室的，平时很说得来，我们议论了：“吴先生这样坦诚、直率、刚正、认真，激烈地对待问题，在这个环境里是要倒霉的……”我们俩想找吴先生说一说，可是都没有勇气，我那年十八岁，性情腼腆，又口齿拙笨，最终没敢去说。但是，先生写的本就无误，这就是吴冠中先生一贯的性格。
以吴冠中先生的性格是绝对走不过后来的事件的，然而吴先生竟顺利地通过了。这也是后来人们经常向我询问的问题。其实这是哲学的规定，是哲学挽救了吴先生。
请相信哲学在冥中的规定，我曾有亲历的证明：1961年一位积极靠拢领导的同事，不停地反应我现行的与历史的反动思想。我只知道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又不会靠拢。领导决定了，让我长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然而，正因为此举，他们为我树立起艺术创作的第一座里程碑，为我开启了光明的前程，并保护了我的身心安全，使我终生感谢他们。
所以我人生格言的第一条就是“要怀着感激的心情面对世界，世上的一切善、恶都是促使你成功的元素。”（格言于2012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我庆幸吴冠中先生命运中的两次工作调任。中华古代生命的智慧是躲避，这两次由社会进行的调任冥冥之中给吴先生提供了自然的躲避。任何事物的形成都要具有“天、地、人”三个因素的规定。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1953年吴先生调离了中央美术学院；1964年北京艺术学院建制的撤销，还曾引起过全院师生的痛惜，吴先生因此调到属于轻工业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从后来事件的势头看，吴先生的这两次调任都是挽救先生的大好事：吴先生离开了重灾区文艺界、没有了风口浪尖的地位，撤销了三因素中的“地”；也没有了多年在一起的学生与同事，又撤销了“人”的因素；三因素中失去了两个关键因素，使得先生获得了安全，幸免于危难。
先生不要再痛惜撤销建制的单位，那个群体的结构与文化水平之低，卑琐的私欲与无知，当天时有变的时候，其恶毒与残忍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先生这两次边缘化的调动是共和国、是社会的大幸，挽救了“吴冠中艺术现象”，使吴冠中先生一直坚定的“文化自信”得以实践。
三、纷繁的岁月
1960年我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电化教育馆编绘室，创作并编绘中小学教学连环画。画好后制作成幻灯片放映。这个单位是使用电影、电视、幻灯、录音等等电器设备实施教育工作的机构。所以单位里有摄影、录音、电视、电影等等业务，放映设施十分齐全，还有大礼堂可供几百人看幻灯、电影。
1961年春天，“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赛”在北京举办。当时，北京的市民观看这场比赛已经沸腾了。比赛有现场电视直播。那个年代里，有电视机的单位很少。城市居民的家里更是看不到电视。在最后的几场决赛时，我万万没想到，接连几天晚上吴冠中先生都到电化教育馆来找我看电视。
我的单位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近。同学们都知道我单位有电影、电视。吴先生家住什刹海边，我单位在厂桥，只需要走两站多路。吴先生来找我，也曾有过部分同学跟着来。我到传达室接先生进门，当然也陪着先生一起看电视。
那年先生四十二岁，在观看乒乓球比赛时，竟然和孩童一样地为每一板球的胜败，每一场球的输赢而激情地欢呼与感叹！当赛场直播暂停休息的时候，我请先生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坐，向先生汇报我工作的情况，并抓紧这个机会请先生指导我的画……
吴先生依然沉浸在“乒乓球比赛”的激烈情绪中，先生以乒乓球比赛的精神，以及赛手应变的打法，推理讲授着绘画业务。
最后，中国选手庄则栋获取世界冠军比赛的那一场，吴先生激动极了，先生和青年人一起欢呼……在黑暗的放映室里，电视屏光的烁耀中，我看见先生闪亮的眼泪……先生对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兴衰怀着刻骨铭心的挚热感情。
1974年春夏之间，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带着母亲和六岁的儿子，从文津街走向团城边的北海公园前门去入园。
母亲从锦州市来，为了带一岁的孙女。我计划好了，要利用节假日带母亲参观北京的大部分景点。
当我们走到北海与中南海间的大桥西坡，看见对面来了一辆疾驰下坡的自行车，吱吱呀呀地满载着:箱子、框架、物什……那分明是个走街串巷、带着机械、工具与材料进城的修理工，在为生计而奔波。
没想到骑车的人大声呼叫我的名字，猛地刹了车。
啊！是吴冠中先生！
我惊喜得急忙告诉母亲：“妈，这是我的老师！”又催促孩子叫爷爷。
吴先生自行车上前后装着油画箱、绷好了布的油画框、画架、写生用具等等整套的行装。
先生下了车，说了一些创作写生的情况……我急切地对先生讲：“您不要带这么多东西骑车！这太危险！再有您也不应该骑得这么快……”
先生骑车走了。
母亲听不懂先生的讲话，问我：“老师是不是在搬家，你可得去帮忙啊……你的老师可真和气啊。”
后来，我在城区穿梭着车辆的街上，也见过先生满载着写生画具的自行车疾驰而过，我不敢招呼先生，怕出车祸。
现在，我走在街上，只要看到骑自行车带着工具、材料，修理纱窗、修理生活用品、弹棉花等等类似的形象，我都要注视良久……潸然泪下。
1982年夏天，吴冠中先生给我来电话，叫我到他前海的家里去一趟，有事。
我马上就去先生家里了。
吴先生说写了一篇散文，想给我看看。
这和我上学时，先生只要作了写生画就都拿到教室里，让同学们发表意见是一样的。
我一看，那是用稿纸写的厚厚的一大摞，放在桌子上。这么多，一时半会儿是读不完的。我们都知道吴先生对时间的“吝啬”，我如何敢耽误先生的时间。请问先生我是否可以拿回去读。
吴先生说：“可以！你拿走吧。”
这时朱碧琴先生从外屋进来了，她对吴先生说：“你可不能再生事了……”
我想起来了，先生前两年写了提出“形式”问题的文章，引起美术界理论界的哗然大乱……
我说：“朱先生，只我一个人看，我不会拿出去的！”
吴先生找出一个别人寄信件来用过的大信口袋，在上面写了“黄粱梦”题目，还签了名，把那一大摞稿纸全部装了进去，我就带走了。
这篇散文震撼了我。
此前，我读过很多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散文，知道先生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精彩，可谓落笔生花。但是尚未读过这么长的篇幅的。文章里饱藏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充满着激昂的为国家、为民族的奋斗精神。它已经完全超越了绘画领域的内容，是一幅社会、历史、人生的全景图卷。而且，文章结构严谨，文笔洒脱，意态独奇，那意识流的表达手法所营造出的时空之宏大，深刻而充满智慧的含蓄与幽默……这长篇幅的散文具备更高的文学价值。
那时，先生还没有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撰著，也没有出版过成册的文学专集。我想这篇散文必须在权威性的文学作品出版刊物上发表，使它的真正的价值得到体现。
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主编是李清泉先生。我私下把这篇散文的情况介绍给他，李清泉先生拿去读后竟拍案叫绝！李清泉先生说：“真没想到一个大画家的文章写得这么好……他有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真是一篇难得的特殊性的好散文。马上在下期《人民文学》上刊载。找一个谙熟此路的编辑负责……”
既然得到主编的认可，要在杂志上出版了，我必须征求吴冠中先生的同意。我向吴先生和朱先生解释了我的想法和这样做的原因……吴先生没有批评我，先生说那年董希文先生就是说要拿走先生的画作回去细看，结果他是给徐悲鸿先生看了，然后才把先生调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我知道这是先生在抬举我，鼓励我！先生说：“这篇散文就由你来处置吧！”
1996年5月，吴冠中与李政道参加“科学与艺术学术研讨会”
后来确定是王南宁女士做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王南宁女士非常赞赏《黄粱梦》写作的时空、气势，认为其感情真挚、文思敏捷、语言独特，只是感觉“黄粱梦”之题与文章内容不符。可是，一位大画家的写作，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吗？她要我去找吴先生商量一下，是否能换一个标题。
我以为王南宁女士的意见非常正确。我也曾有过同样的感觉，只是没有再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转告给吴先生，因为我从十六岁跟随先生养成了习惯的做法是对先生的画作感受要直言不讳地讲。斗胆与先生分析：一篇思想深邃，脚踏实地的文章，不应以唐代传奇中虚幻无实的故事做题目。先生欣然同意更换题目，随即起了几个题目。我两天后又收到先生一封信：
焙戈：
关于题目，我这几天想了二个，以供参考：①根 ②路。如编辑部有更适合的就更好。
握手
吴冠中 十七日晚
我把这些情况都转给了王南宁女士，并转告她吴先生同意编辑部给起个题目，态度衷恳。王南宁女士经过思考，以吴先生信中“根”与“路”的倾向，以宋词里晏殊的《 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句的“望尽天涯路”为题。她说这与吴先生的人格、文思是完全吻合的，要我去请问吴先生可否同意。
当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给吴先生的时候，先生高兴地赞扬了这一修改，先生说：“起得非常恰当，又提高了文学档次！真不愧是文学编辑！”
吴先生一贯地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肯于善于学习、吸收。对待学问的平等本质是先生为人治学的原则。在知识世界的诚实、求是精神，先生永远是我学仿的榜样。
我记起一位心理学家说过：“不善于听取意见的人，往往与机遇失之交臂；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是成功者的特征。”
是人的品质造就了人的成功。
《望尽天涯路》在1982年10月号《人民文学》杂志上刊载。引起文学界的巨大反响……手稿现今收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1997年5月，吴冠中在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厅
1983年夏，由于出版工作的需要，我到吴冠中先生家中去选画。先生经过慎重挑选，借给我八幅画作，并用一个画夹子装好，让我带走拿去制版印刷。
先生的八幅画制版后，我正拟定找时间把画作送还先生。有一天，作家吴可雨先生来单位找我，谈有关文学作品出版的问题。吴可雨是吴冠中先生的长子，所以，我事先准备好画夹子，夹好八幅画作。我想，请吴可雨把画作给先生带回家里去，这是很放心的事。我是个最不适合做编务工作的人，编务工作繁杂、辛劳、琐碎、消磨又责任重大……经常搅得我头昏脑胀、颠三倒四、天晕地暗、一筹莫展。我这一生竟在半昏迷的状态下干了几十年的编务，直至患了心脏早搏，心力衰竭……我与吴可雨先生谈完工作后，竟把交画夹子的事给忘了！原来我只是动念，实际并没有给他，在印象里，我一直以为先生的画作已经交还回去了。
不久之后，我用电话报告吴冠中先生：“我要调动工作了。”
先生嘱咐我：“离开单位前不要忘记把那八幅画带回来。”
我汇报先生：“那画夹子里夹着的八幅画我已经交给吴可雨带回您家里去了。”
此后，先生就再没问起此事。
年底，我为工作调动做准备，清理办公室。陡然发现一个画夹子，打开一看，竟是我那次从吴先生家里借来出版的八幅画作！
我猛然惊醒了，意识到那天我并没有把画作交给吴可雨先生。我内心极度地羞愧！内疚！自责！无地自容！于是，我马上骑车带着画夹子向吴先生家里飞奔……
当我把画作呈给吴冠中先生时，先生全家人都哈哈大笑，我“摸不着头脑”。
先生还在笑，说道：“我问过吴可雨了，他说你没有给他画夹子。我们大家分析了几种情况……很可能是你把画给丢了！我想你的心脏不好，不能让你着急，这样会有危险，反正，那也不是十分重要的作品……于是当时就和朱先生、吴可雨规定了统一的口径 ‘如果李焙戈来问八幅画的事，大家就都说收到啦！’我们都已经统一口径啦！”
后来，媒体经常有报道：“吴冠中先生的画作创美术作品天价……”每每听闻，我都十分木然，我知道先生的画作是无价的。
2000年4月，吴冠中在太湖湖畔写生
1984年夏，不记得是为什么事，吴冠中先生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看你下午提前些下班，来家吃饭，便饭，绝对不麻烦。哪天来都可以，反正我们老两口天天在家晚饭。你来定碰得见，也省你时间。如果星期日，我们上午都在家，但你们应在家安排些家务，星期六中午来也好，我们两口吃饭，你来了一点不费事，毋须客气……”
吴先生不厌其烦详尽地分析了一周、周六、周日都如何安排做法……从这字里行间透露着先生的为人品质：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一切为别人着想，尽可能给他人提供方便。
这样深情地邀请学生，哪一个做学生的看了老师这封信，都会铭感五内，即便心里想要礼貌谦让一下，都不能说出一个“不”字来。
我这是第二次到先生家里吃饭。
第一次是1982年秋后，先生从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小屋搬家到劲松小区，也算是庆祝乔迁之喜吧！
那次，先生请了1955级几个同学去他家里午餐，并提出几个问题，要同学们发表意见……当我们出门离开时，吴先生和朱先生在楼上打开窗户向我们呼唤，挥手送行。
而这次先生只请我一个人来谈工作。
菜肴很丰富，有香酥鸡、鱼、牛肉、蔬菜……我惊讶地说：“朱先生！做了这么多高级菜，也太辛苦了！”
吴先生说：“这都是从***饭店里叫来的！你放心吃吧。我们俩都不吃肉。这些都是你的！你要不吃，就都浪费了！”
朱先生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最出名的“事”是“能吃”，外号“大胖子”。由两位老人伺候着吃饭，我必须开怀大嚼，只有这样接受，才不辜负二老要厚待我的心情，才能给二老带来喜悦。我认真地吃着……
饭后，先生翻阅了我带去的1982年秋在大、小“三峡”写生的速写本，其中有我在巫峡神女峰对面画的巫山十二峰，以及从巫峡进入大宁河到大昌古镇画的速写。并告诉先生巫山神女峰对岸的荒山上有一家专门接待画家的“谭大姐旅店”，长江、神女峰成了她家院里的摆设……她要求画家给留下一张画。
这里插上一句后话，1984年秋，吴先生去巫峡写生后，回北京时告诉我，是我那年去的同一个向导给带的路，就住在“谭大姐旅店”里，还看到我留给旅店的画。
有一件不能为别人理解的事，我有必要把它记录下来。从我进了吴先生家门，先生就提示我：“家里有厕所！可以用。”我不奇怪先生这个提示，只是更加体会到先生几十年的居住环境的艰难……这是在怕我为难。然而，先生不知道我有不在人家家里入厕的习惯。
在我出门的时候，先生提了一个袋子送给我，说：“这是一个外国朋友送给我的衣服，太大了！谁都穿不了。我和朱先生分析了一下，只有你能穿！”
我为了纪念先生的赠予，在1991年5月17日“吴冠中师生作品展”之后，十三位参展学生与先生在龙潭湖摄像合影的活动中，我穿的就是这件上衣。
2007年，吴冠中参加百雅轩主办的“吴冠中——走进798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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