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一年那个多雨的夏季，我们得到苏联卫生部门的邀请后，先是持了中国一个最强力部门的介绍信“混”上了国际列车，又凭借一箱红星牌二锅头得到了苏联车长的照顾，列车先穿越了洪水肆虐中的东北大地，接着进入了西伯利亚茫茫林海中。
我们包厢里除了我和同行的老Z外还有一个年轻的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教授和一个估计是特务的美国年轻人。为什么估计人家是特务呢？此人年纪不到40，会讲不错的俄文和中文，名片上写的是美国国务院共产主义对策研究室研究人员，两年前中国那个动荡之春曾呆在北京，这个苏联的多事之秋又来到了这里，尽管他亲切的话语和儒雅的外表与我们国产电影中的特务形象大相径庭，可是我们当时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车过清澈湛蓝的贝加尔湖后，一路上吃着年轻教授在湖畔小站为我们专门买来品尝的一种湖里的深水无鳞鱼，这鱼专供生吃，闻之极腥，食之奇香。吃着美味，翻看着那美国人写的大部头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充满血腥的中国卷，同时言不及义地与他们半天一句地练着我那支离破碎，凌乱不堪的英语，在包厢里苏联各个民族的欢快的背景音乐中，打发着愉快而漫长的旅程。
大概是8月19号上午时分，在上铺看着书睡去的我被包厢内的喇叭里发出的严肃的声音所惊醒，我一句俄语也听不懂，但是，与一路上以娱乐为主的节目的声音迥然不同的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那种政治性节目的语调，爬起来一看，我对面下铺上的两位都在严肃地认真倾听呢。
下了铺位去卫生间的路上，看到每一个开着门的包厢里的人们都在停止做别的，在倾听广播，表情严肃还似略带沉重。出了卫生间回来的路上，广播里已经不是了那个严肃的声音而变成了与一路上的轻快音乐不一样的严肃的经典音乐。
到了我们包厢我就打断了那一美一苏俩人的交谈，急切地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数学教授向我解释了他刚刚得知的8.19事件——莫斯科发生了军事政变，已经在军事管理下，总统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黑海之滨的索契，事情正在进展中，结局怎么样，他们都在拭目以待呢。我和老Z首先关心的我们的人身安全问题，知道莫斯科一切还平静如常，估计我们的旅行也不会耽搁，我们也就放心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与同车厢的人们一起关心着事件的进展，直到两天以后，数学教授眉开眼笑地地告诉我：事件已经圆满解决，总统已经回首都视事了，政变领导人反被软禁，他一向坚决支持的公开化和改革的进程将会继续。
随着列车开近莫斯科，铁轨变成了四道乃至五道并行，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显示了超级大国的运输实力。从雅罗斯拉夫到莫斯科的路上，一直有一军列与我们同行，车上是身披爆破装甲的墨绿色T-72坦克，坦克旁或坐或立似去郊游般神情轻松但身着作训服的军人们不时冲我们列车招手飞吻致意。
下午五时许，在高纬度地区明丽阳光下，列车开进了莫斯科，在通往城外的宽阔马路上，巨大的坦克旁边，流水般开向郊区的达恰（别墅）渡周末的小汽车上的人们与坦克上的士兵互相招呼着，形成一种怪异的节日般气氛。
车到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迎接我们的人带着我们小心地绕过停在站口的巨大坦克，边向我们抱歉着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待遇，让我们别担心这坦克。我们告诉他们，类似这样的情景我们两年前就在北京见识过了，只是你们的坦克比我们的大一号而已。这次复见，着实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呢！在说笑声中，我们的汽车穿过熙熙攘攘、而且不时可以看到有小孩子在爬上爬下的坦克的周末街市，把我们送到了住处。
到了住处，主人先向我们颁发了上头印着巨大的苏联国徽的聘书。苏联国徽以书写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名字的丝带缠绕的麦穗围绕在周圈，中间是比我们中国的党徽锐利的多的镰刀和锤头覆盖下的地球，足以显示苏联以强硬手段解放天下为己任的国际主义精神。日后这个聘书上的国徽多次救我于水火，至今我还对它充满了感激之情。给了聘书后，主人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国内的情况尚不最后明了，先让我们在莫斯科游览，直到讲学的事情可以安排为止。我们听后暗自高兴，这样的游览机会也属难得啊。
次日一早，火车上认识的美国“特务”迈克尔就打扰了我们的一帘幽梦。他早早地来到我们住出，进门就问我们几个中国人中有没有不怕死的。我回答他，那单看是为什么而冒这样的险了，因为人总有一死，但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呢。他卖弄地指出我是引用的毛主席教导后，话音一转说是今天将要有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发生，不怕危险的可以跟他去看。看我们几个中国人中无人吱声，也是怕他看低了我们，说我们中国人都怕死，我就站出来告诉他，我喜欢历史，要是您可以保证事件是历史性的，我就可以随您去。
简单早餐后，我就随他打的来到了莫斯科市中心。刚刚到那里的我莫辩西东，但总是大约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地方，我们在一个邻街不起眼的大门对面的路边开始了坐等。在北国凉爽的夏季阳光下等到大约中午，开来了两辆吉尔卡车改装的带鼻子的老式客车，上面下来几个穿工装的人，不声不响地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博士牌工具，利索地把那个大门一侧悬挂的同样不起眼的暗铜色的牌子摘了下来，然后抬到车上走人了。
一切在几分钟内结束，迈克尔也利索地收起了刚才紧张使用过一阵儿的三脚架支起的一架照相机和一架摄象机，喊着我就要去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去看下一场。我不满意了，问他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您就说是历史性事件？我还要看看是不是够得上呢。
刚才看见摘掉的牌子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会吧？为什么摘牌子啊？他告诉我，就在一小时前，统治这个国家七十余年的苏共已经宣布解散了。在我听闻后的震惊中，他做了两个预言——苏联的路还长，以后的路上还会麻烦多多，但是最大的一个麻烦——苏联共产党已经一劳永逸地没有了！
前一个预言肯定是错了，从说话时候起不到半年，苏联就没有了，半年的路对于一个国家、一段历史说来远远算不得长。而后一句话，居然与叶利钦一年后在美国国会演讲时用的句子一模一样，当然，这样的讲话肯定是博得热烈的掌声的了。
后来在卢比扬卡广场看到的激动的人群，和在他们包围中高高站在装甲车上手持扩音器、满头白发随手势而剧烈飘动的叶利钦倒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比起那个不宽的街道上发生的事情，尽管这里是群情激昂，但已经远算不上是历史性的一刻了。
再后来，在阿塞拜疆无雪的冬日里，我在翻译尤丽雅家与她们母女一起在电视上看到了克里姆林宫上飘扬了七十几年的镰刀斧头旗融化在了无边的夜色中，代之升起的是陌生的三色旗。看着这场景，她们母女与站在寒冷的红场上的人们看上去一样的激动，尤丽雅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妈妈激动地带着颤音对我说：资本主义正在向我们走来！我在内心祝愿他们所期盼的资本主义最好走的不要像我针灸治疗的中风病患者一样步履蹒跚。
次日，我要去警察局办理一个登记手续，两个翻译，尤丽雅和拉乌夫，一男一女，一左一右地挽着我的胳膊，伴陪着我。走在那条有着浓郁中亚建筑风格的小街上，一个黄发碧眼，一个黑发深目，都矮矮的瘦瘦的两个小人儿，与中间高大的异国面孔的我成为鲜明对比。
低头行进间，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就用英语问他们，最近电视中老是出现的一个单词：苏维埃斯基乞拉维柯（苏联人），是什么意思呢？
谁想到我的话音未落，前面一堵墙般高大的两个中年警官就突然回身站住，其中一个中校警衔的大胖子用胡萝卜一样粗大的手指险些指到了我的鼻子上，近乎咆哮、粗声大气地对我说：苏维埃斯基乞拉维柯？！哼哼！恰斯涅都（现在没有了）！恰斯涅都！恰斯露斯基乞拉维柯耶斯切（现在只有俄罗斯人）、阿塞拜斯基乞拉维柯耶斯切（有阿塞拜疆人）、别拉露斯基乞拉维柯耶斯切（有白俄罗斯人）！最后又吐沫飞溅地重复强调了一句:苏维埃斯基乞拉维柯？！恰斯涅都！
在体型巨大的警察反衬下显得是俩小鸭般的小翻译连忙向警官解释我是外国人，不懂得俄语，是在问一个单词呢，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思。解释了一气儿，最后他们才友好地带我们奔警察局而去。
一晃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当时那两个胖警官听闻苏联人这个他们使用了前半生的名词时候显现的复杂表情和爆发的发泄似的声音还似乎历历可见可闻。
而所有的一切，确实已经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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