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3年的初秋，我刚刚换了一间新办公室，还没有几个朋友知道地址和电话呢，一个下午，接一指名找的我电话，我一听电话里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就以为是一个我的老病人，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日本老人，于是我就直接称呼他I先生了。没有想到的是电话里的声音却说他不是I先生而是I先生从前的学生，现在一海滨城市私人造船企业的厂长，姓C，我忙问他找我何事？他说有一个他们企业双职工13岁的女儿忽得恶性脑瘤，在当地肿瘤医院看了，说是已经不能做手术，于是今天他陪他们一家去了北京，肿瘤医院专家也说不能做手术了，而且预计病人只能生存两三个月了。经人介绍他们接着去了西郊一家中医诊所，那里的医生说吃他们的中药，可望活半年以上，但是每月的药费要八千元左右。他们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觉得这样贵的治疗没有能力承受。就抱着吃吃试试看的念头只取了十天的药。中午，病人一家随厂长去看望老师I先生，I先生听说了此事后，劝他们来我这里请我看看，还实话告诉人家说，我看得了看不了这个病他并不知道，但是觉得我会如实相告病情，而且不会乱宰几刀的，因此找我看看实际情况怎么样，比较放心。
拿到I先生给他们的电话后，他们一出门就接着给我打了，向我讲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问了他医院的诊断和病人的现状后，觉得情况还远不绝望，就告诉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带病人、也可以不带病人，只拿了检查结果和病历过来我看看。C厂长马上就与我相约，说要隔日后亲自开车带他们来，因为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他很好的职工，他也极喜欢这个小姑娘，说是这样他才比较放心。
隔一天后他们果然如约而至，到了街口他们找不到我办公室，就电话问我，我下楼出了院子接他们。出门就看到挂了他们城市车牌的风尘仆仆的小汽车，我招手示意，开门后从驾驶室出来一个高大壮硕的约六十岁的男人，我想就是C厂长了，忙招呼一声，见他快步向我过来握手，步子似乎一瘸。寒暄后他为我介绍了接着从车上下来的体壮朴实的孩子爸爸，和他身后让妈妈搀扶着的孩子。
看着他们停好车，我就带他们向我办公室走，路上我看到C厂长步子还是呈现一步高一步低状，忙问他是不是股骨头有问题，他很奇怪说您不是内科医生吗，怎么股骨头坏死一走路就会看出来呢？我告诉他这个病有特殊的步态，看出来这个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能力。但是知道这样的病开长途的汽车还是很累的，不由得对这个关心下属的厂长有了不少好感。
进了我办公室落座后，孩子的爸爸妈妈就急不可耐地开始讲起了病情。孩子是初中学生，一周前的一个下午放学骑车途中忽然失明，从车子上摔了下来，回家后又出现了癫痫发作。急送附近医院，初诊为脑瘤，立即转往他们城市的肿瘤医院，很快就被诊断为脑干胶质母细胞瘤，因为一是体积已经较大，二是生长贴近生命中枢，因此不仅仅不能行手术切除，而且也不是放射治疗的适应症了。听说孩子的病等于被宣布没有办法治疗了，其父母如遭晴空霹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于是立即出院去了北京，拿着原来的检查结果，没有再作检查，北京的医生就进行了同样的宣布，而且说得更加冷静和残酷——孩子只有两、三个月的生命了，医生劝他们回家，孩子想吃点儿什么就吃，想怎么玩玩就玩，说是不定哪天就......
I先生的话又燃起了他们心里的一线希望，特别是他们厂长，非常相信老师的介绍，他们一商量，就立刻来了。孩子胖胖的，外表看不出什么，看来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焦虑，极力在表现得轻松和没有什么事儿的样子，越是这样，看了越是让人心痛。我简单地询问了孩子的感觉，孩子在摔下车来前几天就曾经出现一过性的眼前雪花，只是当时觉得是学习忙累的，就没有在意。发病一周多了，其间每天都出现癫痫发作一到三次，持续时间长短不等。
然后我就看片子，看病历，这时候与我同一间办公室的我们同事、快到六十岁的热情的林老师就给他们倒水让茶，还叫着我的职务名称，说是我看好了多少多少这样一类的病，我也没有制止她的浮夸，对孩子也好，家长也好，也算是个宽慰吧。
无巧不成书，就在此时，我们办公室进来一个小伙子，是我一个开服装店的小学同学的外甥，现在为其舅舅打工。我太太几天前在他店里买了件衣服，尺码不合适，我在电话中进行了抱怨，老同学就打发他外甥拿了小一码的来调换。看到他来了，我就从背后的橱子里拿出来原来那件，将新的放了进去，也没有客气几句，就让他走了。
没有想到的是，我们L老师是有心人，她喊住了那小伙子，对病人及家属一行人等介绍到，这个小伙子是我的老同学的外甥，也曾经是我的病人，而且得的也是脑瘤，7岁得，到了10岁治好的，现在已经又过去11年了，孩子为他舅舅开车，身体没再有什么问题。她一说，我才想到，可不，这个小伙子当年得的就是这个小姑娘类似的病，也是生在不能手术的部位。那时他像一个调皮的小猴子一样，天天三次灌药可成了他舅舅舅妈的艰苦工作，如此三年多如一日，也是很难很难的。
有了这样一个现成的模特儿，病人一行情绪立刻高涨起来了。那个小伙子本来就念我当年的救命之恩，常常帮我跑腿办事的，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不善言谈的他就操着胶东话与人家聊起来了。孩子其实忘记了他当年的症状，只是从他舅舅舅妈的回忆中知道一点儿，但是就是这一点儿，居然与这个小姑娘的基本一样，看着这个活生生的壮小伙子。孩子的妈妈爸爸立即与他们的领导商定，就在这里看病吧，哪里也不跑了。
这样的决心其实不是很好下的，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其实是很难控制一种做法，也是风险很大的，特别是对于肿瘤病人。其实自然病死的，应当说不及药死及吓死的为多，但是社会就是如此，谁又有办法抗御呢？
我告诉他们，其实，治好一个癌症病人并不是多难，但是难的是治一个好一个。因为病情千差万别、体质各个不同、治疗差异巨大，因而，我只能说是尽力，不敢保证效果。不当着孩子的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的爸爸妈妈，刚才L老师说的话虽稍有夸张，但是还是有事实基础的，刚才的小伙子也不是我叫来的托儿。他们忙说知道的，这个他们能看出来呢。他们最关心的是孩子能活多久，我说这样的预测我不敢做，但是，依我的经验，孩子的病即便是不治疗，也不应当像北京那个医生说得一样，只有两、三个月的生命。我也觉得会比那个每月8千药费的医生预计的长，我认为不治疗可能活一年左右，治疗的话，得看看第一步的反应再说，至少不会缩短生存期吧。
听了我的话，他们似乎又宽慰了一些，最后才问我药费几何？我说这个我可不掌握了，中药也在不停地涨价呢，我开了处方，您们回当地药店取药就可以了，我预计每月药费不会超过一千元的。
在他们觉得难以置信的神情的注视下，我开了药方，又详细地告诉他们制备药剂的方式，时间就快中午了。他们邀请我一起午饭，我说算了吧，您们还要赶路，简单吃点儿就走吧，这样回去还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看我说的实在，他们也就从命了。
以后，C厂长的电话成了孩子的治疗热线。因为一是他很爱那个孩子，二是他毕竟了解病情，三是孩子父母都觉得厂长表达能力比自己强，可以抓住要点地讲，于是隔几天他就电话汇报一次病情。
孩子的情况很不错，吃药十几天后眼睛就开始慢慢通路了，一个月后，癫痫发作间隔越来越长，每次持续时间越来越短，渐至完全不发作了。
在上述巨大进展的鼓舞下，小姑娘吃药的积极性倍增，可比当年那个小猴子吃药容易得多了。药粉、药丸和汤药她自己间隔开来，记得及时服用，从未忘记漏服。估计当时那个小伙子的病史对她是个强烈的暗示，其有效程度也是很高的。
及到次年的五一，他们全家及厂长一家诚邀我们全家去他们城市旅游，顺便也可以看看孩子的情况，修改处方。我们全家应邀而往。看到孩子眼睛已经可以看报纸及电视，各种症状全部消失，饮食及睡眠正常，我们真的高兴极了。其间孩子还与家长一起陪我们逛了公园，照了不少像留念。
病人一家及厂长一家热情接待，那个城市的美食又好又便宜，顿顿把我们撑得不得了，连我们家最有战斗力的儿子都告了饶，商量下一顿是不是简单吃点儿面条算了。当然这样的建议总是不被热情的主人采纳的，以至于回来好几天，我儿子的食欲还一直萎靡不振。
一年后在当地肿瘤医院复查，瘤体已经有明显缩小。他们全家士气大振，立即从医院打回电话报喜。
两年后同一医院再复查，瘤体只有初查时候的五分之二大了，又报喜。不仅报喜，而且厂长代表他们家向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不是加大药量，把肿瘤彻底消掉？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肿瘤确实很大，要慢慢来，告诉他们要树立持久战的思想。
现在孩子一切生活已经基本正常，只是脑子里那个重要部位的近前还有不足当时肿瘤的五分之一那样大的瘤体还在顽固存在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全部被拔除。战斗正未有穷期，当年的女孩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还在顽强服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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