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会议期间发表了题为“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和与西方医学的互补”的讲话,许嘉璐的讲话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赞誉。
摘编如下：
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提出到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以来，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中国可能是最为积极，并且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这不但是中国自己走向繁荣富强的需要，也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自然延伸的结果。这一文化传统，既体现在孔子以人为本、珍惜生命的思想在建立全民医保体系的政策之中——这一政策已使得95%以上的人们受益——也渗透在从政府到人民重视中国医学的实践之中。
在我看来，中国医学——包括藏医、蒙医、苗医等少数民族医学——在中国所有形态文化中最全面、最系统、最直接、最实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精髓。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精神中。千百年来人们对中国医学的珍惜与呵护，并不是由于从儒家经典中获得教益而形成的，而是在生活实践中，特别是在传染病、流行病频发、死亡时刻威胁着人的生命的农耕时代，中国医学一次次显示出神奇效力的过程中体验到的。
可以说，中医是中华文化活生生的完整的样板。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医学对人生、人体的认识，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对治疗方法和药剂搭配以及病后疗养的斟酌中，都浸透着、显现着中国的哲学。
构成中华五千年文化洪流的，有三大支柱：儒家、佛教和道教。形成或建构中国哲学体系的，主要是儒家和道家，在公元前5到8世纪时已经基本定型；佛教于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经历了六七百年基本完成了“中国化”过程，到11世纪，中国哲学吸收佛教哲学的过程基本走完。
中国经历了万年以上的农耕时代。人们在原始耕作的艰难环境中，和大自然交往、协调族群合作、观察万物生长、处理家庭事务时，体验到人类只有和自然和谐相处、族群与家庭和睦生活、对饲养的动物与种植的植物要顺其本性，才能生存繁衍并获得幸福。进入文明时代，经过一代代积累和智者的思考、总结，逐步形成了以下一些观念。
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无始无终，认为“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自然”)；人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宇宙之子，因此应该敬畏自然，珍惜慎用自然；做事不能违背大自然的规律。中国人对追问宇宙“本体”和“第一因”缺乏兴趣，认为事物的推动力就在事物和自然本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至今还是妇孺皆知的俗语。由这样的宇宙观所派生的思维方式自然就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西方学者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提出，中国人思维的特点是“关联性”；这一论断至今为许多西方学者所赞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看法，从经典文献和世俗事例中随处都可以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是，单是一个“关联性”似乎并不全面，也还没有探究出更为深层的特点。在我看来，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可以概括为：1，整体性；2，连续性；3，灵活性；4，模糊性；5，形象性。在这里，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这5个特点一一描述，但是应该说明的是，所谓“关联性”即在其中。这五个特点是在中国人的宇宙观里体现的，而且从中国人的伦理观、价值观，乃至审美观中都显现着，当然，在中医学里也始终贯彻着。
说到中国人的伦理观，“反求诸己”、“推己及人”(实际是以自身为伦理的出发点)，以及关怀“人”和世界，是其两大原则。对父母和长辈亲属的“孝”是对所有人关怀的起点和基础。《论语》上说：“孝弟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本”是树根，树的枝叶、果实都是由树根萌发、生长的，“孝”既然是“根”，“道”即由此而生成；“道”指人生、社会、国家、天下所遵循的必由之路，是由“孝”衍生的结果。“孝”的实质是爱、敬和顺从。“孝”并不是遏制主见和个性，盲目地、无条件地赞同和服从长辈的意志，而是尊重、听取，不公开对立、争辩、冲突，因为孔子预设了“孝”的前提，即一代代本着“孝”去做，那么长辈就是身体力行、严格遵循伦理的模范，他们对后辈的爱是无私的，完全是为了后辈好。由“孝”延展开去，是对同辈兄弟姐妹的爱、对朋友的关心、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中国人的爱(儒家用“仁”来表达)是有远近差别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生我育我，从我未出生直到长大一直无微不至关怀我的人自然而然地和我之间的感情最深。但是不能停留在只对自己长辈的爱，还要推己及人，对他人也应该爱。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也曾出现过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提出的“博爱”相近的思潮，这就是许多西方朋友也知道的墨子(他用的是“兼爱”一词)，但是由于不符合中国人的实际感受和思维特点很快就消沉下去了。为了区别远近不同的爱，孔子分别命名为弟、友、义、忠等。中国人认为，只有这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能和谐，天下才能太平。孔子认为，为了达到把爱(“仁”)无限地推广开去这一目标，就必须不断修养自己的德行(“修身”)，于是逐渐形成了儒家把个人修养与天下和谐联系在一起的路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受到过孔子思想熏陶的人，都是按照这一路径生活、成长的，其中也包括了古今无数治病救人的医生。
中国医学本着中国伦理，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苍生为念”，把医治人的病痛视为“济世”的手段和途径。因此“医乃仁术”、“养德为先”，一直是古今中国医生的座右铭。六世纪名医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起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的至理名言一直被后代医生们所遵循。
中国医学对人体的认识也是与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一致的，认为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四肢和脏腑密切相连，而且和所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西方朋友比较熟悉的针灸、按摩，可能是显示天人合一理念最直接最生动的。针灸和按摩依据的是与大自然紧相呼应的人体经络学说。经络，虽然近年来许多学者运用多种方法进行了论证，但是始终无法用现代仪器设备在实验室里进行验证；但是从接受治疗者的感觉和医治情况看，经络不但存在，而且确实有着明显的疗效。针灸不但常常“远端取穴”，而且有耳针，因为在小小的耳朵上布满了与脏器和肢体相应的穴位；按摩不止用于肢体主干，还可以只按摩足底部的穴位，同样可以达到治疗某些疾病的目的。中国俗语所说“牵一发动全身”，用以说明这个医学的这种现象，“一穴”犹如“一发”，刺激此一点，足可治疗他处之病。这里面还含有中国人对“一”和“多”的关系这一哲学上老问题的看法，这里不再详述。这些现象让我想到，对于“什么是科学”，似乎我们应该创新思考：是不是只有经过理性思维、经过实验室验证、可以重复实现的结论才是科学的？人体和宇宙一样，极其复杂；人类进步到现在，对人体和宇宙所知仍然甚少，仅凭人类的理性是不能做出全面解释的，恐怕还是需要尊重、领会并研究先民在无数岁月里亲身体验和观察的成果，尽管这成果还带有朴素、朦胧的特征，有时甚至是和现在人们的观念冲突的。
中国医学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同样处处贯穿着中国哲学。例如诊断时常用的望、闻、问、切四法，就是出于对人整体性的认识，其中包括了病人体内和表征、病人之“我”和医者之“他”：望，即观察病人的外形，行、住、坐、卧的姿势和神态；闻，即病人说话时的声音、语调和表情；问，即了解病人发病时内外部情况，包括时间、地点、气候、饮食、情绪、病史、自我感觉等等；切，即医生手按病人手腕内侧所察觉的脉搏搏动状况。通过这“四法”，就可以把握疾病的情况。特别是“切”脉，往往令西方朋友惊奇。其实，在中国医学看来，西方医学检查血相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全身血液流动的状况；而局部是可以显现全部的。其实人体许多外露部位都可以触到脉动，但手腕最方便、敏感。这种方法对于诊断心血管、肝脾等脏器以及妇科等病症的准确性最为显著。中国治疗的方法种类很多，这里只就“方剂”一项说明中国医学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和辩证的方法论。中药讲究产地、采摘时间、炮制方法，根据不同病人的诸种因素，开出不同的处方，同样的病，不同的人、季节和地点，药剂的搭配是不一样的；初次治疗和后续治疗是不一样的。处方中，各种药材相互搭配，使它们相生相克，以达到平衡。多种药材要一起煮，即各种药材混合为一，共同起到治疗的作用，而每种药又保持着自己的特性，这也是一种形象的“和而不同”。
在儒、释、道相互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和哲学、伦理一样，从西域传来的异域医术、道家的医学成就，也逐步融进原有的医学传统之中。历代许多名医就是高僧高道。
中国医学的有些话语也透露了隐藏医学理论和临床施治中的理念。例如说打通经脉、扶正祛邪、血脉不周、应时顺气等等，深究语义，中国哲学整体性、连续性、灵活性、模糊性、形象性的特点尽在其中。中国医学从一开始就是重视疾病预防的。俗话说：“上医医未病，中医医欲病，下医医已病。”“医未病”即兼有预防和养生。养生是中国医学的独特之处，因为“益寿延年”是人类的期望，也是中国医学的目标。和医病一样，中国医学的养生术同样着眼于人和环境的关系、身和心的关系，注意经络血脉、精神情绪、活动饮食等等。养生的方法多样，服药、运动(例如练太极拳)、静坐调息、按摩等等。中国医学在交通不发达的农耕时代就已经为世界做出了贡献。例如预防曾经是人类巨大灾星的天花，中国11世纪已经开始用移种人痘的办法，至迟到16世纪已经普行于全国；17世纪欧洲流行，死亡数千万人，1700年英国人获得信息，开始引进，挽救了无数生命；稍后，由中国传到日本、朝鲜半岛，传到俄罗斯，由俄罗斯又传到非洲。这恐怕是人类用疫苗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开始吧。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积淀丰厚，是古代几大文明中唯一从没有中断过的。医学，只是这份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交通和信息空前发达的当今时代，中国医学应该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应该让中国医学也成为世界的医学。
但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妨碍了中国医学为世界服务的步伐。对于生疏的、和自己风俗习惯不吻合的文化要进入自己的生活产生自发的距离感，因而远离它，这是人之常情。例如，以下这些方面就会让许多人不敢接受中国医学的治疗：中国医学重功能，具有综合性，这和西方医学重结构，具有分析性，差别很大；就患者的感知而言，中国医学的模糊性和西方患者习惯了的精确性(例如化验数据、病灶详情)相比，似乎带有“神秘”色彩；习惯于西方医学无处不在的标准化的人，很难理解中国医学根据对病体局部诊察而得出的结论，以及因人、因时、因地而开出的“灵活”的药方；尤其不能接受的，是某些药材中含有一些重金属(矿物质本是中药的重要类别)，而在中国医学看来，某些病就需要这些成分治疗，何况药材之间的相辅相克已经安排了对重金属的制约。这里还涉及西方医学对化验“阴性”、“阳性”的依赖和中国医学更注重生命和生活质量的维系和“带病生活”观念的差异。
究其根本，西方医学的原则是和西方哲学理念一致的。西方哲学起源于希伯莱-希腊?罗马文化。其特点是注重本体论，而本体是绝对的、超越的、先验的，由此而形成了二元对立、线性发展、注重思辨的哲学传统；西方医学注重分析、还原、定量、介入，无不与这一传统有关。就像近三百年西方哲学至今仍带有宗教的影子一样，西方医学也没有脱离传统思维模式。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没有正-误、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时代和民族特色之别。但是，哲学体系和信仰紧紧相连，说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不为过。这就造成理解并接受另一种哲学观念的困难。中国医学要与西方医学交流，要为各国人民服务，就需要正视这一问题；就西方医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传统哲学，近三百年来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医学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任何医学，都建立于对生命和宇宙的认识基础之上，而生命和宇宙的复杂性和不断演变的动态性，决定了人类对它们的探索将是无止境的。在现代技术对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了解得越来越深入的今天，我们如果超越技术具体成果层面回顾人类对生命机理及其与宇宙的关系的认识，似乎并没有多少进步，或者说这一进步的幅度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求知欲和为了维护人类健康的需要。例如，SARS风波已经过去近十年了，至今对其发生、流行、遏制、消失的规律还没有给出现代医学的解释，即使是对症治疗，也并不理想。而中国医学家认为，SARS并没有超出传统“瘟病”理论的范围，并且据此研究了治疗方法，取得了死亡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结果(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世界平均死亡率为11%；而中国香港为17%，新加坡为27%，中国因为部分地区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死亡率只有7%，而且接受治疗者的预后也比较好)。这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应该并可以互相学习、互补？
按照事物的固有规律，整体性和分析性、灵活性和规范性、模糊性和精确性、形象性和理智性本来就是互补的，不应该是对立的、不相容的。中西医各有侧重和偏长，如果各自能够超越自身，那将是人类之福。
这种深度的结合是可行的。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实行着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已经取得了在我们自己看来值得自豪的进步。现在实施的全民基本医保计划，也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的全面展现。
当今，整个世界都在经受着环境的、社会的、经济的、身心的折磨；许多新兴国家的人民还没有享受到起码的医疗保障；而交通的便利已经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独善其身”而不受到万里之外某种疾病的影响。反过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医学研究和医疗事业的进步，也是对世界的贡献。按照中国哲学的理念，天下本是一家，全人类都是同父同母的兄弟，本应互相关心，互相学习，互相支持。构建和平幸福的地球，让我们从中西医携手并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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