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索菲亚东正教堂
1054年，基督教会分裂为东、西两大教会，西部教会自称“公教”，东部教会自称“正教” （Orthodoxia），以正宗自居。东正教的最高宗教领袖称“牧首”，其教义，礼仪与天主教都有所分歧。
10世纪，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被俄罗斯立为国教。
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东正教普世牧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君士坦丁堡也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1469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帕列奥罗格公主，继承了罗马的标志双头鹰。因而俄罗斯其实是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国祚，因而俄国君主不再称大公，而开始称“凯撒”，音译即为“沙皇”。
16世纪以后，东正教不再有统一的教会组织，而是分散为各国自主教会，不过俄罗斯的正教会是其中影响最大的。
东正教原本就非常强调各国、各民族的独立性，强调保有各民族自己的习俗，与天主教廷的集权模式有别。
然而，在俄国，1721年沙皇彼得一世对俄罗斯正教进行了改革，废除俄罗斯正教的牧首制，由政府的“正教院”统一管辖，其首脑为沙皇任命的世俗官员，自此俄罗斯的教会实际上成为了国家的一个行政机构。
17世纪中叶，沙俄不断东进，攫取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1665年，俄国人入侵中国境内的雅克萨（阿尔巴津），1685年，康熙皇帝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攻击雅克萨的沙俄入侵者，收复雅克萨城，并将俄国战俘押送北京。
清朝皇帝对这些能征惯战的俄国战俘非常欣赏，将他们编入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成为卫戍京畿的上三旗兵，驻在北京城东直门附近的胡家圈胡同。对俘虏中的军官赐予官衔，最高为正四品，并赐予土地、房屋、津贴。
此外，对于这批有“宗教信仰”的俄国人，清廷还将胡家圈胡同中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在其原址基础上改建为东正教教堂，北京人俗称其为“罗刹庙”，即俄罗斯“北馆”，因其中有一帧“显圣者尼古拉”的圣象，故而该堂又成为“圣尼古拉”教堂。
1956年，在俄罗斯“北馆”原址的基础上，兴建了苏联驻华使馆，即如今的俄罗斯大使馆。
这批俄国俘虏中有一个东正教的修士，名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负责主持教堂与传教事务。这就是东正教进入中国的发端——随战争而来。
沙皇彼得一世听到这一情况之后，认为东正教传入中国将对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产生重要的作用，决定亲自来抓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1711年，沙俄派雅库茨克修士大司祭依腊离宛接替列昂节夫的工作。依腊离宛到北京后，受到清朝的礼遇，驻在圣尼古拉教堂，正式成立中国东正教会。1727年，清政府批准在东交民巷建立南馆，即奉献节教堂。
北京的东正教会，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宗教组织，实质上是沙俄政府派驻北京的一个代理机构，每年沙俄政府拨款16000卢布的活动经费，他们帮助沙俄政府搜集中国方面的情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报告，为沙俄的扩张服务。
也正因如此，东正教团体并不像天主教、新教团体那样热心于传教，中国人对他们的认同程度也很低，中国的东正教徒很少。直到1860年，北京的东正教徒总共只有200人左右。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势日趋衰落，沙俄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俄国东正教在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为沙俄政府提供情报，帮助沙俄政府提供系统的侵华方案。
到1892年，中国籍的东正教徒仅有459人，主要原因在于东正教会长期将重点放在协助沙俄政府的侵略，而无心传教，加之内部混乱，纪律松弛，给中国人的印象很坏。
俄国十月革命后，很多原沙俄贵族、富人流亡到中国东北，在当地建立了不少东正教堂。1922年，中国东正教会宣布与苏联俄罗斯正教断绝关系，而归属于流亡于塞尔维亚的临时主教公会议。
原沙俄派驻中国的第十八届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团长英诺肯提乙，用传道团的大笔经费购买了沙俄政府的战争公债，结果十月革命之后沙俄政府覆灭，战争公债成了废纸一堆，北京的正教会破产。
二战期间，北京总会的大司祭维克托尔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其东正教总会内常有日本特务往来。二战后，维克托尔立场有所改变，1946年与俄罗斯正教的临时主教公会议断绝关系，重归苏联的俄罗斯正教会管辖。
俄国东正教会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与俄国密切相关，好事不多，坏事不少，没什么好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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