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江户时代开始,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编撰日渐兴起,直至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的编撰趋于成熟且体系完备。以六角恒广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关于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性成果已经不少,并显现了独特的“国别”研究优势。但我们认为,目前挖掘日本汉语教育史第一手资料文献的工作更为重要和紧迫,因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原始文献的匮乏必然会制约着我们的研究水平,而这恰恰是理论性成果所不可替代的。只有充分挖掘出这些资料,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教科书所带来的学术价值。
比如,后藤朝太郎的研究是日本学者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语言学理论比较科学、系统地分析现代汉语,建立了一整套研究现代汉语的学术模式,并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从而开启了研究现代汉语的新时代。
比如,对日本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编撰者的语言意识,如语音意识、语法意识、词汇意识的阐发不够。日本学者编写的汉语教科书体现了其对当时汉语语音、语法、词汇以及语言教育的认识,已经形成了比较成型的语言观念。
比如,对日本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研究停留在表面上,仅以体例研究代替内在关系研究。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体例只能显露部分乃至很少一部分内在编撰理论关系特征,大量的内在编撰理论关系特征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获得。
比如,对部分日本学者编撰汉语教科书旨在进行文化侵略的目的性认识不足。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编撰汉语教科书旨在进行政治、军事、文化侵略,如《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联珠》(福岛安正编辑,英绍古校订)一书。显然该书传授汉语只是幌子,刺探中国各个方面的机密才是真正目的。可见,日本学者编撰汉语教科书的历史反面作用不能等闲视之。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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