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甫盖尼·奥涅金生长在一个俄国贵族家庭里。他过的是花花公子的浪荡生活，整天周旋于酒宴、舞会和剧场，追逐女性、逢场作戏构成了他生活的主题。然而,“他的性格和爱幻想的天性，与众不同的怪癖，辛辣而冷淡的才气”，又使他对上流社会的花花世界感到厌倦，终日郁郁寡欢，陷入“忧郁病”状态中。他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不满现实，怀疑一切，他也不满自己，想寻求一条出路。为此，他曾从事创作，又尝试农事改革，但由于他缺乏恒心和毅力，以及明确的生活目标，干什么都半途而废。
为了继承叔父的财产，奥涅金来到了乡下。在那里，他与连斯基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结识了女地主拉林娜一家。拉林娜的大女儿达吉亚娜是一个温柔敦厚、感情丰富而纯真的姑娘。她受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影响，热爱大自然，喜欢沉思冥想，爱读理查生和卢梭的小说，追求个性解放。这样一个可爱的姑娘爱上了奥涅金，并向他大胆地表露爱情，但早已对爱情厌倦和怀疑的奥涅金以不愿受家庭束缚为名拒绝了达吉亚娜的求爱。不久，奥涅金出于恶作剧，在舞会上向达吉亚娜的妹妹、连斯基的未婚妻奥尔加大献殷勤。连斯基一气之下要与奥涅金决斗，奥涅金竟然接受了战书，并在决斗中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发生了这样的惨剧之后，奥涅金只好离开地主庄园。在过了一段漂泊生活之后，他又回到了彼得堡。在一次舞会上，他与达吉亚娜重逢。此时的达吉亚娜已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成为上流社会里最受欢迎的女皇。奥涅金被达吉亚娜在社交界的地位和高雅的气质所倾倒，自以为深深爱上了她，并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但达吉亚娜却反应冷淡。最后，奥涅金不顾一切来到了公爵府，在那里，达吉亚娜回绝了奥涅金的求爱，并深刻地指出：奥涅金追求她只是为了满足可鄙的虚荣心，他从来没有认清爱情的位置，他追求的只是幻影式的虚荣。此外，她虽然爱她，但现在她已嫁了别人，便要一辈子对丈夫忠诚。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1937年，由孟十还等翻译的名为《欧根·奥涅庚》的这部名作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收入上海文化学会出版的《普式庚创作集》。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的中译本，如40年代出现了甦夫译本（《奥尼金》）、吕荧译本（《欧根·奥涅金》），50年代出现查良铮译本（《欧根·奥涅金》）、陈绵等译本（《叶甫盖尼·奥涅金》），80年代出现了王士燮译本（《叶夫根尼·奥涅金》）、冯春译本（《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智量译本（《叶甫盖尼·奥涅金》）。至今这部作品已有近10种中译本问世。
中国对这部作品的介绍和研究开始得更早。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它就有评价，说它“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文章还由此谈及了普希金与拜伦间的关系。20世纪20—70年代的评论看重作品的时代性、社会性和人道主义色彩。如瞿秋白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学》中认为，主人公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所谓的‘多余的人’的始祖”，他“是农奴制度崩败中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白木在《读欧根奥尼金走笔》中写道：“奥尼金是当时俄国社会崇拜与模仿西方文明的贵族青年代表，而泰契耶娜则反映了俄国旧有的民族性的一面。普系庚塑造了这两个形象就是为了说明西欧文明与古老俄罗斯文明的碰撞与关系。”冰菱（路翎）在《〈欧根·奥涅金〉与〈当代英雄〉》一文中，结合作家的生活背景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作品显示了普希金的矛盾，寄托了他的痛苦。80年代以来，普希金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空前活跃，对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研究与评论也呈现出了新的气象。下面对新时期以来的研究状况作概要介绍。
（一） 艺术特点研究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艺术特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1981年出版的《普希金创作评论集》中收入了多篇有关《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论文，其中《独创性的典范〈叶甫盖尼·奥涅金〉》一文对“奥涅金诗节”的特点和普希金那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语言形式进行了具体分析。王智量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艺术特点略谈》一文也从多个方面分析了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文章认为，作品中有一个鲜明生动的“我”，这个抒情主人公受到了拜伦长诗的影响，并且代表了诗人真实的自我，以典型的浪漫主义手法抒发了作者本人的深刻思考和复杂情感，因此，“我”的出现使作品具有了双重线索，增加了作品的内蕴。此外，作品中的“我”与叙事主人公又同时处在一个线索里，诗人把“我”描写成叙事主人公的朋友，使之加入故事的整体形象体系之中。抒情主人公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叙事主人公奥涅金更具时代感、更具复杂性。文章还就作品独特的篇章结构发表了看法，“作品的正文共八章，这八章诗各自相对完整，各有中心和主题，各自在整个作品中承担一部分构造情节和表达思想的任务，而又共同组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一时期，《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语言特色》、《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形象体系与创作方法》等论文也都从艺术特点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较深入的解读。
（二）主人公形象分析
新时期以来，围绕这部作品中的中心主人公奥涅金的形象，论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将奥涅金视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是一个夭折了的十二月党人的形象”；有的学者则认为，“奥涅金不是‘多余的人’，而是‘中间人物’”；但更多的观点坚持认为奥涅金是“多余人”形象的代表，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多余人”的含义进行阐释。除了对奥涅金形象的分析外，塔吉亚娜形象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论者一般都认为，塔吉亚娜是普希金理想的俄罗斯妇女形象，认为她“代表着‘道德’的象征，是诗人‘理想’的结晶,因而在精神上超过了奥涅金”。不过，《解读达吉亚娜的形象》一文认为：“在达吉亚娜这个男性心中的理想形象中，渗透着浓重的宗法制父权意识”。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对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连斯基的形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连斯基形象与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紧密相关，与普希金本人的浪漫主义创作息息相连，而且他还代表着二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张铁夫等著的《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一书中也辟出了专章：《〈叶甫盖尼·奥涅金〉——个性·自由·责任》对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了另一种层面的分析。著者认为，诗体小说展示了不满现实的三种独特个性，并以对比的方式，鲜明生动地突出了个性的悲剧。“三种个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奥涅金的个性。这种个性既立足于现实，又远离真正的生活——自然和人民；既想有所作为，又难以振作起来；既有为他、为社会的理想，又具颇为自私的个人主义特性”；“连斯基属于第二种个性。这种个性的特点是不满现实，但又沉溺于幻想或理想之中，对生活持热情的浪漫主义态度，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者”；“达吉亚娜则是深深植根于自然和人民的土壤之中的健全个性”。著者还指出，《叶甫盖尼·奥涅金》体现了普希金对个性与自由的反思，在充分肯定个性与自由对于个体、社会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指出，自由无非就是人的选择，而责任是使个人与社会和谐，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的妙方，是人的个性、自由有意义的保证，也是个体生存、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基础。
（三）关于这部作品的比较研究和译介学研究
随着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发展，许多学者开始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对《叶甫盖尼·奥涅金》进行研究。一些论文对《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作了认真的探讨，如文章《〈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和《华夏大地上的俄罗斯诗魂》，还有不少论文采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如《试比较侯方域和奥涅金的形象》、《夕阳晚霞 遥以心照——谈奥涅金、贾宝玉形象及其悲剧意义》等，通过比较加深对艺术形象的把握和探讨某些共同的艺术规律。也有一些论文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各种译本的优劣，如《谈〈奥涅金〉的几个译本》、《评查译〈欧根·奥尼金〉》等。
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叶甫盖尼·奥涅金》研究已成为中国普希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在新的世纪里，“奥涅金”依然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1、 白木：《读〈欧根·奥尼金〉走笔》，《苏俄评论》，11卷2期，1937年2月。
2、 王智量：《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出版。
3、 潘一禾：《读解奥涅金的被“拒绝”，兼论“多余人”形象的重新评价》，《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1月。
4、 杨怀玉：《〈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外国文学》，1998年第4期。
5、 张铁夫等著：《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版。
6、 彭甄：《〈叶甫盖尼·奥涅金〉叙事者形象分析》，《国外文学》，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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