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众多名人,在他们的生前或临终前,都喜欢留下一些有关修身和励志方面的文字,用以教育和训勉自己的儿孙,作为子孙后代终身的行为准则。
例如北宋爱国诗人陆游,不但要求子女好学上进,而且还要求子女身体力行。他在一首题为《冬夜读书示子聿》的诗中写道: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短短的二十八个字,陆游在这里揭示的是一篇有关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大道理。陆游还有一首在他临终前写的《示儿》诗。他没有要求儿女们如何为国尽忠,如何为家尽孝;或者如何继承父业。他只要求儿女们为他做一件事: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还是短短的二十八个字,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让人一览无余。对儿女的一声期盼,教人痛入肺腑。
清末爱国英雄林则徐的政治抱负与众不同,他的修身理财观念也非同一般。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幅对联:
上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下联: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
他还写了一幅《十无益》的格言,把人们通常看作有益并终身为之努力实施的十件事说成《十无益》,作为子孙后代的行为规范: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作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益。 不孝父母,奉神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淫恶肆欲,阴骘无益。
林则徐并不是认为这十件事的本身“无益”,而是在每件事的前面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使得对这十件事的要求更加纯正,更加完美。
一般人家对于儿女子孙的未来,多半都是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成名成家。然而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44岁那一年无端受到政治打击,被贬为江州司马。从此以后,他“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看透了世途的险恶,破灭了对名利的向往。他写了一首告诫子孙后代的诗,题目叫《闲坐看书贻诸少年》:
窗间有闲叟,尽日看书坐。
书中见往事,历历知福祸。
多取终厚亡,疾驱必先坠。
劝君少干名,名为锢身锁。
劝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
我们不能把这首诗看成是一首消极的劝世文。它是一首富含哲理的教子经。过分追求名利,必将自食其果。
宋朝大文豪苏轼,一生政途坎坷,四处劳碌奔波。公元1083年(宋神宗元丰六年),他46岁时,和王朝云在黄州生下一子,取名苏遯(同“遁”dun),小名干儿。满月那天,苏东坡乘兴赋诗一首: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轼这首诗,虽是信口拈来,属于高兴之中的随意调侃;但也正是他根据自身的经历,发出的对时局的控诉。读来使人在恢谐中感到一种悲愤和辛酸。天公也是有意捉弄东坡,这个长相酷似父亲的孩子,偏偏不足一岁便被疾病夺走了生命。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用“三字经”的形式写了一部《王阳明家训》,又称《示宪儿》三字诗。全文虽然只有96字,却几乎包含了为人处世的全部内容和智慧: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
清代乾隆年间著名诗人袁枚,膝下生有一女,天资聪慧,不少名门望族前来求亲,他均末允;最后却将女儿嫁给了姑苏城外的一个普通百姓之子。结婚之日,袁枚特意写了一首《嫁女词》相送:
姑恩不在富,夫怜不在容。
但听关雎声,常在春风中。
这首诗的意思是告诉女儿,找对象不能只要求财产,也不能只重视容貌;关键是要男女双方两情相悦,才有真正的幸福生活。这是两百多年以前的真实故事,但这首诗道出了现代的正确婚恋观。袁女谨遵父训,出嫁以后,果然夫妇琴瑟和谐,白头到老。袁女并把这首词作为世代相传的传家宝。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