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忽必烈之所以能登上皇帝的宝座，与一位汉族大臣的辅佐密不可分。这位汉族大臣就是元初一代名儒姚枢。
姚枢，字公茂，号雪斋，又号敬斋。
他天资聪颖，志向远大，以勤奋好学著称于世。
胸怀天下的忽必烈听说姚枢非常有才能，就于公元1250年把姚枢召到自己麾下，对他待以客礼，并征询救世治国之大略，姚枢写了几千字，陈述帝王之道，把“治国平天下”归结为八条：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同时还提出救时之弊三十条。
忽必烈看后大喜过望，对姚枢的才思惊讶不已，以致在以后的举措中“动必召问”，并让他教授世子经书。
贰
姚枢作为忽必烈的亲信幕僚，也不负所望，在忽必烈争夺汗位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251年6月，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继承大蒙古国汗位后，将漠南汉地政权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忽必烈非常高兴，大摆宴席。
宴席上，觥筹交错，庆贺声不断，唯有姚枢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忽必烈非常纳闷地问他道：“大家都在为我庆贺，你为什么默不作声？”
姚枢说：“现今汉地土地广大，人民殷实，非漠北所能比。如果朝廷中有人离间，天子必定后悔而出兵争夺，这看似是好事，实际上是个祸患。你不如只把持兵权，凡军中的费用，都向负责机构领取，这样势顺理安，别人不会找什么麻烦，你也可以得到安宁，才能力图将来。”
忽必烈一听桃枢说得有理，就把汉地的政务交还给大汗蒙哥。
姚枢给忽必烈出的这个主意，实际上是让忽必烈韬光养晦，然而就是忽必烈这样低调，随着他在汉地势力和声望的不断提高，还是有人于1256年在蒙哥面前进谗言，告发忽必烈有异心。随着他人的告发，蒙哥也对忽必烈产生了猜忌之心，派人到忽必烈管辖的汉地进行考核。
面对忽必烈和蒙哥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姚枢又向忽必烈献计，让他不要与蒙哥较劲，主动回到朝廷长期居住，以屈求伸，打消蒙哥对自己的猜忌。
忽必烈再三思考后，采纳了姚枢的建议，回到了漠北。蒙哥与忽必列兄弟相见，亲情迸发，召回了派往忽必烈管辖地区进行考核的官员，但也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一年之后，蒙古军进攻南宋连连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起用忽必烈。
1259年，大汗蒙哥在征宋前线受伤，死于四川。1260年春天，手握重兵的忽必烈终于登上了大汗之位。
从忽必烈登上汗位的艰难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姚枢所起的关键作用，可就在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却对亲信之臣姚枢日渐疏远。
是什么原因让忽必烈抛弃姚枢这个昔日的重臣呢？我们还得从姚枢为何乐意辅佐忽必烈说起。
叁
在忽必烈征召姚枢之前，姚枢因鄙视喜欢收受贿赂的当朝权臣牙老瓦赤，弃官携家眷退居辉州苏门，也就是现在河南的辉县百泉。在这里，他专心于程朱理学的研读和传播，终日正襟危坐来治学，达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
就在姚枢“遁世”以潜心程朱理学研究时，忽必烈闻姚枢的大名，征召他前来为自己服务。要是一般的学者型人才，如果官场已经失意，就会对这样的征召不屑一顾，可姚枢却慨然出山，非常乐意为忽必烈服务。
为什么姚枢与一般的文人不一样呢？原来姚枢认为，宋金以来，南北割裂，已经阻碍了南方先进理学在北方的传播，现在蒙古贵族已经统治中原，只有应召出仕，才能影响蒙古统治者，才能利用统治者的权力来传播儒道尤其是程朱理学。如果不这样做，儒道就很难推行，中原文明就有可能断送在这些游牧贵族统治者手中。所以，姚枢自服务于忽必烈之后，就时时不忘以自己的行动去保护、推动儒道的流行，去感化、影响、转变蒙古统治者的旧俗。
1252年7月，在忽必烈南攻大理时，姚枢趁忽必烈摆设夜宴高兴之时，向他讲述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典故，从而使蒙古军攻破大理后不再屠城。
1276年，在元军攻取南宋临安时，姚枢分析了自夏至秋，一城不降，伤亡众多的原因，再一次建议忽必烈重申禁止屠杀之诏。
这些建议，表面是姚枢在为蒙古贵族服务，然而其目的却是在推行以“仁”为核心的儒道，并逐渐使“治理汉地，必用汉法”的理念深入忽必烈心中，这“汉法”就是儒家之道。
正是在姚枢等大儒的推动下，才使忽必烈把游牧的“大蒙古”国转变成了“大元”王朝。
然而，大元帝国建立后，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姚枢所讲的“开经筵以格心”，也不只是姚枢主张的“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作为统治阶层，他们更需要的是增加赋税，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与儒家讳于言利、主张节用爱民的观点发生抵触，因此，后来忽必烈多次斥责姚枢“不识事机”，把他逐出了核心权力圈，转而重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一班“聚敛”之臣。
可作为儒者，姚枢并没有放弃自己“传播、显扬理学”的理想，经常劝说蒙古贵族要时时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来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提高自己的修养。
结果，时间长了，反而使忽必烈认为姚枢只善于言谈，圆的东西都能说成有把手的东西，彻底把排斥在决策层之外。
肆
元初统治者是马背上得来的天下，让他们学习先进文化当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身为大儒，熟读《论语》的姚枢作为忽必烈的臣子，却忘记了子游曾说过“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也就是说：“事奉君主太过烦琐，就会受到侮辱；对待朋友太烦琐，就会被疏远。”
正是由于姚枢传播理学的心太切，经常劝蒙古贵族学习理学，才招致了忽必烈对他的疏远，也使他借助蒙古贵族传承儒学的理想受到了挫折。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用“好心得不到好报”、“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来抱怨、指责那些不听人劝、放着正道不走的人，可我们在抱怨、指责的同时，是不是想过自己也犯了姚枢“事君数，斯辱矣”的错误。民间还有“好话三遍淡如水”的俗语，你说得多，别人就会厌烦你，看来劝人也得有个度的问题，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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