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牛的民间书法社团是哪个？有多牛？

中国最大最牛的书法团体当然是中书协，但中书协有官方背景，而最牛的民间书法团体是沧浪书社。孙晓云当选中书协主席后，网络上曝光了她1994年申请加入沧浪书社的申请书，让沧浪书社又回到人们的视线内。

孙晓云申请书

沧浪书社很牛，有多牛呢？

首先看看沧浪书社的成员：周持、白煦、刘恒、白谦慎、王镛、刘石开（石开）、朱大霖、王歌之、潘振元、张少怡、卫知立、张士东、陆家衡、包伟东、华人德、王建平、周玛和、储云、胡伦光、穆棣、卞雪松、陈浩金、余国松、曹宝麟、郑必宽、恽建新、薛龙春、吴振立、黄惇、言恭达、孙晓云、马士达、沈培方、乐心龙、潘良桢、沃兴华（已退社）、马奉信、王冰石、郭子绪、徐本一、于明泉（于明诠）、王乃钦、许雄志

沧浪书社是怎样成立的？1987年以前，中国书法家协会以及各省、市分会是书法活动的主要组组织者，但是有人觉得单一的体制内的组织，不能完全满足书法发展的多元需求。民间组织更有利于推进横向联系，倡导自由探讨、平等民主的风气。作为书法活动、交流、研究和提高的有益组织形式，民间书法社团应该与体制内的组织多元并存。1987年，为了恢复结社雅集的传统，沧浪书社成立。

书法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在新形势下从事书法，不应再将它作为业余消遣的小技，而应将它作为一种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这是沧浪书社社员结社之初的共识。在书社成立伊始，就有社员向总执事华人德提出建议，书法、书社不是某一阶层、某一组织的附庸，沧浪应是一个独立的、严肃的艺术研究团体，要无所依傍，不受左右，才能在书坛发挥其功能。并建议要扫除将一个民间社团的理事、主席看成官的陋习，因此书社只设执事与干事负责日常工作，且这些职务不对外宣传。

在书社章程中，还明确规定社员之间一律平等，社员可以对书社的工作提出建议与批评，在社内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有退社自由。书社的成员可能有着不同的知名度、不同的领域成就，但都应该放平身段，平等民主地交往。华人德在书社成立会上的发言中特地强调了集体观念，要求社员能经常联系，交流信息，要做到资料共享、知识共享。各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专长、技术为大家服务，有些难得的资料要翻印后转交各位社员。社员有一己之得，也常常会公诸同人，白谦慎在一封写给书社的信中，提出大家应有意识思考一下中国书法在观念、技法、材料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问题。他特地介绍了由郑丽芸所翻译的《日本现代书法》一书，建议书社同人阅读。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书法热潮空前高涨的时期。要在鱼龙并下的情势下立定脚跟，获得社会的注意，举办展览和编辑出版物几乎是所有书法社团与个人努力的目标。沧浪书社当时的活动方式也不例外。他们除了集会、品评作品、观摩古代书法遗迹之外，也在寻求一切机会创造条件办展览、出集子。

在书社早期的社员通信中，这是一个十分醒目的主题。他们对于先办展览还是先出集子，办什么样的展览，展览作品如何装裱，各场馆的费用信息等等，各抒己见，各献其才。王镛在写给华人德的一封信中，建议书社最好办主题展，这样易于为出版部门接受；或者办小品展，可以省去装裱费。如此细致的考虑今天已经不多见了。书社社员一切都从大局考虑，而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

书社成立后，无论是日常开销、开年会、编通讯，还是联系展览、装裱、拍照、印刷，都要花力气，都要花钱。苏州社员潘振元、朱大霖、卫知立、张士东等人承担了许多琐碎的工作，毫无怨言。八十年代后期，艺术品市场化未成风气，因此筹措书社的活动经费难上加难。书社的经费除了社费之外，主要靠社会捐赠与销售作品、图书。

1989年6月21日，言恭达在写给华人德的信中说到社员要为集体多作牺牲，多作贡献，自己正在到处托关系觅寻资金。而白谦慎除了帮助书社在台湾的艺术杂志进行宣传，联系在台、在美展览之外，还要为筹集赞助费奔波。

在1988年12月8日写给华人德的信中，他提出将书社的作品集运到美国销售的打算，同时表示募款和联系到美办展是他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有时，一位社员好不容易联系到了赞助单位，所有社员都会分担书写作品的义务。从书社召开几次年会的情况看，除了社员在笔会上书写的作品之外，承办地的社员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贡献更多的作品。但是为了书社的集体利益，没有人计较这些。

1987年12月21日，沧浪书社在苏州沧浪亭畔成立，社员们在沧浪亭合影留念

书社的集体观念与民主意识还体现在制度的建立上。比如他们要求社员注意介绍优秀的新社员，新社员必须品行端正，并有相当的书法创作与理论水平；要经过两位社员的介绍，由三分之二以上社员通过才准予入社。后来加入书社的新社员，无论名气大小，都经历过这样的民主程序。

在1998年书社的第五次年会上，已担任两届总执事的华人德，提出自己将不再担任新一届总执事。他认为民间社团尤其不应该搞终身制，一个人做的时间长了，书社就会变得暮气沉沉。培养、建立一种制度，其影响力要比某个人的影响力大得多。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新的社务机构，书社才会更有活力。他的这一要求得到社员们的赞同，在此次年会上，言恭达当选为总执事。

沧浪书社不讲求做大，而立足做强。因为发展过速，摊子过大，容易流于形式。时间一长，书社就成了空架子，成了可有可无的聚会。因此书社一直将提高大家的的创作水平与学术水平放在首位，在书社内部倡导民主平等的交流与批评，以认真严肃的艺术态度和研究精神来开风气。

沧浪书社

沧浪书社活动

社员在在集会或通讯时，总会直陈社友作品的种种不足，或提出自己的意见。社员余国松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参加书社，深感“高层次”的压力，自己的字不顶上去是不行的。1987年开完苏州年会回到安徽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自己所受到的冲击，觉得自己过去只是在胡闹，而现在的作品却有了突破。

在当时书坛杂志的评论中，谀词颂歌不绝于耳，既无益于世，亦无益于被捧之人。华人德希望同人能扭转这样的风气，相互间展开真诚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使被批评者能接受、思考，并有所改进。他将自己首先推到了被批评席，“乞同人剖析，切吾要害。苟能儆世，此余之愿望，万勿有所留情。以通讯为月旦，请自人德始！”

《沧浪书社通讯》至今保留着书社社员之间互相批评的文本：余国松批评华人德讲求静而忽略动，批评曹宝麟点画过于清晰；华人德批评余国松框结构的折角太过；白谦慎批评华人德追求含蓄，反不如过去开张；潘良桢批评沃兴华变形过度，而储云擅长短线，长线略显逊色；华人德批评沃兴华支离破残，显得不自然。在1989年的徐州年会上，批评言恭达与沃兴华的作品甚至成为会议日程中的重要一项。

并没有人去计较这些批评是不是完全正确，但是大家明白，所有的批评都是真话，都饱含着社友间的情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个道理总是不错的。沧浪书社有很多社员在全国的重大书法篆刻展览中获奖，有些还成了全国展览的评委。相信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书社整体环境与社友间不顾情面的批评，对于创作水平的提高也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今天的书坛，吹捧之风有增无减，当年的那些真诚批评显得弥足珍贵！

社员间除了书法作品的批评切磋之外，学术上的争论也时掀波澜。潘良桢在撰写《汉学与今隶》一文时，曾请华人德提意见，华人德讲了一些看法，其中一部分为潘良桢的论文所吸取，但是对于汉代隶书的成熟时间问题，他仍有保留意见；潘良桢还与余国松就书法“丑”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余国松将“丑”等同于“自然”有欠准确，余国松在《与良桢论书》中称赞潘良桢的批评绝非敷衍塞责；白谦慎在准备一个会议发言时，曾写信给潘良桢，谈到八大山人书法与碑学的关系，潘良桢在一次常熟聚会上与华人德谈起这件事，华人德认为白谦慎的观点有误，于是驰书辨之。随后白谦慎在致华人德的信中，表示对于碑学要有宽泛的理解，碑学追求古朴稚拙，清初八大山人与郑簠都有这样的审美倾向。其后，潘良桢作《书白谦慎答华人德书后》，亦承认郑簠、邓石如等人都是碑学的早期实践者。碑学形成非一朝一夕，酝酿已久。

沧浪书社成立后，不定期编印一份《通讯》，共出了20期，每期并不很厚，后来装成了5册合订本。除了书社新闻、社员动态、通信、诗词题咏、书社经费之外，时常会拿出很多版面刊登社员的学术论文与书法批评文章，如穆棣《怀素〈自叙帖〉中“武□之记”考》、《米芾“参政帖”帖文考》，张士东《隶书源头辨析》，潘振元《王宠的生平与书法艺术》，余国松《书“书肇于自然”辩》，陆家衡《关于当代隶书创作的思考》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书社对学术的重视。事实上，书社不仅集中了一批书法创作的好手，也有一些在全国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史专家。一些社员参加了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华人德、曹宝麟、黄惇、刘恒等人还分担了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中四卷的撰写工作，该书获得第六届中国图书奖。正是由于学术与艺术并重，书社社员在两方面都取得累累硕果。

真诚地从事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并带动一种良好的风气，这是沧浪书社结社的目的所在。坚持了二十年，并且在书法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力，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早期的社员当年意气风发，如今已是两鬓成霜。回首书社的历史，他们可以对所有的付出感到慰藉。沧浪下一个二十年会是怎样？再下一个二十年又会是怎样？爱惜书社的声誉，坚持书社的宗旨，切实提高创作与学术水平，我们期盼走得更远、做得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