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记者起了一个大早，赶到北，参加这位医生的葬礼。
夹在送别的队伍里，记者听熟悉死者的人介绍情况：他叫郑建国，刚满40岁，华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博士毕业，到北核医学科工作已4年，女儿荣荣才3岁。对于他的死，很多人都长叹：他是累死的，实在想不到……
人群开始慢慢地前行，记者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一朵白绒花，上前两步向死者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他还那么年轻，戴着金丝边眼镜，清秀英俊。在大学时，他善打桥牌，爱好乒乓球。就在去世当天，他还在修改书稿，而如今……他那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因为过度悲伤只能坐在椅子上接受大家的问候，他年轻的妻子，早已泣不成声。
站在记者身边的一位医生不住地叹气、摇头，自言自语地说，真不能这么干了。突然，手机响了，他马上一边回话，一边急急地向门诊楼跑去，也许科里又有什么事情了吧。
回顾郑大夫逝世前的情形，他的妻子郭丽宏止不住地落泪。作为医学博士后，去年年底她才从美国学习归来。在她出国留学期间，他们的女儿被送回老家，郑大夫除了周末回家浇花，其他时间都住在科里。
据郭丽宏回忆，1月18日周五，郑大夫晚上8点半才到家。晚饭后，他就坐在电脑前。妻子催他休息，但他岳母凌晨3点时发现，他仍坐在电脑前写东西，几点睡的没有人知道。次日，郑大夫9点起床，12点时，终于把完成的稿件发了出去，一家人就出门采购年货。晚上回家时，他已经感到很不舒服。1月20日早上九点起床后，他又坐在电脑前赶稿子，连中午饭都是在电脑桌边吃的。下午，他感到很疲乏，休息了一会后，突然身体缩成一团，在送往医院的急救车上就永远地走了：心源性猝死。
明明不舒服为什么还不休息？郭丽宏说，他想着稿子不是要得急吗，那就赶快完成。他也觉得自己还那么年轻，扛得住，没有想到生命竟这般脆弱……
虽然他办公室隔壁就有心肌显像仪，虽然他每天都在为病人诊断疾病，但本应守护生命的医生，却留不住自己的健康。40岁，他的事业正在起步，他的梦想正在实现，然而随着生命戛然而止，一切可能全都变成了假设。
一位医生的死，还有不时传出的其他正值英年的事业精英的猝然辞世，无疑为正处于事业爬坡期的中青年人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当死亡似乎还那么陌生时，健康真的被我们放在人生排序的第一位了吗？在竞争激烈、职场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世界里，我们真的能很从容地把我们的健康排序在人生的第一位吗？
2、
天天都在加班的日子
在郑大夫爱人去美国学习期间，他通过电子邮件给她写了很多信，除了女儿荣荣，他谈的几乎都是工作。
2007.6.18
我从老家走时，荣荣没有哭，特别乖。
回来后，这一周都住科里，天天加班。星期五晚上将要去上海，到华山医院讲课。
明天我当班，病人特别多，忙碌的一周从星期一早上就开始了。
2007.7.16
我住在科里，昨天晚上加班到1点钟。我一般不回家。每天都特别忙， pet/ct学习班讲义还没有写，都愁死了。一定要在这个月完成。
今天晚上大约11点家，现在在科里整整文章，查查文献。有一篇文章已经写好了，并且投了新疆的会议，被大会接受，作为大会发言。8月13号在乌鲁木齐开会，还得做幻灯，我想再补充一些内容，再做一个特征工作曲线分析，不能太差了，还要评优秀论文。小郭，你工作那么辛苦，要注意身体，吃好一点，不要太在意钱，我会努力去赚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身体，就没有了一切。
2007.7.22
昨天晚上加班快到12点了，回家时已经是零点40分，看了会儿电视就睡觉了，睡到早上8点。然后开始做饭，打扫卫生，中午面条，晚上方便面；或者中午方便面，晚上面条。
我的事情还特别多，昨天刚把住院医师的讲课准备好。下周得把pet/ct学习班的讲义准备好，还要准备首发基金和新疆会议。
2007.9.10
pet/ct学习班的课我星期三上午讲，星期四新教师试讲，讲完了就算完成两件比较艰巨的任务，以后就好多了。
我今天晚上大约又要干到12点。在全国学习班上讲课，我想尽量讲得好一点，否则，全国核医学就那么多人，大家都知道你水平差，要想在以后改变，恐怕就更困难了。
2007.11.10
最近特别忙吧，注意身体。
我最近也特别忙。这周星期一教育处的老师让我给住院医讲一次课，星期二开始做幻灯，星期二到星期四，白天除正常的日常工作外，都在做幻灯，晚上每天加班到12点多，总共做了130多张幻灯片。星期五下午3点讲到5点，效果总算还可以，没有讲得太差。否则，让人家在背后指着说，就是这小子，讲得可糟了。
今天是星期六，我值班。从上午开始，我就准备出卫生资格考试的考试题，要出150多道题。中午吃了饭就睡觉，起床后去街上买了“意可贴”，又上火了，口腔溃疡。
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了，马上又该吃晚饭了。晚上争取多干一会儿，从6点到12点，也能干6个小时，争取早点把题出好，复习考试，已经有4天没有看书复习了。明天也在医院加班，晚上7点钟再回家，顺便到超市买点酸奶和水果，把衣服洗了。每天都挺忙的。
生前，郑建国就是这样工作和生活。郭丽宏记得，去年底她从美国学习归来时，郑建国在接她回家的路上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放心吧，终于熬出来了。他对她说，我的一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刚结题，又中了一个。你走期间，我发表了6篇文章，马上就能参评主任医师和教授，又可以带研究生帮着做实验了，还参写了3本书，终于可以给你们母女俩好日子过了……
面对越来越多的英年早逝，不久前，有媒体曾做过一次有关健康透支的调查。结果发现，殚精竭虑地工作、马马虎虎地生活，是时下很多现代人的共性，并告诫人们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身体现状，来设计生活和工作目标，这样才不至于被“压趴下”。
问题是，如郑建国所说“终于熬出来了。终于可以给你们母女俩好日子过了”，这样一个负责任的男人给自己设定的生活目标真的不切实际吗？在没有倒下之前，谁又能说自己设定的目标不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能力而来？又或者，只要不倒下，又有几个人能在浸入骨髓的竞争面前不被裹挟，想站住就能站住？这些或许都是永远不会有答案的提问。但这样的困境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
3
“我的工作模式和他几乎完全一样”
郑大夫追悼会上，一位不住掩面痛哭的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是郑大夫的师弟，北医三院核医学科的唐恭顺大夫。他告诉记者，他已经决定调去华西医院了。
“他的死，对我们这批人的打击太大了。”唐恭顺说，“我的工作模式和他几乎完全一样：白天做临床医生，下班以后我们就变成了双面人，因为我们追求科研之心不死，白天没有时间，就只能晚上加周末。我们还要写sci论文、要中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干到凌晨两三点是平常事，单身汉还常干通宵，要建立研究型的医科大学和医院就靠我们这批人去冲锋陷阵。”
确实累。但唐恭顺认为，从思想上说，努力工作对于这批人来说，是能力范围之内、充满成就感的事情。“没有人逼我们这样做，全都是自愿。北京等大城市的医生确实压力太大了，做科研本身已经非常辛苦，临床又不能落下，当中的一部分人会选择放弃，但更多的人还是心不甘，就像郑建国。但即使是再倒下一个郑建国，很多人还是不会放弃，因为我们活着的意义正在于此。”
对于郑建国离去的方式，郭丽宏表现得很冷静。她说：“我们这批人都是从外地来北京的，要立住脚很不容易。我们只能靠血拼、只能做奉献。拼下来就值了，拼不下来就牺牲了。”
郑大夫用过的办公桌上已经空无一物，但白墙上依然留着一道清晰的灰痕，那是曾经的一摞摞书籍留下的印记。他的同事于治国大夫神情黯然地告诉记者，一推开门，似乎还能看见他坐在那里，从书里抬起头，笑着跟人打招呼。
于大夫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首先是震惊，然后就是感到非常可惜。知识分子尤其是医务人员，这些年的压力越来越大。首先，医学新知识本身就要求医生不断地学习。医患关系又这么紧张，达不到病人的要求，病人态度就会180度大转弯，医生的心理压力很大。再加上到了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小。郑大夫曾经对我说，家里住得太远，也想到城里找个近一点的地方，但即使是二手房价位也太高，根本买不起。”
“这样得力的人员，真得很难找。”郑建国所在科室的姚稚明主任这样评价他，“他素质高、科研能力强，工作起来又不惜力，只要把工作交给他，总是让人特别放心。科里也重点培养他，将来真的会有很好的前途。这一走，科里就缺了一大片。”
4
透支生命的“床垫文化”
因工作劳累、身体透支而过早离去的医生其实不止一个郑建国。猝死事件频发的行业亦不止医生。中国医师协会曾评出“健康透支十大行业”，依次为it精英、企业高管、媒体记者、证券、保险、出租车司机、交警、销售、律师、教师。近几年，知名人士的猝死更是引来一片唏嘘：王均瑶、陈逸飞、侯跃文、陈晓旭……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一连串的惋惜：他们实在太年轻。
近年，最引人关注的则是背负着“床垫文化”的it精英现象。据说，某公司在创业时就有一个传统，几乎每个开发人员的桌子下面都有一张床垫。午休时，席地而卧；加班晚了，与垫同眠；半夜醒了，起来再干。正是这种用生命去加班的工作方式，接连导致几位年仅20多岁的员工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事实上，对于中青年过度劳累的社会讨论，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随着与著名数学家陈景润齐名的张广厚在大有作为的40岁便撒手人寰，人们就开始置疑：35到40多岁的中青年人到底怎么了？“过劳死”这一源自日本白领健康危机的概念引入中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并不新鲜的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减缓，反而愈演愈烈。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是记者所见过最快乐、也最能让别人感到快乐的一位医生。他告诉记者，在读本科时，学校里就有一位老师加了一晚上班后，因脑出血倒在了办公室里。他的一位同学前两年发现患上肺癌后，很快就去世了，而在这期间，另一位同学因压力过大跳楼自杀了。
“谁不累呀，我今年44岁了，正在读博士，孩子读初中，也要供房子，还身兼医院行政处处长、质控中心主任。处于这个年龄段，谁都在积累。事实上，从35岁以后，每个人都必然进入‘多事之秋’，朋友或者自己家庭出现问题了、父母病重了、孩子上学了、工作加码了，到50岁以后，压力又会渐渐变小。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这都是普遍现象。”
王仲说：“我不否认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积累的过程没有尽头，所以尤其是医生队伍更要提倡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该放松就得放松，要找到自己的排遣方式。我的方式就是玩、打球、和朋友聊天。不仅我自己玩，我还带着科室里的年轻人一起玩。一个科室应该是团队作战，50个人要开发出52个脑子来做事，我们确实要竞争，但必须是良性善意竞争。”
作为国内最忙碌的医生之一，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接受记者采访时，刚从美国回国，又要马上赶去香港参会。胡大一说：“2000年，我54岁，因为要调动工作，必须参加一次体检。正是这份当时八年里唯一的体检报告震惊了我：血糖在临界水平、餐后偏高。甘油三酯高，脂肪肝，体重超标。原来整天给别人治病的我，有这么多健康隐患，我必须改变。”
想做就一定要做到的胡大一立即从改变生活方式做起，首先多运动，爬山、爬楼梯，每天1万步，为此他特意买了一个计步器。但单纯的运动，体重只减下了4公斤。于是，他开始试吃减肥药，一个月很快就减到了69公斤。但他开始感到疲劳乏力，一停药体重就反弹。他说：“减肥药给了我两个启示：第一，再也不能吃了。第二，控制饮食，少吃肉，八分饱。”经过七年坚持，现在胡大一的体重保持在75公斤左右，每年一次的体检所有指标全部正常。
胡大一说，现代人都有一定的紧张度，但还是要把事业和健康统一起来，没有健康也不可能有事业。国家和父母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这个人一旦英年早逝，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家庭都是巨大的损失。发达国家心肌梗死的病人一般都在60岁以后，而我国往往是35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丧失的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虽然猝死的人在少数，但18岁是疾病的启动期，40岁是疾病的快速发展期，不注意健康，即使不猝死，也至少会影响寿命。
5
捍卫健康需要一点“自私”
随着“过劳死”现象日益威胁中青年人的健康，一些健康教育专家开始走上健康大讲堂的讲坛。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黄建始教授首先澄清了几个基本概念：“猝死”，是一个有明确诊断标准的正规医学名词，一般指在一小时内因不明原因突然死亡。“过劳死”并没有一个严谨的学术定义，主要是一种描述性的状态，因为提得多了，学术界也能接受。“亚健康”，在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医学文献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主要将人分为三种状况：健康、亚健康和疾病。但完全健康的人很少，绝大部分人都属于亚健康。因此，亚健康的具体指标很难确定。“健康透支”，则主要是相对于健康投资而言的一种科普角度的提法，也不是一个学术概念。
在我国，健康透支、“过劳死”问题日益严重。黄建始认为，首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文化一直强调要以事业为重，倡导小车不倒尽管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也曾指出，社会舆论鼓励、支持、宣扬带病坚持工作，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员工休假权难以保障，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会出现“过劳死”。其次，我国一直忽视疾病预防。尽管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要以预防为主，但得到基本落实的只是大环境，与消灭血吸虫、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相比，对个体健康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于医生，黄建始认为，还要加上近几年医疗环境不理想，医生的付出和回报差别过大。同时，中国大医院的奖惩制度不够合理。医教研相结合是对的，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实验室研究和临床工作已经不能同时完成，往往需要一个人身兼数职、超负荷运转，结果必然导致健康透支。因此，整个医疗和学术体系都需要反思和改进。
要解决这一问题，黄建始认为，从宏观上，政府要创造一个健康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讲，发展经济肯定是第一位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因此，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努力地改变自己的健康小环境。不要总觉得健康要靠医生，其实健康首先是自己的事情。在捍卫健康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应该自私一点，多想想自己，努力管好自己。
对于正处于爬坡期的中青年人，问题往往是知道健康重要，但更看重当下的事业。为此，黄建始建议，无论多忙，累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该休息一下了。在工作中，也要学会说“no”。大家不妨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重要”和“紧迫”这两个坐标轴里，重要而紧迫的事情马上做，重要但不紧迫的事情做好计划，紧迫但不重要的可以考虑不做，不重要不紧迫的事情坚决不做。
现在的中青年人总是觉得没有时间学习健康知识。黄建始说：“我给中青年人讲过课，300人的教室来了500人，讲了3个小时没有人走，这个群体是有健康需要的，关键是企业和工作单位领导并没有把员工的健康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应该由单位集体组织大家共同学习。”
卫生部首席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从临床医生转向健康教育，也正是因为在实际诊疗中，他深刻地感到病人迫切地需要健康知识。一次查房时，洪昭光无意中对一位50多岁的病人说，其实你得这病完全是多余的。看到病人疑惑的眼神，洪昭光解释说，只要你把烟戒了，酒别喝了，减一减体重，一天吃一片降压药，你就不会得病。随着他的讲解，旁边的病人都围了过来，有的还鼓起了掌。一个病人说，从来没听医生讲过这些话，如果早听，他也不会得病了。洪昭光又组织病人到休息室集体听讲，病人们带着家属、笔记本、录音机，全都来了，讲课结束后，他们还整理出了手抄本，人手一册。
洪昭光说，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从贫穷到富裕的爬坡阶段。人的贫富也在分化，每个人都在努力，但努力不意味着就要去牺牲健康。目前，我国慢性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发病越来越低龄化。他特别推崇季羡林老先生在90多岁时写的一本书《病榻杂记》。老先生提出，人生有三大任务：人和自然的和谐，人际之间的和谐，情感、思想和身体的和谐。
中青年人正处在压力最大的时候，要把握好“三驾马车”：事业重要，家庭更重要，健康最重要。事业可以重头再来，家庭失败从头再来很痛苦，而健康没了就什么都失去了。健康就像空气，最重要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洪昭光说，要想健康100岁，关键在中年，对工作要出力出汗不出血、拼脑拼劲不拼命。努力是对的，但要有底线，把握好尺度。生活本意是享受，有劳有逸慢生活；生命本意是快乐，自然自在原生态。要像心脏一样工作，行云流水；像蜜蜂一样生活，轻松快乐；像婴儿一样睡觉，无忧无虑；像老子一样思考，顺应自然。能做到这些，成功自然就来了。
洪昭光强调，医疗并不等于健康，医疗需要高风险、高科技、高投入，健康却很简单、很容易，收效也很大。现在很多医生守在医院里，不舒服了也不去看病，只能说明对自己的健康关爱不够。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生命就像艺术品，损坏容易修复难，不是与自然和谐了，工作就不勤奋了，恰恰是生活规律的人，成就最大。人一定要活出智慧，这智慧就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有一个好心态，然后再去奋斗。
“关键是树立起健康意识。”胡大一说，“我是一个意识得比较晚的人，所以更要规劝中青年人，注意工作效率，不要打消耗战。如果我能更早地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一定比现在更有成绩。当然，由于工作忙，我也不能保证一定能达到预定的健康目标。有的稿子看不完，还是多看了一个小时。但我的原则是只要头痛了，就不干了。如果有一天能不头痛也不干了，我就更进步了。”
郑建国大夫离去后，他的女儿荣荣每晚都坚持要看星星。她说，爸爸在天上了。她还总是一声不响地听着爸爸生前最喜欢的音乐。她说，那曲子是属于爸爸的。那曲子的名字叫：随风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