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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文作者是《2018国防战略》的分析评估人员，其将兵棋推演作为论证国防战略核心手段之一。作者提出为什么美国每年组织哪么多兵棋推演，却无法阻止面对新冠疫情时犯错误？是兵棋推演出了问题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如何将兵棋推演中获取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在现实中得到应用？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早在COVID-19爆发之前几年，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举行了几次备受瞩目的“大流行”病兵棋推演和演习。通常，这些推演可以很好地预测当前大流行中的危机，以及政府面临的政策障碍。但是，这些推演并没有充当要求备战或指导应对的声明，反而成为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脚注。
兵棋推演和政策界应该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什么？兵棋推演能够帮助人们克服“棘手问题”，如平叛、大规模战争、大国竞争或大流行病。但是，只有当政策制定者和机构可以访问、吸收借鉴并根据他们提供的见解和教训采取行动时，这种有益效果才会发生。
作为一名兵棋推演界的专业人士、分析师、顾问和战略家，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处于多个视角来观察，这种混合的经历使我有角度来研究兵棋推演在决策中的作用。这也迫使我研究如何实现目标，尊重兵棋推演的长处和局限，以及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我想强调一点，这不是对大流行病推演或其设计师的批评。以其为例，如果针对关键主题精心设计的推演无法洞悉关键决策者关切，或影响他们的思维，那么怎么可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呢？
本文的目的是开始一场对话，讨论兵棋团体如何确保我们经常有先见之明的工作，具有我们期望的政策影响力。要制定政策，就必须把握兵棋推演与众不同的要素：即人和人需要关注的事件。
领导者参与兵棋推演非常重要
像战争（或危机应对）一样，兵棋推演是人们进行的一项努力。正如我在下面讨论的那样，这可能令人沮丧，但是人们通常会放大兵棋推演的影响。洞察力不能仅仅通过现有的信息来告知政策制定者，而是应由人来建立联系。兵棋推演可以创建网络来传播和实施见解。然而，兵棋推演常常是回音室，缺乏足够的多样性或与政策杠杆的足够联系。邀请合适的推演者并在整个推演过程中（包括推演结束后）让他们参与其中，这对于建立互动网络而不是回音室至关重要。
请国家安全团体注意：抽出时间参加兵棋推演，尤其是在可以产生有意义影响的主题上。花费时间可能很困难，但是您需要实现它，因为您可以使兵棋推演更现实。对于高级领导者来说，这条信息要翻倍。您的出勤率提高了每个人的推演水平，向您的下属发出有关兵棋推演重要性的信号，并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其有助于提高政策的可见度。高级领导者可以通过直接参与来提高兵棋推演体验的多样性，也可以通过确保下属的广泛参与而不是通常的代理人间接地参与其中。兵棋推演常常是回声室，缺乏足够的多样性或与政策杠杆的足够联系。
兵棋推演需要通过使兵棋更易于使用来增加参与度，既使需要在推演设计中进行的抽象概括，我们也需要缩短其过程。卓越的推演人员是杰出的人才，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足够时间。一整天的推演很困难，而三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在推演期间最大程度地参与，并创造灵活性以在休息期间完成工作。我们需要提高运行远程推演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因为COVID-19大流行才这样做。其降低了差旅成本，从而增加了参与度。
我们需要增加参与者的多样性，并确保听到所有参与者的声音。兵棋推演的参与者以男性为主（这是BOGSAT短语的由来），像兰德（RAND）公司的推演实践和培养新一代女性推演者的做法（女性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仅是一个例外。兵棋推演应该是一个欢迎独特思想的社区，优先考虑思想者，但推演通常无法吸引女性或有色人种。我的经验进一步表明，这些参与者中有些人在国防领导人中更难以被听到，他们更习惯于执行计划，而不是鼓励在各种观点之间进行审议。
我们还需要在推演中增加背景和观点的多样性。大多数兵棋推演都存在于防御生态系统中，但兵棋推演往往会逃脱组织的束缚。为什么不让国防人员讨论“整个政府的方法”，为什么不引入实际上可以代表整个政府的参与者呢？与其讨论盟国的行为方式，不如不包括这些国家的参与者，或者，如果由于保密因素而受到阻碍，为什么不包括情报界，国务院或学术界的有关成员？
融入外部社区很困难，这不仅因为需要说服他们领导您的兵棋推演的优点。高级官方推演可以利用这种专业知识，但是由联邦资助的研发公司（FFRDC）和智囊团运营的参谋级推演可能会遇到困难。尽管如此，在见解和政策相关性方面的回报仍值得努力。
包括新观点将使推演在两个方面更加相关。首先，它提高了质量，并且在所有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良好的兵棋推演比平庸的兵棋推演更具吸引力。其次，它拓宽了推演的网络效应。如果玩家是从两个不同的组别中选拔出来的，那么一场推演就不可能仅传播福音。
推演后立即告知政策的是最关键的。这是违反直觉的，因为这也是推演者倾向于觉得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经过数月的设计，计划和执行推演，推演结束后的时期就像是放松和思考结果的时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错误的。
当我们巩固推演过程中获得的认知收益时，快速推演者，专家与赞助商、玩家和其他观众的互动是兵棋推演的“第四阶段 ”。好的兵棋推演会产生一股迅速递减的智力能量传递。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它，才能将推演的故事传达给合适的受众。
即使在感到烦恼的时候也要听听推演者的话
推演设计和场景是由假设和约束构成的“盒子”，以使推演者专注于研究目标。不幸的是，推演者是自变量的化身。尝试在战争的战役层面上遏制它们，其将会迅速逃脱，并花费数小时讨论宏伟的战略，然后再深入战术的“杂草”。
这种行为很烦人，但很有启发性。人是难以预测的，但至少是可以预测的。如果想定导致玩家的认知失调，那么现实中指挥官和决策者很有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推演者对保持在“适当”级别上感到不满，这可能表明A）您邀请了错误的推演者，或者B）关键问题可能不在您的方案的“盒子”内，并且现实世界中的政策制定者也可能会遇到困难反对这种约束。
值得称赞的是，海军战争学院团队曾进行过“2019年城市大爆发”兵棋推演，他们在调查结果中意识到了这一点：
“……推演者通常会表现出身体不适，并对想定中与他们以前的经历不符的那些方面产生争议……即使房间中的其他专家会保证想定的真实性和相关性……这些反应通常导致抵抗性的推演者忽略解决问题的良好资源和指导。如果任其发展，往往会导致集体认为“不同是危险的”情绪，对有效性产生明显影响。”
讲一个伟大的故事
就像我的同事埃德·麦格雷迪（Ed McGrady）博士所言，兵棋推演是一种集体叙事的形式。一些兵棋推演的批评者的以此为依据，因为他们认为其不像其他分析形式那样可控、干净且可重复。据他介绍，兵棋推演是：
“不可重复、混乱、模糊和繁杂的事件。从他们那里收集数据很困难，其会产生“脏”数据，您常常会错过最好的部分，并且无法重复。但是，如果您认为那意味着您无法向他们学习任何东西，那么您最好停止尝试了解现实世界中的冲突，因为我在本段中所写的有关兵棋推演的所有内容也适用于战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很厚实。很少有人会用历史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即使这只是一个叙述。很少有人会质疑历史上机会和人类愚蠢的作用。然而，许多从来不敢质疑克劳塞维兹或修昔底德的人会轻易将兵棋推演视为掷骰子和错误的人为决定所定义的单一故事。
因此，推演者不愿意依靠我们方法论的叙述。我们没有分享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倾向于依靠止痛药“见解”，而这些见解未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兵棋推演者避免了玩家的情绪和机会因素，因为我们对兵棋推演不会产生什么（即“真实”分析）具有自觉性，而不是对他们创造的东西充满热情：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叙事历史。
通过隐藏他们的叙事功能，我们正在争夺兵棋推演主导权，使其在告知决策者方面具有独特的力量。认知，人类是“硬—连线的故事，”为了沟通，使世界的意识在我们身边。例如，这就是为什么“眼镜蛇事件”激发了克林顿总统对生物恐怖主义的兴趣，并促使创建了美国战略国家储存基地。同样，里根总统在看完电影《战争游戏》后对计算机黑客产生了兴趣。一些历史学家和量化分析师可能会因为叙事对我们思维的影响而退缩，但是，如果目标是告知政策，则最好与人性打交道，而不是与之抗争。像战争一样，政策是人类的努力。
推演者们应该借助推演的叙事来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不要通过PowerPoint发表乏味的见解。与其尝试“后勤不是蓝军（美国）团队的问题”，而是“落后的后勤挫败了蓝军指挥官的进攻。”前一个是一次性的；第二个是用轶事或历史比喻事实-是一个观众可以感受到的故事。使用令人信服的示例传达清晰的故事，同时避免夸大其词或讲究历史，兵棋推演可以说服听众，同时保持信誉。学术界和分析纯粹主义者可能会感到恐惧，但这就是制定政策的香肠。
请注意：哲学家斯坦·李（Stan Lee）曾说过：“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兵棋推演的叙事能力可以用来启发或诱导。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过度推销我们的见解。但是，有时候，推演伴随着如此重要的见解（例如，美国政府没有为大流行做好准备），以致推演人员应采取行动，因为无所作为的风险是如此之大。除了：不要兜售胡说八道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指导我们。
真实的兵棋推演
作为研究周期的一部分，兵棋推演是决定政策决策的关键。我坚信这一点，以至于我致力于将兵棋推演作为支持《2018年国防战略》的分析的核心。
兵棋推演可能是体验战争或大流行等罕见情况的机会。他们提供了一个沙盒，可以在其中挑战假设并研究新方法。可以帮助习惯的玩家在信息不完善的情况下做出相应的决定。但是，许多人从未体验过这种推演。在我参与的几乎所有兵棋推演中，一位资深玩家说：“我从未做过。”令人不安的是，高级国防人员无需参加“真正的”兵棋推演，而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并应对后果，就可以在职业生涯中做到这一点。
战争，流行病和其他危机是复杂的，瞬息万变的局势，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在瘫痪的深重不确定性中产生严重后果。他们从来没有采取关于我们对问题的想法的指导性讨论的形式，没有任何紧迫性、竞争、后果或恐惧。然而，当我们举办研讨会和其他形式的令人恐惧的BOGSAT（空谈）时，政策界却常常声称存在“战争”的问题。这些事件有其目的，但不是兵棋推演。毫不奇怪，似乎某些大流行的“ 锻炼 ”符合这种模式。
缺乏对“真实”兵棋推演的了解会妨碍领导人及其幕僚有效处理危机的能力。这就像希望足球队在讨论完剧本后赢了一场比赛，但没有却没有真正走向操场。这也引发了有关决策者从兵棋推演中吸取教训的意愿和能力的疑问。
由前副国防部长鲍勃·沃克和前参联会副主席保罗·塞尔瓦发起的振兴兵棋推演的运动已显示其轮廓，但还有改进的空间，如兵棋推演对政策影响。推演者应该从建立人际网络和讲述我们的故事开始。如果这样做，并获得成功，也许我们将停止以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脚注来学习兵棋推演，而是了解美国政府如何利用兵棋推演知识来避免灾难，挽救生命并带领美国走向更美好的世界在世界上。
作者
克里斯托弗·多蒂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国防计划的高级研究员，在加入CNAS之前，他曾在国防政策部副部长办公室，战略与部队发展办公室工作。在五角大楼任职期间，他协助领导了对2018年国防战略（NDS）的分析支持，并且是开发和编写NDS的核心团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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