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杭州地方政府卯足了劲要跻身中国新一线城市，更是雄心勃勃要打造世界名城，大量的来自四面八方、天南海北的外来人口相继涌入了杭州。这些已在杭州扎根或暂时漂在杭州的外来人口，给这座原本安逸的城市既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但也给它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数和冲击——包括具有地域特色的杭州方言。
但就杭州话和杭州方言的未来传承而言，可谓喜忧参半。说喜的方面，外来人口及新杭州人在融入杭州这座城市的磨合过程中，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的学习杭州话（方言），并会努力尽快掌握它。这种学习杭州话（方言）的动力既有来自工作和生活交流的需要，也有兴趣使然和其他方面的因素。从这个视角看，杭州话（方言）作为杭州这座城市人文的组成部分，外来人口的涌入为它的传承平添了大量的生力军。说到忧的方面，作为吴方言一种的杭州话的前景，的的确确存在在着无可回避的隐忧——很久以来，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相继涌入，有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管在新老杭州人之间组成的小家庭中，还是原住居民——老杭州人与老杭州人之间组成的小家庭，于日常生活中彼此用杭州话交流的比例和频率已越来越低。一些新生的第三代人口（从牙牙学语的学前儿童，一直到五六年级的小学生），甚至都不怎么讲杭州话了。举个具体的事例讲，笔者的隔壁邻居是最好的佐证。小男孩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但是，那么多年来我几乎没有听到小男孩在平日里讲过杭州话（小男孩目前7岁），他讲的都是官方语言普通话。还有个现象，就是一些本土的小年轻——比如80后、90后乃至00后，即使平时也在小家庭或大家庭里讲讲杭州话，但作为母语杭州话中一些方言味道极浓的词汇，则要比他们的父母一辈使用的少，掌握的少；因此，方言中的精髓部分，恐有“退化”和失传之虞。以目前的现状讲，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杭州的直接后果，那就是杭州话被普通话“稀释”。如果，杭州人不说杭州话，少说杭州话在今后形成为一种趋势——哪怕是一种被人不易察觉的趋势，这恐怕不是一种好现象。那么，有朝一日（几百年后？）杭州方言会被普通话“同化”吗？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伴随着八百多年前的宋都南迁都，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杭州先民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本地方言，经过与北方中原口语的“杂交”(或称之为杂糅)后，留下了大量中原外来语言的烙印和基因。当时南下的移民本身和移民原本使用的语言，有着一种强势的地位（除了国家政权的南迁之外，还有相当比例的移民非官即富）；其次，移民组成的地域相对固定。如此这般，在历经八九百年的历史演变，杭州原本固有的方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改头换面”，这是情势所迫。
而最近几十年这一波移民则有不同，因为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既有长江以北的，更有西北、东北的，也有福建、广东的。），这些移民无法将各自老家的方言带到杭州来，强行将它揉面粉似的揉进杭州的传统方言中。据我观察，最近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出现杭州话跟东北话、杭州话跟福建话、杭州话跟广东话、杭州话跟陕西话、杭州话跟苏北话“杂交”的语言现象和案例。从方言的纯洁性来讲，这未必不是好事。因此，尽管外来人口大量的涌入，尽管杭州方言日趋小众化；但是，杭州方言却在当下这波移民潮中依然保持了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纯洁性。
从古自今，对杭州方言 影响（乃至 改造）最大的三个外来语种分别为中原河南话、北京话、绍兴话。只要细究诸多杭州方言的来龙去脉，就不难看到三个地域语言的印记。
就当下和今后若干时期而言，对杭州话构成影响和威胁的不是外来方言，而是强势的国语普通话。它，大有一统天下、消灭方言的气势。
可不是?在杭州这座城市，无论是当下，还是过去几十年的移民潮中——不同地域背景的外来人口与杭州原住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共同选择把普通话当作这座城市的官方语言——在较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充当社交语言。这是杭州原住民对外来人口一种自愿或不自愿的迁就，或是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妥协。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上海等中国其他城市。
可以这么讲，几十年来，外来人口对杭州方言最大的冲击是，讲普通话的人多了，讲杭州话的人少了（杭州方言发生变异的现象几乎没有出现，或者极少出现）。
笔者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杭州”，近年有意对杭州方言作一些收集、记录、整理、诠释、研究等工作。除了通过“咬文爵字”籍以自娱；除了想对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贡献点我力之所及之外；抑或，同时给那些对杭州话（方言）抱有兴趣的新杭州人和四方朋友带来一些帮助或裨益，那也算是我的希冀所在。
其实，要把杭州话“翻译”成普通话，或者说对杭州方言作出比较到位的诠释，还颇有一定的难度。
首先，汉语普通话的发音可以用拼音字母予以准确定位，完全有规律可循。而杭州话却不然，既没有相应的“拼音字母”可对应使用，迄今也找不到比较到位和令人满意的方法去定位杭州话的正确发音。
其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杭州话（包括字与词汇），除了用口语的形式口口相传之外，是根本无法用文字准确书写或按其词意原汁原味记录下来的。有时顾得了发音，则顾不了词（字）意；顾得了词（字）意，则发音会变了调。比如，在口语交谈中表达“全部”这一词意时，杭州话有俩种表达方式。一是沿用汉语词汇中的“全部”一词，二是采用杭州方言中特有的词汇“夯八郎当”、“谷络三门”等来表达。别说“夯八郎当”、“谷络三门”词汇（词条）形成的出典或来龙去脉难以考证，就是“夯八郎当”、“谷络三门”这几个字，汉字书写、记录的准确性也似乎存有疑问，值得探讨。正因为相当数量的杭州话（方言）口语没有与之对应的汉语文字，这势必给杭州方言的记录、整理、诠释等工作增加了难度。
还有，因为汉语普通话有大量的同音字，这给杭州话的记录、书写和配字既带来方便，也带来了一定的混乱。比如表达时间概念的“葛卯”（现在）一词，它既可以写成“格卯”，也可以写成“格毛”、“葛毛”等。
为了尽可能保持杭州方言的原汁原味，笔者在本文中以及今后与之相关的文章和解读中，用汉语普通话（也就是汉字和词汇）记录、书写及诠释过程中，采取三种排序和方法：
1.尽可能词意与发音互相统一和兼顾——如“头卯”、“葛卯”(汉语词义：刚才、现在)。“头卯”的“卯”，我之所以不把它写成“毛”，因为“头卯”表达的是时间感念，而汉语中的“卯”这个字同样也是一种时间概念。
2.尽可能遵循原来的词意书写——如杭州话“刻极”（汉语词义：刻毒的、过分的、损害别人或大家利益的举动）一词。
3.尽可能选择与杭州话发音接近的汉字——如“夯八郎当”、“谷络三门”（汉语词义：一共、全部）等等。
在杭州话（杭州方言）的听（能听懂）、说（会讲会说）、写（文字书写）、解（词义解释）四个项目中，我以为写是最难的。为了字（词）能达意，除了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要具有一定的文学和文字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当你想把它当作一项文化事业或非遗项目来做，且又不想以讹传讹误导别人。
因此，要想尽可能把握文字的准确度，有时就得反复斟酌，咬文爵字。比如，上面说到的“头卯”，有的人会把“头卯”写成“头毛”。他们是单纯从杭州话的发音考虑，而没有兼顾到词义；“头毛”的“毛”的写法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错误的，但可以说，这样写不是很确切。而且，容易产生歧义，让人望文生义误以为“头毛”就是头上的毛。
琢磨杭州方言中的规律和特色，我们从 中多少也能发现和把握到一些内在的脉络来：比如，杭州话中带“儿”的词和词汇特别多，有人称之为“儿化音”。如“花儿”、“豆儿”、“帽儿”、“姑娘儿”、“男伢儿”“小伢儿”“搞搞儿”、“闹架儿”、“麻雀儿”、“小鱼儿”、“头儿”、“脑儿”、“毛竹杆儿”、“刨黄瓜儿”、“雨花儿”、“盐花儿”，等等等等。可以这么说，儿化音几乎形成了杭州话中的一大亮点、趣点和特色。
还有，杭州话中有大量的带“鬼”的词汇和句子。如“老酒鬼”、“磕充鬼”、“撩鬼儿”、“小器鬼儿”、“鬼竿儿”、“晦气鬼”等等。
杭州人传统的语言习惯中，有时还爱用重叠词。如：“幽幽交”、“慢慢交”、“好好交”等。
杭州话除了以上述及的有较多带“儿”带“鬼”的词与词汇，和较多重叠词等特点之外，还有词汇的一词多义、一字多音等特色。比如“我们”这个词汇，杭州话中有两层意思，其一，含义跟普通话相同（按字面去理解）；其二，我们的“们”作“的”用。例如“我们姆妈”、“我们老婆”、“我们屋里”等，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我的妈妈”、“我的老婆”、“我的家里”。（如果不加解释，别的倒没啥大不了，“我们老婆”就会让外地人产生误会：怎么杭州人除了共享单车，还有“共享”老婆？）。
其实，在杭州州话中剔除真正的方言部分（以及文白异读的字与词），大部分的词与词汇，乃至句子的发音都与普通话相似、相近的。甚至，少数词汇发音也几乎一摸一样的。比如“人民”、“国家”、“报纸”、“香蕉”、“人大”、“股票”等等。因此，解放初国家在拟定我们中国的官方语言的时候，杭州话也曾被提名作为备选的语种之一。
最后，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愿与同好者交流切磋。倘若，发现笔者在对杭州方言的“翻译”(成普通话)时，有差错或有谬误之处，还望指正——如：词义解释、文字书写、出典的由来等等。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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