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都存在奇装异服的现象,成因各有差别,但大致都是人追求自由和社会要求秩序之间发生了冲突。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对奇装异服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和接受尺度。
东周“礼崩乐坏”,出现奇装异服
目前所记载的奇装异服现象,几乎都是在东周以后发生的。
周王朝有《周礼》来规范国家体制和个体行为,曾经有过近四百年的稳定期。在那个时代,《周礼》确实是先进的,但其所倡导的格式化生活,也会逐渐变成对人性的束缚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于是在各种力量的碰撞消长中,服装层面也上演了一场“礼崩乐坏”的大戏。
从春秋到战国,一连串的人物以挑战的姿态出现了。比如齐桓公,不以周王朝的红色为尊,毫无顾忌地带动紫服潮流;比如老子,对《周礼》所倡导的堂皇、尊贵、繁复进行了观念上的颠覆,直言“圣人被褐怀玉”。
那个年代,齐灵公的宫女女扮男装,齐景公身穿奇装异服,郑公子子臧头戴鹬冠,孔门弟子子路年轻的时候也戴雄鸡冠,楚国大夫屈原甚至自称一辈子喜欢“奇服”。荀子在《荀子·非相》中提到:“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儇子指的是轻薄巧慧的男子,可见当时确有很多男子追求一种细腻柔弱的审美。
奇装异服的问题似乎出在奇异二字:所谓奇,就是没见过的;所谓异,就是跟大多数不同。中国古人的看法却颇为犀利,把奇装异服定义成了政治和天道的叛逆者,于是,如下三种服装会被视作奇装异服。
第一,违背了制度和规定。古代服装等级森严,上级可以向下兼容,但下级绝不能穿上级的服装,否则就是僭越。这种等级表现在款式、色彩、材质、花纹、数量、工艺等各个方面。除等级之外,还有其他关于场合、职业、时辰的复杂规定,如有违背,则视为奇服。《礼记·王制》中规定“作异服者,杀”,足见奇装异服的影响日渐强大,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
第二,男女错乱的服装。阴阳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深刻的理论,凡事都会按阴阳进行分析。比如,男为阳女为阴,就是最典型、最概括、最本质的描述;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才是正确和谐的状态。因此,女扮男装或者男扮女装,除了特殊情境,都会被视为奇装异服。虽然这样的装扮不是杀头的罪过,但社会的态度普遍是否定的。
第三,引发灾难的服装。五行与阴阳一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样具有解释一切的功能。在五行当中,木是大地的外观,所以与人的服装对应。汉代文献《洪范五行志》中说:“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意思是,帝王如果态度不恭敬,外表不端庄,就犯了狂妄的罪过,将会受到大雨连绵的惩罚,后果会很严重,社会上就会有奇装异服等问题出现。服妖,既可做奇装异服的别称,也可指其背后的神秘力量。
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
虽然奇装异服每个朝代都有,但整个时代都引为典型特征的,当数魏晋。
魏晋是从曹操家族开始的,他们的装束也算是魏晋风度的开篇。在《曹瞒传》中,曹操是这样一种形象:“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曹操身披轻纱,带着个小包,里面装着手帕和细软。很难想象一代枭雄曹操,居然有如此细腻的一面。
有这样的父亲,接下来又有了这样的儿子。《三国志·魏略》中这样描写曹植:“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曹植为了接待客人,令侍从取水过来洗澡,敷粉,粉面出镜。有这样的儿子,接下来又有了这样的孙子。《晋书·志第十七章》:“魏明帝著绣帽,披缥纨半袖,常以见直臣杨阜,谏曰:‘此礼何法服邪!’帝默然。”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戴着织绣的帽子,披着淡青色薄绸半臂,以这样的装束接见大臣杨阜。杨阜嘴直,当面提了意见:这是依照什么礼法的服装呀!魏明帝默然无语。
除了皇族,文人雅士也是引领潮流的力量。“竹林七贤”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物,这群人似乎不屑于参与政治,服装也表现出挑战常规的怪异。他们当中有人袒胸露臂,有人头簪鲜花,也有人散发赤足,这种“粗服乱头”即使在现代恐怕也很难被普遍接受,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然而不管遭到多少人的唾骂,他们依然如此逍遥,全然不把正统思想宣扬的礼俗放在眼里。
有人说魏晋人物是垮掉的一代,也有人说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不管如何评价,这种现象的形成一定有相应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混乱时期。作为个体的人安全感极低,可以说无论什么都只是短暂的存在,没有长久的意义。既然没有长久打算,眼前的舒适就变得尤为重要。所以人们不想再受礼制约束去穿衣戴帽,服装自然会变得随心所欲。
在这种局面下,为了摆脱生命的苦难,一定会有人做超越现实的思考,玄学便应运而生。魏晋名士崇尚清谈,追求玄妙境界,讲究的穿着反而会对纯真的境界造成干扰。外在越不作修饰,内在的深刻越容易彰显,返璞才能归真。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都有能力追求玄学境界,人类对自身美的关注是一种本能。此前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人本身要让位于天地并受礼教约束。到了三国,人们对自身美的追求逐渐得到放大,进入魏晋则到了热情迸发的时代。妆容服饰受到极大的重视,涂脂抹粉,服装华美,很多男人把自己变得细皮嫩肉,皮肤吹弹可破。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妆容服饰,堪称一个“媚”字。
宋朝开始,“服妖”的故事越来越多
魏晋时期奇装异服的故事虽然多,但人们并没有将其归结为服妖。而从宋朝开始,出现重大社会问题,经常会把服妖作为一种说辞。
给宋人心中留下难以治愈的伤痛的靖康之耻,就被认为和服妖有关。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到,在靖康初年,京城里的女人流行穿一种服装,首饰和花纹体现四季,桃花、荷花、菊花、梅花等各色生香,构成了一年的风景,名为“一年景”。陆游写道:“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意思是,“一年景”服装是不祥之兆,所以靖康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
两宋之际,金人南下,朝廷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就会追求在短期内享乐。而从朝廷角度,指责“服妖”,进可以借机整顿社会风气,退则可以作为借口,推卸责任。之后的文人也经常用这样的思路来解释社会现象。
在清朝,官贵子弟流行过乞丐装。近代文人李孟符在京城亲眼见识了一个少年行乞。这位少年面色黧黑(黑里透黄),袒裼赤足(敞开上衣赤着脚);下身仅着一犊鼻裤——就是司马相如穿过的那种大裤衩,长度还不到膝盖,又脏又黑,破破烂烂,几无法遮羞;脚上穿着破旧的草鞋。看这少年的装扮应该是位丐帮弟子,但他身边有好多随从,其中竟然还有戴三品冠帽的人。等这位少年玩够之后洗了一把脸,露出“白如冠玉”的本色,原来是某王府的贝勒。原来,乞丐装在京城贵人中广为流行。后来经过庚子之乱,李孟符顿悟,原来这种服妖是神州陆沉之兆。
其实李孟符说得没错,乞丐打扮确实是清王朝将要覆灭的预兆,只是跟妖魔鬼怪没有关系。任何时尚的流行,都有背后的社会心理支持。
往前一步可能是时尚,懂时尚就是懂人心
古代一出现奇装异服,往往遭到诟病,但如果我们以现代的理念,去指责古人压制人性,也是武断的。祖先在那个年代,需要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传统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曾经帮助过祖先的生活。
第一,古代没有报纸、电视和网络,官员长什么样子,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所以需要一些外在的标志来说明身份和级别,服装就是标志之一。
第二,古代战争频发,当外敌侵入,穿同样服装的人自然会聚集在一起,团结对敌,如果混穿,且不说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恐怕连眼前的敌我都分不清楚。
第三,古人衣着宽大,如男扮女装,可能看不出性别。历史上的确发生过男扮女装,以教良家女子针线活为幌子进而性侵的案件。《旧唐书·李密传》也记载过效忠李密的王伯当带领数十人,穿着女性装束,藏刀裙下,诈称是军士的妻妾,混入城门后突然下手,占领了县城。
但不可否认,很多服装时尚是从奇装异服开始的,时尚之初,往往会被诟病为奇装异服。明代莲花大师所著的《竹窗随笔》当中谈到了时尚一词,与现代的意义基本相通——“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时尚在形成之初,往往是一个人的事情,但这个人不小心做对了,唤醒了普遍存在的渴望,于是大众纷纷响应,成为潮流。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变了中国军服,在推行之前遭遇强烈反对,但是后来得到了多国的响应,引发了大面积的军服改革。袁绍戴缣巾,因为不符合官服制度而遭人非议,但没有他的这一举动,也就没有后来的羽扇纶巾、东坡巾子,中国历史不知道会因此少了多少精彩的事和精彩的人。
一种奇装异服诞生之初,的确看不清楚将来会演变成什么,也许能美化生活成为流行时尚,最终被凝结进传统,也许昙花一现之后被历史遗忘,甚至还败坏了社会风气。我们需要对所谓奇装异服有适度的包容,不然虽然败坏的危险减少了,但创新的机会也就失去了。
奇装异服的出现,是人心变化的信号,有成为时尚的可能;而一种时尚之所以存在,少不了其背后无数人的支持。所以,时尚是了解人心的钥匙,懂时尚就是懂人心。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李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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