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40年，面临公孙鞅率领的秦军，曾经的战国头号选手魏国大败，被迫让出了60多年前从秦国夺来的河西之地；而在前一年，庞涓在马陵被齐国田忌、孙膑设计逼死，魏国太子申被俘，曾经傲视天下的魏武卒一败涂地。
这两件事，标志着战国的势力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的老大魏国从此一蹶不振，从威风八面的刀俎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改头换面的秦国则突破了压制，开始了自己的征伐天下之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国初期，秦国的崛起史，也就是魏国的衰落史；如果魏国持续强大，也就没秦国什么事了。但魏国的衰落，并不单单与秦国有关，是地缘政治格局先天缺陷的情况下，国家对外战略混乱、对内体制落后的必然产物。
从爬上巅峰到跌下神坛，魏国只用了三代君主。
一、魏文侯时期：条件得天独厚、内外战略清晰，魏国雄踞中原
公元前403年，曾经的中原巨无霸晋国被一分为三。但是，最大的诸侯国分裂了，并没有使霸权旁落，魏文侯领导的魏国，强势接过了这一权杖。魏国的强大，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天生优势-魏国分到了晋国最有油水的地盘。
分晋之初，三家的地盘格局大致如下:
赵国占据了晋国北部的区域，大概相当于今天河北省西北部、山西省东北部以及太原盆地，往北与游牧的少族民族相接。
韩国，占据了原晋国的南部疆域。它的领土分为南北两块，与魏国的领土交错，北边的是战略要地上党地区（山西省东南部），相对南的部分位于今天的河南北部地区，西临崤山、东接齐鲁，地理位置显要。
魏国，则位于原晋国的中部，分为三大块，西边的区域是今天的山西西南部，西邻关中河西之地（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这里是晋国的统治中心，主要的城市富庶、发达而又固若金汤。东边的区域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北部以及河北部分，这里是中原的核心区，沃野千里，土地肥沃，源源不断提供的各类物产，是过去几百年间晋国屹立不倒的经济基石。
物质基础有了，刚好当时的魏国国君魏文侯又是一位雄才大略之主。
其二，魏国首任君主魏文侯魏斯，是魏国历史上的最佳领导人，甚至可以角逐战国上半期的天下最佳大佬。
魏国所在的地缘政治非常微妙：三晋地处华夏大地的中央，西边是强秦，北面是游牧民族，东边是燕、齐两大诸侯，南边则是巨无霸楚国，三家所处的位置，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如果他们内部起了冲突，周围的邻国借机发难，三晋即使有再厚的家底也会吃不消。
魏文侯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他及时遏止了韩、赵内斗的苗头：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其后，三国协同对外扩张，赵国的目标是中山国以及北边的游牧民族；魏国除了一起削弱中山，还把火力对准了西边的秦国，依托抢来的河西之地将其压制在关中；韩国则拉上赵、魏帮忙主动挑衅南边的楚国。一时间，“天下苦魏久矣”。
同时，魏文侯任用李悝推行了战国首个法家色彩的变法，解放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改革军制，任用吴起打造了魏武卒，并建立起军功制度；还打破传统贵族政治，大量起用各阶层人才，吴起、李克、翟璜、西门豹、魏成、乐羊（乐毅之父）等名臣辈出，政治、军事、思想等各个领域均人才济济，支撑着魏国在各诸侯国中一骑绝尘。
在公元前387年，魏文侯去世，太子魏击继位，是为魏武侯。巧合的是，韩、赵两国的国君也在这一年产生了更迭，三晋的情况逐渐起了变化。
二、魏武侯时期：被意外打断的对外战略探索
魏武侯掌权的十余年中，魏国虽然仍位居一线强国之列，但对内贵族政治逐渐复辟，吴起被逼至楚国，成了魏国人才的最大损失；对外多线出击，一方面借机强化对赵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不断打压东方的强邻齐国：
公元前386年，赵国的公子赵朝政变未遂，逃到魏国，并请求魏武侯帮他夺权。魏武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全面控制赵国。公元前383年，魏军在兔台击败了赵军。（兔台是地名，河北境内。）
接下来，魏国集中火力针对齐国：
公元前380年，魏国东边的齐国向北攻打燕国，并且占领了桑丘（山东兖州）。邻国的扩张，引起了三晋的警惕，他们迅速联合出兵，在桑丘击败了齐军。
公元前378年，趁着年轻的齐威王刚继位，政权不稳，三晋再次联合进攻齐国，这回打到了灵丘（山东高唐县附近）。
公元前373年，齐国再次与燕国爆发了战争，这一次燕国占据了上风。为了进一步削弱齐国，魏国落井下石又对其踩了一脚。
公元前372年，在北蔺（山东临沂附近），赵国又一次被魏国胖揍。
然而，魏武侯的战略探索被他自己意外打断，魏国甚至因此面临了被兵临城下的危机。
在公元前371年，雄心勃勃的魏武侯突然去世，要命的是，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册立太子！于是轰轰烈烈的国君宝座的争夺战开始了，主角是他的儿子魏罃（同“罂”）和权臣公孙缓，魏国就此陷入了内乱，这一乱就是两年。然而即使在这期间，魏国仍抽空在公元前370年又一次修理了赵国。
到了公元前369年，一直与魏国保持着表面上和谐的韩国联合赵国共同攻魏。两国一路势如破竹，在击败魏军主力后，包围了其都城安邑。
魏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戏剧的一幕发生了。对于如何处理魏国，韩、赵发生了争执，最后两家一拍两散、各自撤兵，魏国绝境逢生。接下来，魏罃终于除掉了公孙缓，如愿坐上了国君的宝座，他就是魏惠王。
然而，自这之后，魏国与韩、赵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三晋不团结，这一周边强国梦寐以求的局面终于变成了现实。
三、魏惠王前期:遭四面围攻，却仍然打不醒战略混乱的魏国君臣
刚刚结束内乱的魏国、互为仇敌的三晋，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周边的列强岂会坐视不理？
（一）齐国和秦国一东一西，开始对魏国进行夹击。
公元前368年，齐军占领了魏国的观津（河北武邑县）；两年后，西边卧薪尝胆数十年的秦国，终于再次东进。共同与秦国接壤的魏、韩这次选择了合作应对。然而，两国的联军仍被秦军击败。
公元前364年，秦军卷土重来。这一次，赵国也和魏国暂时抛开恩怨，三晋联合上阵。但是三国联军再度失利，在石门（山西运城附近）这个地方，三晋联军被秦军斩首六万人。（主要原因在于，此时魏军的主力正在东面应对齐、宋等国。）
在三晋及时战略调整后，其后的一年，见好就收的秦国并没有再次东出。
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魏惠王并没有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性。
到了公元前362年，为了报当年被围城之仇，稍微缓过神来的魏国与韩、赵两国开战，并在浍河（河南境内）旁击败了两国联军。
而秦国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秦军在少梁（陕西韩城）战胜魏军，并俘虏了魏军统帅、国相公叔痤。然而，秦国也只能说是惨胜，不仅损兵折将，连国君秦献公也在战斗中负了伤，不久后死去。
从公元前366年到现在，五年间，秦国与四面受敌的魏国作战多次，魏国虽然连续战败，但实力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伤。秦国则不同，每次作战，都几乎倾全国之力，堪称伤筋动骨。少梁之战，更是搭上了国君的性命。双方对物力、人力巨大消耗的承受力，反映的是国力的差距。
（二）面对重重危机，魏国仍继续犯混
少梁之战后，秦国君臣对两国全方位的差距有了清醒的认识。公元前362年，21岁的秦孝公继位后，释放了公叔痤，并在第二年发布了招贤令。而公叔痤手下的侍从官公孙鞅，由于入不了魏惠王的法眼，果断入秦，由此拉开了秦国变法的序幕。
公元前358年，也就是商鞅变法的第二年，秦国出击打败韩国。眼见秦国的势头越来越猛，魏国再次调整外交政策。在公元前357年，魏国与韩国会盟和好；在公元前355年，魏惠王又与齐威王会盟。
现在已经实现了往南和和好韩国、往东安抚齐国的战略目标，然而魏惠王却首先计划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寄希望于拿下赵国。双方实力悬殊，在一代名将庞涓的带领下，魏军长驱直入，很快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
周边的大国可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楚国首先派兵支援赵国；第二年，齐国背弃了曾经的会盟，被庞涓从魏国逼到齐国的孙膑，以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术，在桂陵（河南长垣）击败回师的魏军。
（三）被秦国逼出来的临时战略调整
公元前352年，想落井下石的秦军再次卷土重来；同时，其他诸侯国也不满魏国占领了邯郸，纠集了一批“正义之师”，打着替赵国“鸣不平”的旗号，对魏国饱以老拳。好在魏国人多、钱多、物资多，四面招架，倒也暂时能撑住。
在公元前351年，当公孙鞅占领固阳后，魏国终于意识到了秦国的危险性：这样下去，保不准河西之地要丢了。魏惠王终于改变战略，他决定将对外战略调整为：稳定三晋，集中攻秦。
第一步，修复与赵国的关系。在把邯郸归还给赵国之后，双方临着漳河宣誓重修盟好。通过这一举动，魏国暂时解除了与东边其他诸侯国的冲突。
第二步，集中力量对付秦国。在魏国强大国力的重压之下，秦国很快就感觉吃力，双方国君在公元前350年会面，秦国归还了这些年占领的魏国土地，双方暂时得以喘息。
四、各自休养了十年后，再度战略错误的魏国被齐、秦联手一击致命
秦国再次认识到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在公元前350年开展了第二阶段的变法。而魏国在经过这一番的折腾后，也受伤不轻，采取了对外稳定大国关系、对内恢复国力的国策。
经过十年的恢复，在公元前341年，魏国率先开展了行动。这次的目标是韩国，魏军统帅还是庞涓。深有自知之明的韩国第一时间选择了向齐国寻求支援。
在韩、魏相持之际，早已准备好的齐国大军披挂出征，配置和12年前围魏救赵那次一样，主将田忌、军师孙膑；战术也还是老一套，这回是“围魏救韩”，目标还是魏国都城安邑。
庞涓获悉，立马带领队伍回师，在齐军后面紧追不舍。而魏惠王在上次吃了大亏后，这次也非常重视，安排太子魏申亲自带领迎击，魏军这回准备来一招前后夹击。
然而，中了孙膑减灶之计的庞涓，在马陵（河南省大名县）进入了齐军的包围圈，眼见大势已去，他举剑自刎；而齐军则趁胜长驱直入，击败从安邑赶来迎击的魏军，魏申也被俘虏。
此战后，魏国元气大伤，而齐国则如日中天，以往那些依附魏国的小诸侯国纷纷转向齐国的怀抱。
趁你病要你命，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秦军在公孙鞅的亲自带领下，一举夺回魏国占领了近60年的河西之地。与此同时，齐国又与赵国联合，从东、北入侵魏国。
连续的大败，并且还失去了河西—这个西部的屏障与粮仓，魏国这回是真的伤筋动骨了。更要命的是，此时的周边形势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部的秦国已经真正崛起，称为了中原各国的噩梦；东部靠海的齐国实力已经恢复，并且携重创魏国之声威，风头一时无两；南部的巨无霸楚国已积蓄力量多时，跃跃欲试欲图逐鹿中原；北边的赵国、身边的韩国，曾经互为屏障的战友，现在已经反目成仇，站在了齐国一边。
因此，公元前340年，可以被视为战国前半期格局改变的分水岭。此后，魏国彻底与战国强国的身份无缘，面临着周边强国尤其是秦国的不断蚕食，曾经殷实的家底被逐渐消耗殆尽，一步步迈入了深渊。在这一超级大国倒下后，天下大势进入了秦、齐、楚三国博弈的新时代，并最终步入了被秦国掌控的节奏。
结语
魏国，这个国土不大但在战国初期富强无比的巨头，其快速的陨落轨迹令人叹息。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四战之国好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对外极难有效扩张。
魏国地处中原核心区，北面是出自同源的赵国，南边是与其交错的韩国以及更南一点的庞大楚国，西边是虎狼之国秦国，东边是枝大根深的传统强国齐国。用公孙鞅的观点来说，魏国这是标准的“四战之国”，即四面都与他国接壤的国家。这种地理特点的国家本身就占据战略劣势，如果轻易对周边动武，必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出自《商君书》）:
四战之国贵守战...四战之国好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兴四军，故曰国危。
因此，魏文侯当政期间，为了避免四面受敌局面的出现，采取了层次分明的对外政策，可以总结为“拉一批、打一批”：
拉一批。团结同为三晋的赵、韩两国，与齐国保持大体的友好关系（两国在公元前390年爆发过一次战争，但其后和好），基本消除了南、北、东三面的威胁。
打一批。集中力量西进、北上，占领了富饶险要的河西之地后，成功的将秦国压制回崤山以西，并与战国联手从中山国攻城略地。此外，三晋还协同讨伐楚国，压制了对方北上企图。
公元前387年魏武侯即位之后，魏国对外政策逐渐改变，往北与赵国、往东与齐国之间摩擦不断，经常大打出手。
魏武侯这种做法，可以视为魏国战略扩张的尝试，若往北首先拿下实力弱小的赵国，魏国可以雄踞北方，减弱四面受敌的窘境。
然而人算并不如天算，对外还未实现重大战略胜利、对内还没来得及册立继承人，魏武侯就与世长辞，国内因此陷入了混乱。虽然戏剧性的撑过了这个危机，但魏惠王上台后，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局面：
利益的冲突，导致魏国与赵国、韩国的关系已彻底恶化，曾经令其他诸侯望而生畏的三晋联盟不复存在；
齐国在齐威王的领导下也日渐强盛，在往日的仇恨与现实的利益双重驱动下，正静静的等待魏国露出破绽；
更可怕的是西边的秦国，由于不甘心魏国数十年的压制，正虎视眈眈的意图东出。
后来的历史证明，魏惠王并没有准确认识到上述局面的严重性，或者说虽然认识到了，但对本国的实力太有自信，继续沿着四面出战的道路狂奔不止，甚至还将公孙鞅这样的人才拱手送给困兽一般的秦国，最终养成了改头换面的虎狼强秦。
第二，自魏文侯以后，魏国没意识到人才的重要，逐渐把自己变成了各国人才的运输大队长。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魏国在初期的强大，在于充分发挥了其人才优势。
从春秋时期起，中原的晋国以其周天子本家的身份、强大富饶的实力，源源不断吸引了各诸侯国人才；三家分晋后，魏国继承了这一衣钵。比如吴起、公孙鞅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卫国顶级人才，都选择了投奔魏国，这颇有些二战后各国人才趋之若鹜选择美国的意思。
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自魏文侯以后，魏国的贵族政治复辟，娶了公主的公叔痤霸占国相之位，逼走吴起、没有尽早使用公孙鞅，给魏国带来了巨大人才损失。
而这些人才在投奔他国后，为了施展自己的才华，结合他们对魏国的了解，都会回头拿这个曾经让自己屈才的老东家开刀，从魏惠王开始，这已成了规律:
令秦国脱胎换骨的公孙鞅（即商鞅），是从魏国投奔秦国的；
通过两次大战把魏国打下神坛的齐国智囊孙膑，是被魏国大将庞涓逼到齐国的。
而在被秦国和齐国打废后，魏惠王仍旧没能改变国内的政坛形势，魏国继续当着人才运输大队长的角色：
帮助秦国连横东方六国，玩弄天下于股掌的张仪，是魏国人；
帮助燕昭王将齐国几乎灭国的乐毅，出自魏国；
帮助秦昭襄王驱逐外戚、远交近攻的范雎，还是魏国人……
“魏国是天下人才的摇篮”，这句话绝非笑谈。整个战国时期，只有魏文侯当政期间，魏国才真正有效发挥了自身在人才储备方面的资源。
而战国的竞争，是治国思想与制度的比拼，说到底就是人才争夺的博弈。魏国率先开展李悝变法，并由吴起建立魏武卒，这算是起了个大早；但后来基本上在吃这个老底，贵族政治的倾轧，不断的逼走顶级人才，称得上赶了个晚集。
总之，魏国的沦落与秦国的崛起，首先是由于地理位置决定的国战战略决定，其次是被人才制度所左右。曾经被魏国压制的秦国后发先至，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充分使用来自魏国的政治家、权谋家，保持了制度上的彻底改革、战略战术上的不断更新，最终实现了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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