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40年,面临公孙鞅率领的秦军,曾经的战国头号选手魏国大败,被迫让出了60多年前从秦国夺来的河西之地;而在前一年,庞涓在马陵被齐国田忌、孙膑设计逼死,魏国太子申被俘,曾经傲视天下的魏武卒一败涂地。
这两件事,标志着战国的势力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的老大魏国从此一蹶不振,从威风八面的刀俎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改头换面的秦国则突破了压制,开始了自己的征伐天下之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国初期,秦国的崛起史,也就是魏国的衰落史;如果魏国持续强大,也就没秦国什么事了。但魏国的衰落,并不单单与秦国有关,是地缘政治格局先天缺陷的情况下,国家对外战略混乱、对内体制落后的必然产物。
从爬上巅峰到跌下神坛,魏国只用了三代君主。
一、魏文侯时期:条件得天独厚、内外战略清晰,魏国雄踞中原
公元前403年,曾经的中原巨无霸晋国被一分为三。但是,最大的诸侯国分裂了,并没有使霸权旁落,魏文侯领导的魏国,强势接过了这一权杖。魏国的强大,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天生优势-魏国分到了晋国最有油水的地盘。
分晋之初,三家的地盘格局大致如下:
赵国占据了晋国北部的区域,大概相当于今天河北省西北部、山西省东北部以及太原盆地,往北与游牧的少族民族相接。
韩国,占据了原晋国的南部疆域。它的领土分为南北两块,与魏国的领土交错,北边的是战略要地上党地区(山西省东南部),相对南的部分位于今天的河南北部地区,西临崤山、东接齐鲁,地理位置显要。
魏国,则位于原晋国的中部,分为三大块,西边的区域是今天的山西西南部,西邻关中河西之地(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这里是晋国的统治中心,主要的城市富庶、发达而又固若金汤。东边的区域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北部以及河北部分,这里是中原的核心区,沃野千里,土地肥沃,源源不断提供的各类物产,是过去几百年间晋国屹立不倒的经济基石。
物质基础有了,刚好当时的魏国国君魏文侯又是一位雄才大略之主。
其二,魏国首任君主魏文侯魏斯,是魏国历史上的最佳领导人,甚至可以角逐战国上半期的天下最佳大佬。
魏国所在的地缘政治非常微妙:三晋地处华夏大地的中央,西边是强秦,北面是游牧民族,东边是燕、齐两大诸侯,南边则是巨无霸楚国,三家所处的位置,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如果他们内部起了冲突,周围的邻国借机发难,三晋即使有再厚的家底也会吃不消。
魏文侯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他及时遏止了韩、赵内斗的苗头: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其后,三国协同对外扩张,赵国的目标是中山国以及北边的游牧民族;魏国除了一起削弱中山,还把火力对准了西边的秦国,依托抢来的河西之地将其压制在关中;韩国则拉上赵、魏帮忙主动挑衅南边的楚国。一时间,“天下苦魏久矣”。
同时,魏文侯任用李悝推行了战国首个法家色彩的变法,解放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改革军制,任用吴起打造了魏武卒,并建立起军功制度;还打破传统贵族政治,大量起用各阶层人才,吴起、李克、翟璜、西门豹、魏成、乐羊(乐毅之父)等名臣辈出,政治、军事、思想等各个领域均人才济济,支撑着魏国在各诸侯国中一骑绝尘。
在公元前387年,魏文侯去世,太子魏击继位,是为魏武侯。巧合的是,韩、赵两国的国君也在这一年产生了更迭,三晋的情况逐渐起了变化。
二、魏武侯时期:被意外打断的对外战略探索
魏武侯掌权的十余年中,魏国虽然仍位居一线强国之列,但对内贵族政治逐渐复辟,吴起被逼至楚国,成了魏国人才的最大损失;对外多线出击,一方面借机强化对赵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不断打压东方的强邻齐国:
公元前386年,赵国的公子赵朝政变未遂,逃到魏国,并请求魏武侯帮他夺权。魏武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全面控制赵国。公元前383年,魏军在兔台击败了赵军。(兔台是地名,河北境内。)
接下来,魏国集中火力针对齐国:
公元前380年,魏国东边的齐国向北攻打燕国,并且占领了桑丘(山东兖州)。邻国的扩张,引起了三晋的警惕,他们迅速联合出兵,在桑丘击败了齐军。
公元前378年,趁着年轻的齐威王刚继位,政权不稳,三晋再次联合进攻齐国,这回打到了灵丘(山东高唐县附近)。
公元前373年,齐国再次与燕国爆发了战争,这一次燕国占据了上风。为了进一步削弱齐国,魏国落井下石又对其踩了一脚。
公元前372年,在北蔺(山东临沂附近),赵国又一次被魏国胖揍。
然而,魏武侯的战略探索被他自己意外打断,魏国甚至因此面临了被兵临城下的危机。
在公元前371年,雄心勃勃的魏武侯突然去世,要命的是,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册立太子!于是轰轰烈烈的国君宝座的争夺战开始了,主角是他的儿子魏罃(同“罂”)和权臣公孙缓,魏国就此陷入了内乱,这一乱就是两年。然而即使在这期间,魏国仍抽空在公元前370年又一次修理了赵国。
到了公元前369年,一直与魏国保持着表面上和谐的韩国联合赵国共同攻魏。两国一路势如破竹,在击败魏军主力后,包围了其都城安邑。
魏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戏剧的一幕发生了。对于如何处理魏国,韩、赵发生了争执,最后两家一拍两散、各自撤兵,魏国绝境逢生。接下来,魏罃终于除掉了公孙缓,如愿坐上了国君的宝座,他就是魏惠王。
然而,自这之后,魏国与韩、赵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三晋不团结,这一周边强国梦寐以求的局面终于变成了现实。
三、魏惠王前期:遭四面围攻,却仍然打不醒战略混乱的魏国君臣
刚刚结束内乱的魏国、互为仇敌的三晋,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周边的列强岂会坐视不理?
(一)齐国和秦国一东一西,开始对魏国进行夹击。
公元前368年,齐军占领了魏国的观津(河北武邑县);两年后,西边卧薪尝胆数十年的秦国,终于再次东进。共同与秦国接壤的魏、韩这次选择了合作应对。然而,两国的联军仍被秦军击败。
公元前364年,秦军卷土重来。这一次,赵国也和魏国暂时抛开恩怨,三晋联合上阵。但是三国联军再度失利,在石门(山西运城附近)这个地方,三晋联军被秦军斩首六万人。(主要原因在于,此时魏军的主力正在东面应对齐、宋等国。)
在三晋及时战略调整后,其后的一年,见好就收的秦国并没有再次东出。
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魏惠王并没有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性。
到了公元前362年,为了报当年被围城之仇,稍微缓过神来的魏国与韩、赵两国开战,并在浍河(河南境内)旁击败了两国联军。
而秦国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秦军在少梁(陕西韩城)战胜魏军,并俘虏了魏军统帅、国相公叔痤。然而,秦国也只能说是惨胜,不仅损兵折将,连国君秦献公也在战斗中负了伤,不久后死去。
从公元前366年到现在,五年间,秦国与四面受敌的魏国作战多次,魏国虽然连续战败,但实力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伤。秦国则不同,每次作战,都几乎倾全国之力,堪称伤筋动骨。少梁之战,更是搭上了国君的性命。双方对物力、人力巨大消耗的承受力,反映的是国力的差距。
(二)面对重重危机,魏国仍继续犯混
少梁之战后,秦国君臣对两国全方位的差距有了清醒的认识。公元前362年,21岁的秦孝公继位后,释放了公叔痤,并在第二年发布了招贤令。而公叔痤手下的侍从官公孙鞅,由于入不了魏惠王的法眼,果断入秦,由此拉开了秦国变法的序幕。
公元前358年,也就是商鞅变法的第二年,秦国出击打败韩国。眼见秦国的势头越来越猛,魏国再次调整外交政策。在公元前357年,魏国与韩国会盟和好;在公元前355年,魏惠王又与齐威王会盟。
现在已经实现了往南和和好韩国、往东安抚齐国的战略目标,然而魏惠王却首先计划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寄希望于拿下赵国。双方实力悬殊,在一代名将庞涓的带领下,魏军长驱直入,很快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
周边的大国可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楚国首先派兵支援赵国;第二年,齐国背弃了曾经的会盟,被庞涓从魏国逼到齐国的孙膑,以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术,在桂陵(河南长垣)击败回师的魏军。
(三)被秦国逼出来的临时战略调整
公元前352年,想落井下石的秦军再次卷土重来;同时,其他诸侯国也不满魏国占领了邯郸,纠集了一批“正义之师”,打着替赵国“鸣不平”的旗号,对魏国饱以老拳。好在魏国人多、钱多、物资多,四面招架,倒也暂时能撑住。
在公元前351年,当公孙鞅占领固阳后,魏国终于意识到了秦国的危险性:这样下去,保不准河西之地要丢了。魏惠王终于改变战略,他决定将对外战略调整为:稳定三晋,集中攻秦。
第一步,修复与赵国的关系。在把邯郸归还给赵国之后,双方临着漳河宣誓重修盟好。通过这一举动,魏国暂时解除了与东边其他诸侯国的冲突。
第二步,集中力量对付秦国。在魏国强大国力的重压之下,秦国很快就感觉吃力,双方国君在公元前350年会面,秦国归还了这些年占领的魏国土地,双方暂时得以喘息。
四、各自休养了十年后,再度战略错误的魏国被齐、秦联手一击致命
秦国再次认识到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在公元前350年开展了第二阶段的变法。而魏国在经过这一番的折腾后,也受伤不轻,采取了对外稳定大国关系、对内恢复国力的国策。
经过十年的恢复,在公元前341年,魏国率先开展了行动。这次的目标是韩国,魏军统帅还是庞涓。深有自知之明的韩国第一时间选择了向齐国寻求支援。
在韩、魏相持之际,早已准备好的齐国大军披挂出征,配置和12年前围魏救赵那次一样,主将田忌、军师孙膑;战术也还是老一套,这回是“围魏救韩”,目标还是魏国都城安邑。
庞涓获悉,立马带领队伍回师,在齐军后面紧追不舍。而魏惠王在上次吃了大亏后,这次也非常重视,安排太子魏申亲自带领迎击,魏军这回准备来一招前后夹击。
然而,中了孙膑减灶之计的庞涓,在马陵(河南省大名县)进入了齐军的包围圈,眼见大势已去,他举剑自刎;而齐军则趁胜长驱直入,击败从安邑赶来迎击的魏军,魏申也被俘虏。
此战后,魏国元气大伤,而齐国则如日中天,以往那些依附魏国的小诸侯国纷纷转向齐国的怀抱。
趁你病要你命,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秦军在公孙鞅的亲自带领下,一举夺回魏国占领了近60年的河西之地。与此同时,齐国又与赵国联合,从东、北入侵魏国。
连续的大败,并且还失去了河西—这个西部的屏障与粮仓,魏国这回是真的伤筋动骨了。更要命的是,此时的周边形势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部的秦国已经真正崛起,称为了中原各国的噩梦;东部靠海的齐国实力已经恢复,并且携重创魏国之声威,风头一时无两;南部的巨无霸楚国已积蓄力量多时,跃跃欲试欲图逐鹿中原;北边的赵国、身边的韩国,曾经互为屏障的战友,现在已经反目成仇,站在了齐国一边。
因此,公元前340年,可以被视为战国前半期格局改变的分水岭。此后,魏国彻底与战国强国的身份无缘,面临着周边强国尤其是秦国的不断蚕食,曾经殷实的家底被逐渐消耗殆尽,一步步迈入了深渊。在这一超级大国倒下后,天下大势进入了秦、齐、楚三国博弈的新时代,并最终步入了被秦国掌控的节奏。
结语
魏国,这个国土不大但在战国初期富强无比的巨头,其快速的陨落轨迹令人叹息。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四战之国好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对外极难有效扩张。
魏国地处中原核心区,北面是出自同源的赵国,南边是与其交错的韩国以及更南一点的庞大楚国,西边是虎狼之国秦国,东边是枝大根深的传统强国齐国。用公孙鞅的观点来说,魏国这是标准的“四战之国”,即四面都与他国接壤的国家。这种地理特点的国家本身就占据战略劣势,如果轻易对周边动武,必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出自《商君书》):
四战之国贵守战...四战之国好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兴四军,故曰国危。
因此,魏文侯当政期间,为了避免四面受敌局面的出现,采取了层次分明的对外政策,可以总结为“拉一批、打一批”:
拉一批。团结同为三晋的赵、韩两国,与齐国保持大体的友好关系(两国在公元前390年爆发过一次战争,但其后和好),基本消除了南、北、东三面的威胁。
打一批。集中力量西进、北上,占领了富饶险要的河西之地后,成功的将秦国压制回崤山以西,并与战国联手从中山国攻城略地。此外,三晋还协同讨伐楚国,压制了对方北上企图。
公元前387年魏武侯即位之后,魏国对外政策逐渐改变,往北与赵国、往东与齐国之间摩擦不断,经常大打出手。
魏武侯这种做法,可以视为魏国战略扩张的尝试,若往北首先拿下实力弱小的赵国,魏国可以雄踞北方,减弱四面受敌的窘境。
然而人算并不如天算,对外还未实现重大战略胜利、对内还没来得及册立继承人,魏武侯就与世长辞,国内因此陷入了混乱。虽然戏剧性的撑过了这个危机,但魏惠王上台后,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局面:
利益的冲突,导致魏国与赵国、韩国的关系已彻底恶化,曾经令其他诸侯望而生畏的三晋联盟不复存在;
齐国在齐威王的领导下也日渐强盛,在往日的仇恨与现实的利益双重驱动下,正静静的等待魏国露出破绽;
更可怕的是西边的秦国,由于不甘心魏国数十年的压制,正虎视眈眈的意图东出。
后来的历史证明,魏惠王并没有准确认识到上述局面的严重性,或者说虽然认识到了,但对本国的实力太有自信,继续沿着四面出战的道路狂奔不止,甚至还将公孙鞅这样的人才拱手送给困兽一般的秦国,最终养成了改头换面的虎狼强秦。
第二,自魏文侯以后,魏国没意识到人才的重要,逐渐把自己变成了各国人才的运输大队长。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魏国在初期的强大,在于充分发挥了其人才优势。
从春秋时期起,中原的晋国以其周天子本家的身份、强大富饶的实力,源源不断吸引了各诸侯国人才;三家分晋后,魏国继承了这一衣钵。比如吴起、公孙鞅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卫国顶级人才,都选择了投奔魏国,这颇有些二战后各国人才趋之若鹜选择美国的意思。
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自魏文侯以后,魏国的贵族政治复辟,娶了公主的公叔痤霸占国相之位,逼走吴起、没有尽早使用公孙鞅,给魏国带来了巨大人才损失。
而这些人才在投奔他国后,为了施展自己的才华,结合他们对魏国的了解,都会回头拿这个曾经让自己屈才的老东家开刀,从魏惠王开始,这已成了规律:
令秦国脱胎换骨的公孙鞅(即商鞅),是从魏国投奔秦国的;
通过两次大战把魏国打下神坛的齐国智囊孙膑,是被魏国大将庞涓逼到齐国的。
而在被秦国和齐国打废后,魏惠王仍旧没能改变国内的政坛形势,魏国继续当着人才运输大队长的角色:
帮助秦国连横东方六国,玩弄天下于股掌的张仪,是魏国人;
帮助燕昭王将齐国几乎灭国的乐毅,出自魏国;
帮助秦昭襄王驱逐外戚、远交近攻的范雎,还是魏国人……
“魏国是天下人才的摇篮”,这句话绝非笑谈。整个战国时期,只有魏文侯当政期间,魏国才真正有效发挥了自身在人才储备方面的资源。
而战国的竞争,是治国思想与制度的比拼,说到底就是人才争夺的博弈。魏国率先开展李悝变法,并由吴起建立魏武卒,这算是起了个大早;但后来基本上在吃这个老底,贵族政治的倾轧,不断的逼走顶级人才,称得上赶了个晚集。
总之,魏国的沦落与秦国的崛起,首先是由于地理位置决定的国战战略决定,其次是被人才制度所左右。曾经被魏国压制的秦国后发先至,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充分使用来自魏国的政治家、权谋家,保持了制度上的彻底改革、战略战术上的不断更新,最终实现了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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