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图片来自互联网络
北京那么大，别说是肥东人，早先整个安徽也很少有人听说过北京还有个叫鲁谷的地方的，也不会有谁没事干，忽然想起来去刻意打听。今天，石景山区鲁谷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肥东人知晓，尤其是湖滨乡人。据一位夜间去检查外来人口暂住证的户籍警说：怎么又是湖滨人，你们湖滨人就有两千多了！
租住在鲁谷村的肥东人也托大，他们十分得意地告诉人家：鲁谷村又叫安徽村了。
现在的北京鲁谷，图片来自互联网络
一
每天下午五、六点钟，从北京城内坐地铁往西，还没到八宝山车站呢，车厢里的乡音就渐渐地多起来，典型的肥东话在外乡听时更让人忍俊不禁，越发可亲。从八宝山站出来，随着出来的三三两两，十有八、九是肥东人，他们刚刚收工回来，一边走着，一边相互询问近况，询问一日的行情或彼此都认识的某个熟人。走在鲁谷大街上，时不时地看到几个路人同站在临街房子前的人打招呼，不用细听就知道这是肥东人，乡音在这，面孔在这，若不是房屋不对，真让人怀疑是回到了故乡。
如果不是宽敞的马路和快便的地铁线路从村子前面经过，鲁谷村看起来和一般的农村也没多少差别，间隔不远的一个个小村落彼此相连，村落间也有农田。除了一块土地上正在兴建几栋商用写字楼外，整个村子里并没有其它高层建筑。楼房少，新建的房子也少，典型的四合院泛着灰色，一院挨着一院，一家连着一家。这里的本土居民已经不多，有时整个大院里住七、八个人，一两个是户主，其余的都是去北京打工的肥东人，有的院子里住的都是肥东人，房东只是偶尔来照应照应。
已经弄不清第一个住进鲁谷村的肥东人是谁，什么时候租住进去的。问过不少老乡，大多说近几年才去，有的是刚刚才去，也有是八十年代中期就租住到这里。鲁谷能受到在京肥东人的青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这里的位置适中，离北京市内不远不近，既有比市内便宜的房租，也有便利的交通，搭上公交车或地铁，十几分钟、几分钟就到市内。鲁谷村的原住居民大量涌入市内，留下许多空居处，也给这里形成外来群落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
或许是外来打工者的共同年龄特点，租住在鲁谷的肥东人年龄多不大，大多是年轻人，尤其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居多。他们往往是一个人在同村乡亲或外来亲友的引介下来到北京，来到鲁谷，再把家里的亲友带到鲁谷。整个鲁谷居住的肥东人不是亲，就是旧，说出转折关系来，大家原来都是认识的。
每个院子都住两、三拨人。有的是夫妻租住，有的是兄弟租住，有的是亲友租住，有的是同村乡亲租住，一间八、九平方米矮旧屋子，只够放一张大床，月租就要八、九十元，有时一张大床上能挤个三、四个人。
也有兄妹在一起租住。有一间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子租住着四个人，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个哥哥的未婚妻。屋子中间拉了道高高的布帘，妹妹和未过门的嫂子睡在帘子里面的床上，两个哥哥睡在帘子外面的沙发上。沙发是房东家的，已经很旧，白天坐人，晚上摊放下来，正好当床。
虽是北方，鲁谷的冬天可没有暖气，租住的肥东人就自己买煤生炉子，起个火倒也热气腾腾。夏天很少罩蚊帐，买几盘蚊香烧烧也就能将就睡下，夜里有“嗡嗡”的声音，多半是硬忍着不理会的，好在蚊子只能要咬几个包，还吃不掉人。
屋子小了点，倒也收拾得干净，有好心的房东一般每年都要刷一次墙壁，尽量让租住进去的人感觉好些。他们自己也弄几张画贴贴，再弄个炉子，弄个米桶，弄点锅碗瓢盆什么的，也还像个家的样子。
鲁谷的肥东人大多早出晚归。他们大清早就起来，弄点吃的，便匆忙搭车赶往市内上班，说一天的准普通话，晚上再回来讲地道的家乡话。中午一般都是在外面草草用餐，晚上才有时间回来认真做一顿。对于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烧饭、烧菜不是难事，腌菜却着实出了不少故事，他们多是年轻人，在家里时很少有人腌过菜。
1993年冬天，我去鲁谷，一位小时的伙伴笑着对我说，他听说他在顺义县做活的大哥和五弟腌了不少咸菜，很好吃，便也买了坛子，买了十几斤芥菜。他说：我不晓得要放多少盐，不管三七二十一，买了五斤盐放进去，菜是腌好了，颜色也好看，就是太咸，咸得根本不能进嘴，放水里泡着再烧都不行。他笑指隔壁说：那边几个人也腌了菜，盐也放多了，也咸得不能入口。
在军事博物馆附近，在复兴门附近，在顺义县，在通县，都有肥东人租住的小群落和散居点，却都比不上鲁谷的人多。租住在鲁谷之外的人把鲁谷视为根据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回“家”看看，狠聊一番，然后再走，每回都有一种到了鲁谷才安心、到了鲁谷就安心的感觉。
现在的鲁谷一角，图片来自互联网络
二
肥东县做手艺活的人多，尤其是肥东县南部，每个村子只有一两个男子不会手艺活，可拿起瓦刀也能修猪圈、砌鸡笼，拿起锯子也能锯几条小板凳、小腿。青年男子一般十多岁就随村里的长者学木匠活或瓦匠活，也有学漆匠活。
租住在鲁谷的肥东男子大多有一艺之长，也有什么都不会的，可也能在里面凑乎着捣鼓。做活时，木匠、瓦匠、漆匠之间的区别界限在很多情况下已被打破。活多的时候，是木匠的做木匠的活，是瓦匠的做瓦匠的活，是漆匠的做漆匠的活，大家安分守己。要是一段时间活少，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手艺活，他们超长发挥，有活就干，不管是木匠、还是瓦匠。堂哥是木匠，他说他做的最多的是木匠活，可瓦匠活、漆匠活也干过不少。
跟在别人后面瞎捣鼓的，如果认真一点，活干得也还不错，要是嫌烦，就时不时地弄点花头出来。有一位老乡就没学过什么手艺活，他有一次帮人家油漆地板，一个人在那用小刷子一刷子一刷子刷，刷了好几个小时还没刷好。他急了，随手拿起主人家新买的拖把，一下塞进漆桶，连塞几下就拽出来拖，拖漆确实比刷漆快，可地板上的油漆面深一块、浅一块，一道一道的，把他自己都弄笑了。
租住在鲁谷的肥东男子在外做活，大多打家俱或搞装修。打家具是帮家俱厂打，直接从老板那接活、结账，这样钱拿得稳当，人却非常辛苦。他们有时为了一天赶一套柜子出来，经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钟，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接着干，连上厕所都带着跑，尽量挤出些时间来。有时累极，晚上睡觉脚都不洗，早晨起来头也不梳，衣服也乱糟糟的。也有木匠帮人家打了几年的家俱、挣了一些钱后自己当老板，找别人帮自己打家俱自己买，想寻大钱，却往往得不偿失，把自己前几年挣的几乎都赔进去了。
搞装修的大多是跟包工头做活，包工头也是去北京的肥东人，多在鲁谷租住或租住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包工头也很少会手艺活，不会木匠，不会瓦匠，不会漆匠，又不能做其它事，只有自己当老板，做包工头。他们整天在外面跑，四处揽活，揽到活后，谈好条件、价格就承包下来，然后找别的人做，付给工资，自己得到成本（包括工资）和承包金额之间的差额部分。包工头的收入都比真正做手艺活的人收入高，几乎所有的包工头都富得冒油。
因为承包赚钱快，就有人只想承包、不愿干活。有主人家要装修房间，每平方米出价十元，甲找到乙干，说九元；乙找到丙干，说八元五角，丙嫌少，不愿干，于是乙也不干，甲也不干，活就推掉了。
不管在家俱厂打家俱，还是装修商场、房屋，只要干活，每人一天至少要收入三、四十元钱，好则一天五、六十元、七、八十元。有的是按月结帐，有的是活做完后就结账。也有主人家等活做完后，不愿马上付钱，一拖再拖；还有的包工头故意克扣随他干活的人的工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有主人家活做好后，拖欠一千多元，要了好几次都不给，气极不过，便于晚间携几同乡去主人家，逼主人付钱，主人还不给，就把主人家的夏普彩电搬走，叫主人拿钱去赎，主人报案，警车过来把人和彩电一起带走，说是抢劫。
不知是北京人保守，还是安徽的对外宣传不够，现在北京人对安徽的主要印象是三个：大水、民工、保姆。安徽人在北京当保姆的现象已经减少许多。租住在鲁谷的女孩子大多帮人家卖衣服。或在商场里站柜台，自觉跟同柜组售货的北京人没什么区别；或在地下通道内，在商业街上帮老板看摊子，大声吆喝。她们每月收入都近千元，也有超过一千、两千的，就这样她们还经常不干不干的，不断地“炒老板”。前门、东单、西单、王府井、复兴门，凡繁华的商业街，几乎都有她们的踪影。
收入高，积蓄未必就多。不抛开北京的物价因素，每个在鲁谷租住的人的收入都不应该说低。可也有不少人在鲁谷租住一年，回家时口袋里只有一千元或几百元钱，挥霍和懒惰正逐渐成为租住在鲁谷村的人们的隐患。
有家室的平时好一些，他们往往带有十分明确的目的：出来就是寻钱的。所以他们不管天冷天热，有活就干、有钱就挣，花钱虽然大方倒也有道有理。
没有家室的青年人有时就有享乐的思想。鲁谷已有“夏天避暑，冬天避寒”的说法，拼命干几个月，再坐吃几个月。有的人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有“苦处寻钱乐处用”的说法，时不时地聚餐、喝酒、出门就打“的”，要抽就抽好烟，有“没酒没汤不开饭”的说法。他们不干活时不都是闲着睡觉、逛马路、看北京城，而很多人是在打麻将、推牌九，尤其在冬天，在有火炉的屋子里打麻将确实要比在外面干活受冻舒服得多。
现在的北京鲁谷夜晚，图片来自互联网络
三
虽然现在北京人和外地北京人一挤公交车和地铁就抱怨北京民工太多了，可外地民工对北京市建设和市民生活生产的良好作用是谁也不能抹煞的。外出打工的利弊得失暂且不论，但外出打工对于打工者自身而言，确实要比外出打工前提高许多，比在老家固守在土地上的一般同龄人高出许多。
在都市里打工，深入体会都市的生活，视野比以前宽阔，思想比以前丰富，知识比以前全面，头脑比以前灵活，观念比以前进步。有的打工妹习惯了都市的生活，感受到了都市的文化，怎么也不肯再回故土与父母看中的男人结婚。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但是，观察、分析租住在鲁谷的肥东人群落，或者说青年群落，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其中的问题和忧虑，不得不进行思考。
一是劳动者权益问题。他们外出接活，大多是口头协定，很少有文字合同。有的客户或包工头就借机拖欠工资、克扣工资，到期不给或少给，引发一系列后果。
二是鲁谷的治安问题。他们以亲情和乡亲为纽带，无组织地聚居在一起，虽然当地有八宝山派出所，但同乡人欺负同乡人的情况屡有发生，敲诈勒索，强拿强要。家里或村里去人少的，总担心被人欺负，总有被人欺负的危险，拦路抢劫和打架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消费引导的问题。只要认真干活，所有人的工资都高，一天收入至少三、四十元钱，可有的青年不加节制地消费，最后剩下来的并没有多少。而不管挥霍的还是节约的，他们剩下来的钱财不论多少，几乎全部用于家庭消费，几乎没有人想到可以好好积余或几个人合资搞点生产经营投资。事情往往是这样：家里这一年花上一年的钱，下一年花这一年的钱，年年出去打工，家里年年有钱，却总没有多钱，总不能形成可以经营的规模资金，总不能改变自己终年打工的境地。
四是鲁谷的文化引导问题。租住在鲁谷，也能看到录像，看到报纸，也能听到收音机。可录像里放的多是武打，看书报的人少得可怜，租住在鲁谷的人做不到一人拥有一本书，有的书也大多描写凶杀、情乱和算命、测相。虽然打工者中许多人都上过中学，还有的高中毕业。工余时间没有太多的正经事情可做，就很容易动起其它点子，酗酒、赌博等。
鲁谷租住群落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特殊标记，它的形成和存在是较为特殊的社会现象，作为皖籍人，我们有必要深入观察、研究、呼吁。当历史之页再翻过几十年、几百年，如果那个时代里的人们研究历史，他们是或许能够注意到历史曾经留下的这一页，或许会注意到肥东人在鲁谷的这段生活。
（1995年初）
注：湖滨乡，即当时的肥东县湖滨乡，2000年4月改设为六家畈镇，2006年11月与长临河镇合并，组成新的长临河镇。
（作者：吴钊，笔名“远人”，现在合肥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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