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仙正月初二悼亡日是怎样来的？

 在莆仙两地，但凡一到正月初二，那一定是不能访亲走友，相传这与莆仙明代抗倭有关，是为了牢记历史，不忘忧患。对此，我从小就是这么信过来的。可是，当我研究林龙江抗倭事迹后，心中便有些疑惑，因为不管是哪次倭寇乱莆，都没有一次是倭寇跑走了，百姓下山回家，次日就是正月初二的历史记录。不过，传说如此，没有相关文字佐证，我也不好说什么。而今，我有幸翻到明万历三年（1575）吕一静修、康大和纂的《兴化府志》后，就敢对这个节日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了。

 一直以来，莆仙人都以故老相传的话语宣称：“正月初二日悼亡日、初四（五）日做大岁是为了纪念明代抗倭。”其实，综观明代莆仙两地的倭患记录，其最大最惨者，莫过于惨遭屠城的“壬戌之变”和危如累卵的“仙游之围”。其中，“壬戌之变”发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倭寇攻陷兴化府城，并在城内盘踞两个月之久，因传闻戚继光要来了，这才主动撤离。由是可知，莆田人敢光明正大地返回城内，至少要在翌年正月二十九日了，那么，悼亡是应有之举，但重做大岁，个人以为没那个心情吧。再看“仙游之围”，据乾隆版《仙游县志·建置志·祠宇·崇勋祠》记载：“癸亥冬，农■未毕，复有新倭百余艘乘汎登岸，直趋邑城外，蜂聚四门，营垒众以万计，势将拉拔之，盖十一月七日也。……（十二）二十六日，日初出，车已■河，去城咫尺，人心恐慄不可支。忽焉，望见大师如云从东南二路至，雷轰霆发，直捣寇垒。寇呼曰：'戚虎至矣！’仓皇奔窜，悉趋西北门。师从之。不移晷，斩获殆尽。收还掳掠妇女三千余。”由是可知，仙游之围始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一月初七日，直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才解围，头尾总计被围50天。此后，吊死问伤，重做大岁，皆有可能，但离正月还有几天，似乎也不好自圆其说的。因此，我对莆仙两地正月初二悼亡日、初四（五）做大岁便有些疑惑。

 后来，据民国张琴《莆田县志·风俗志·岁时》记载：“二日，为踏青会。长少皆盛服出游山寺园林，词人墨客多携榼展席，择胜处吟赏，抵暮乃归。儿童采桃李花，持归为新年之瑞。是日也，宾客不相往来，惟一日。已至者，不忌。先是明嘉靖四十一年倭寇陷城，戚继光率兵来莆，倭先期遁至平海，戚会师歼之，至于招抚逃难者回城。二日，各家吊死问伤，互相慰藉。嗣后，以是日为纪念。女子出嫁，新遭父母之丧者，是日归祭，谓之过初二。”“五日，作大岁，以倭寇之祸，各家皆未度岁，是日补行祭蜡。”这是见诸史册有关莆田地区正月初二悼亡日、初五做大岁的明文记载，但莆田人做大岁时间是正月初四日，并非初五日，不知又要做何解释呢？对此，有莆田籍文史专家认为，这是张琴记错了，因为戚继光来莆剿寇已经是二月份的事情了，没有正月，何来正月初二纪念之说呢？于是，有人借此发挥说，第一年是在二月，从第二年开始，便挪到正月了。对此，我不敢苟同，但也没办法反驳，毕竟没有史料证据。

明吕一静修、康大和纂《兴化府志·舆地志·风俗》一角

 如今，我又发现一本莆田古代志书，它是由莆田名人所纂修，距离嘉靖莆仙倭患时间很近，且该纂修人曾被倭寇吓得连退休都不敢回乡，只好“侨寓嘉禾”，这人就是“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工部尚书”——康大和。据万历三年（1575）吕一静修、康大和纂的《兴化府志·卷之一·舆地志·风俗》记载：“元日再旦，丧家于五夜设奠举哀，族里亲知复以次赴吊。是日素帻白衣，往还塞路，人家多阖户以避。曾子有言曰：'小功不税，是远兄弟终无服也。’注云：'税者，日月已经过，闻其死，追而为之服也。’意者，当日亦如曾氏以情起者也。今则漫然无（弓+刂 ），是重受吊矣！近搢绅家亦稍稍谢客不行。”由是可知，兴化人（即今莆仙人）早在明万历以前，就有正月初二日赴丧家凭吊的习俗，这与抗倭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此日真的是为了纪念抗倭而形成的习俗，则以康大和亲身见识过惨痛的倭患，他应该会直接点明原由的。既然他没点明，这其中就有一些内情需要深入挖掘研究了。退一步说，倘若这一风俗习惯确实源自纪念倭患，那万历三年（1575）离“壬戌之变”至少有12年了，怎么还会“素帻白衣，往还塞路”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志也没有将正月初四（五）做大岁习俗载入，多少有些遗憾吧！

 至此，我对莆仙两地以正月初二悼亡、初四（五）做大岁为纪念抗倭而遗留下的习俗，总算有一些清醒的认识了，就是不愿去下结论。因为如今，既然几代人口耳相传正月初二悼亡日、初四（五）做大岁是与纪念抗倭有关，那就尊重民间说法吧！不过，传说故事要编圆，要编好，一涉及到具体历史事件，最好要尊重史实而加以演绎才好。惟有如此，这个习俗才会有生命力，才能传承得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