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华东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南朝梁（502—557）《职贡图》，虽仅为摹本残卷，然亦珍若拱璧。此图开卷轴画先河，既是外族使者形象的写真，而又对揭示友邦史实与风俗大有裨益，意义重大。
在中国先秦之时，素有藩国历行贡献之职，史称“职贡”。汉晋以降，逐渐扩大到“四夷”。因“职贡”的盛衰与多寡往往视为正统与否的标志，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双方互争正统，更加重视职贡。其时的画家为请恩邀宠，歌功颂德，同时，也为了宣扬国家的强盛，也好作《职贡图》，其后相袭成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梁元帝的《职贡图》为此类绘画中最早的，目前仅凭文献记录得知。依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中《梁元帝职贡图序》，梁武帝第七子湘东王萧绎赴任荆州时观察到荆州访问的外国使臣的容貌，询问其风俗，对访问建康的外国使臣，另做采访，绘制了此图（“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沂荆门，瞻其容貌，讯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职贡图》云尔。”）。另外，《历代名画记》中记载萧绎任荆州刺史时绘制了《职贡图》和《番客入朝图》。
1960年金维诺在南京博物馆发现了梁元帝的《职贡图》。他认为此画从风格与技艺看，应早于唐代，其所列国名和《梁书·诸夷传》完全相符，且题记文字中所记年代止于梁，正是梁元帝萧绎的作品无疑。当然，此图并非原作，而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的摹本。1988年，榎一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了《石渠宝笈》中提到的《唐阎立本王会图》与《石渠宝笈续编》中收录的《南唐顾徳谦摹梁元帝番客入朝图》。2011年赵灿鹏发现并介绍了葛嗣浵（1867—1935）记录中提到的《清张庚诸番职贡图卷》，即清代张庚1739年所摹年代不详的职贡图使臣画像及题记。
梁元帝的《职贡图》原本未能传世，现在确认的4种摹本在使臣数量、容貌、题记内容等方面均有差异，致使研究者产生意见分歧。然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梁元帝《职贡图》中百济使臣的题记中提到的周边小国是其唯一的记载，意义重大。故不避谫陋，草成此文，就《职贡图》作一介绍阐释，忝列论坛一隅，藉以求教于方家。
2.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职贡图》，纵25、横198厘米，是属经过多次重新装裱的设色绢本残卷。它是以历史史实为题材而制作的横卷若干人物卷轴画，内容是古代外国使者（番客）向梁皇室进献礼物（贡品）时的工笔人物形象，并附有题记。现存为北宋摹本，上绘各国使者十二国图像，自右至左依次为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倭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白题国和末国的使者。每位使者旁边均有简短题记，记述了该国国名、方位、山川道里、风土人情及与南朝梁的关系以及历来朝贡情况。其榜题、序文和滑国之前行已佚，末国的后段也残，而其中的倭国只存前半，后半属宕昌国，使者图像佚，其余图像或题记多已漫漶不清。然所绘内容及题记都和《梁书·诸夷传》基本相符，有的则更翔实。
查之史籍，自南朝迄唐代，绘有《职贡图》的画家有梁元帝萧绎、江僧宝和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梁元帝的《职贡图》仅一卷，《旧唐书·经籍上》和《新唐书·艺文二》等书均有著录。江僧宝的图最长，著录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标为三卷，然后世鲜见流传，尤其是按史书所记江氏所画《职贡图》是署有陈朝年号的，与此明显不同。而阎氏兄弟的图仅有一卷，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系于立德名下，记立本事迹时称“职贡、卤簿等图，与立德皆同制之”，似是兄弟俩合作的。唯梁元帝和阎氏兄弟的图流传较广，且难以分辨。
3.
金维诺率先就此《职贡图》残卷内容及其风格与技艺，尤其是其所列国名大多不见于《宋书》和《南齐书》，而和《梁书·诸夷传》完全相符，且题记文字中所记年代止于梁，记述梁朝史实也都只用年号，而无冠以朝代，文中最晚的年号是“大通二年”（528），从而断定这卷《职贡图》原本应绘成于梁武帝大通二年以后，正是梁元帝萧绎的作品无疑。倘若是初唐时阎立本或兄弟俩所画，则不可能有唐初已不存在的国家或未通好的使者。依史籍可知，他在任荆州剌史时（526—539）就已开始创作，至大同五年（539）七月“入为安右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六年（540）（十二月）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剌史”之时，即他在京城这段时间完成并写上序文的。也就是说这卷《职贡图》原本是南朝梁元帝萧绎于公元526年至541年期间所画，为中国最早的《职贡图》。
不过，据王素研究，萧绎的《职贡图》是陆陆续续，长达十五年才绘制完成的。《职贡图》又名《番客入朝图》，《番客入朝图》流传亦广，宋李荐《画品》、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阙名《悦生所藏书画别录》均曾著录。宋阙名《赵兰坡所藏書画目录》亦著录，注云：“即《名画记》所藏《职贡图》。”而所谓《职贡图》，《梁书》《南史》的《元帝纪》均作《贡职图》。特别是梁元帝自撰《金楼子》卷五《著书篇》亦作《贡职图》，并注明“一秩一卷”，与《职贡图》名称、卷秩均有异。也就是说，梁元帝还有一幅与《番客入朝图》《职贡图》不尽相同的《贡职图》。
而这三幅图实际是一图的三个不同阶段图，即《番客入朝图》是最早的底图，约创作于萧绎第一次任荆州剌史时（526—539）；《职贡图》是稍后的增补图，创作于大同六年（540）任京官之时；《贡职图》是最后的完成图，创作于承圣三年（554）春他当皇帝时。
以梁元帝在当时的名气和地位，他创作的每一幅图，不论是底图、增补图还是完成图，都会有很多人争相临摹。他的原图尽管有可能早在侯景乱建康和西魏侵江陵的浩劫中毁灭，原图的摹本却实际上在此之前已广为流传，从而引发了不同版本或歧义，图上登注的国家数目也不相同。王氏指出：以前常将三幅图混淆，唐以后流传的《番客入朝图》和《职贡图》，实际多是《贡职图》，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也是《贡职图》。其中《番客入朝图》登记的国家最少，《职贡图》次之，《贡职图》最多。传统认为《职贡图》登记有三十五国，其实只能是《贡职图》登记的国家数目。王说自有一定的依据，理应值得重视。
此外，在宋朝李荐《画品》中也著录有梁元帝画的《番客入朝图》，说是“梁元帝为荆州剌史日所画粉本，鲁国而上三十有五国皆写其使者，欲见胡越一家要荒种落共来王之职，其状貌各不同。”当时李荐就已指出该图所列国名与题记与史书不符，应是后世传摹或伪造的本子，此不赘述。
4.
此卷《职贡图》其后历经岁月的洗礼，原本已佚，至迟流传至北宋时已是摹本。不过，金氏认定此摹本尚忠实于原画，进而以《石渠宝笈》记载的“苏颂题记”和现存《职贡图》中题记文字的“缺笔”避讳为依据，主张这卷现存摹本的绘制年代应为北宋熙宁年间。岑仲勉则认为是隋至初唐时的摹本，恐误。金氏对此剖析入微，论证谨严，他的这一真知卓见已成定论，素为学界奉为圭臬。《职贡图》也由此成为“南朝画风”的代表，并被赋予了等同于原本的史学研究价值，意义重大乃不言而喻。
然按《艺文类聚》所载，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原应有榜题和序文，又据《石渠宝笈》卷三十二所记，清朝时尚存有二十五国使者图像，且卷后有“赞”“跋”。迨至清朝早期，据与“蕉林书屋”主人梁清标过从甚密的吴升所著《大观录》记载，《职贡图》原畫为“绢本，高八寸，长一丈二寸。大设色，人物高可六寸。绘入朝番客凡二十六国，冠裳结束殊俗异制。虬髯碧眼奇形诡态，国国不同，每一番客后疏其国名，采录其道里、山川、风土，皆小楷书，端严谨重，具唐人法度。字繁不录，止录国名。第一国前已损失，止存后书十四行；第二国为波斯；三为百济国；四为龟兹；五为倭国；六为高句骊；七为于阗；八为新罗；九为宕昌；十为狼牙修；十一邓至国；下为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国、末国、中天竺、师子国、北天竺、朅盘陀、武兴番、高昌国、天门蛮、建平蜒、临江蛮。诸番客则以次而绘而采录焉”。遗憾的是，吴升当时所见的《职贡图》尚存“番客凡二十六国”，至乾隆年间以后，另外的十三国使者图像和赞、跋等均已不知去向了。
如今所见的《职贡图》摹本残卷上还印有八方收藏印，依次为：蕉林书屋、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宝、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其中的“蕉林书屋”是由鉴赏家梁清标于康熙六年创建于河北正定县。史家由此推测此《职贡图》是在清康熙年间自梁清标手中传出，后历经乾隆、嘉庆、溥仪之手又被清代宫廷收藏过。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中记云，“旧摹本嘉者。残。郑洞国夫人经手转让。上海市文管会代南京博物院收购，六十年代初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此即是今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此图的来历。
此卷作者萧绎（508—554），字世诚，是梁武帝的第七子，于公元552年继位，是为梁元帝。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著述颇丰，既善诗文，而又擅长书画，尤以人物肖像画最为出色。陈朝时人姚最曾评价他“天挺命世，幼禀生知，学穷性表，心师造化，非复景行所能希涉”。
而《艺文类聚》卷五十五也载有萧绎《职贡图序》，曰：“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沂荆门，瞻其容貌，讯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职贡图》云尔。”显然，萧绎作此图卷是十分认真的，他不仅亲历亲为，“瞻其容貌，讯其风俗”，同时又“别加访采，以广闻见”，然后再下笔绘制，因而，其所绘图像和题记是忠实可信的。
如韩国学者最为关注的《职贡图》“百济国使”题记，可惜保存下来的文字不多，仅存有“言语、衣服略同高骊，行不张拱，拜不申足。以帽为冠，襦曰复衫，袴曰禅”等文字。查许慎《说文解字》云：“襦，短衣也”；刘熙在《释名》注：“衫，芟也。衣服无袖端也，有里曰複，无里曰禅。”与《梁书》所记“其人形长，衣服净洁。其国近倭，颇有文身者。今言语服章略与高骊同，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呼帽为冠，襦曰复衫，袴曰禅，其言参诸夏，并秦韩之遗俗”，可相互补正。尤其是题记中的百济国王“余晪”“余太”，《梁书》误为“余映”“牟太”；而《梁书》上所记的“牟都”，其实也应是“余都”之误。此外，诸如百济附近的小国名称等，也都可补正史书之不足，弥足珍贵自不待言。
纵观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创作过程虽非一气呵成，先后历时达十五年之久，但总体构思、布局和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是很成功的，艺术特色也十分鲜明。全图作横卷展开形式，所画各国使者全部采用队列行进式的侧向叉手站立姿态，宛如等候皇帝检阅接见之状。萧绎作画注重写实，人物皆左向侧身，形象饱满，造型庄重，比例准确，服饰特点明显，且设色合理。并着重用工笔刻画人物的头部特征和服饰变化，以突出主体，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全图采用优美流畅的线条和淡雅的色彩，精炼简洁地描绘出各国使者的人物形象、种族差异及其服饰特点，反映出画家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表现力，绘画艺术水平很高。史载当年萧绎作《番客入朝图》时，梁武帝见到后“极称善”。陈朝时姚最评价萧绎画作是“画法有六法，真仙为难。工于象人，特尽其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足使荀、卫搁笔，袁陆韬翰。唐朝李延寿在《南史·梁本纪下》中则称萧绎“工书善画，自图仲尼像，为之赞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评价是非常高的。
萧绎《职贡图》内容及其流传过程上文已作了介绍，至此，我想就大家关心的《职贡图》中所列“百济国”与中国南朝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中韩文化交往及其历史背景再作点讨论。
5.
我们知道，大韩民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与中国毗邻的地理区位，使之很早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也成为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文化桥梁。大致在中国汉至六朝之时，朝鲜半岛小国林立，争战不休，后来主要形成有三个王国，即其北部有高丽（又称高句骊），西南部有百济，而其东北部则有新罗。其中的“百济”依《唐会要》所云是“百家济海，因号百济焉。”据《旧唐书·东夷传·百济》记，“百济国，本亦扶余之别种，尝为马韩之故地。”文中的“马韩”也就是《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中的“三韩”（马韩、辰韩、弁韩）之首。史载马韩的地盘原来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高句骊被扶余人征服后，高句骊王子温祚率部迁徙到马韩之地，在首尔地区建都慰礼城，创建起百济王国，并蚕灭了马韩。百济先后历经汉城时代（？—475）、熊津时代（475—538）和泗泌时代（538—589）的兴衰历程，最后为新罗统一。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百济国原是建立在马韩故地之上，而马韩在三韩中领地最为广阔，其全盛时的疆域曾包括整个汉江流域和今日南韩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
史称百济王国向中国南朝时的宋、齐、梁、陈，派遣使者或朝贡通商十分频繁，两地（国）相互交往很密切，先后交往总数已近百次之多。然由于百济之西北有高句骊，中国南朝都城建康（南京）之北则有北魏所阻，因而百济与南朝的交流主要是由海上交通来实现的。今日韩国江原道原城郡富论面法泉里出土西晋时的中国越窑青瓷羊形烛台、清州出土东晋越窑青瓷鸡首壶、忠清南道天原（安）郡城南面花城里出土的东晋越窑青瓷盘口壶、天安龙院里9号石椁墓出土东晋德清窑鸡首壶、首尔石村洞8号土坑墓出土南朝时的越窑青瓷四系罐，以及传为黄海道出土的东晋时越窑青瓷虎子等，都是百济与中国六朝王国友好文化交流的见证。
就《职贡图》中反映出百济与南朝萧梁王国的文化交流而言，也是相当密切而又十分友好的，百济文化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更深更为显著。史载梁普通二年（521），百济王余隆遣使奉表结好于梁，梁武帝即下诏称：“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隆，守藩海外，远修贡职。”余隆死后，继位者为其子明礼，即韩国文献中的圣王。《梁书·诸夷列传》记圣王继位之始，即受到梁武帝的册封，诏命“为持节，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此后往来频繁，圣王于梁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曾“累遣使献方物”，并向梁武帝请求派佛教典籍《涅槃》经义、儒家经典《毛诗》博士和工匠、画师等到百济传播中国文化技艺。这一请求获得梁武帝的允准，从而成为中国江南与百济之间较大规模的友好文化交流活动。1971年7月韩国发掘的武宁王陵表明，不仅其砖筑墓室结构及墓砖纹饰都与中国南京地区六朝墓相同，而且随葬品中的铜镜和越窑青瓷器都是由中国南朝带去的，甚至连石刻墓志铭也用汉字，且采用了中国的干支纪年，足见其文化交流之密切程度。
综上所揭，我们不难发现百济与中国南朝萧梁王朝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友好，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中的“百济国使”正是这密切文化交流的缩影，也是现存唯一对周边小国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百济和其邻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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