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国初年，刘玉球三子刘延龄的发财梦
刘玉球有子三人、女至少一人，其子依序是刘永龄(卒年61岁，妻姜淑娴大姜家村人卒年78岁、子刘振兴字雨时)、刘化龄(子刘振义)、刘延龄(子刘振声、刘振邦、刘振家[即刘柏若]、刘振民、刘振武、刘振宏，女刘素真、刘素贞)。
刘延龄(1889-约1942，字益之)少时聪颖好学，擅长写、说、算，尤长于心算，谙习“袖里吞金妙如仙，灵指一动数目全；无价之宝学到手，不遇知音不与传”的“袖里吞金”这一指算技巧。据明代商人、数学家程大位(1533-1606)在其《直指筭法统宗》对“袖里吞金”(旧时衣服袖子肥大便于两手在袖中指算，故名。又称“一掌金”)进行的详解知，它是以左手五指当作一架算盘的五档来进行十万以内自然数的四则运算：在左手五指设点代表数码，每指表示一位数即五指分别表示个、十、百、千、万五位数，每指伸直时上、中、下三节每节表示三个数码——其左侧从下到上排列1、2、3，正面从上到下排列4、5、6，右侧从下到上排列7、8、9，弯屈表示0。计算时采用心算利用大脑形象再现指算的计算过程而求出结果，用右手五指分别点按左手对应的手指各不相扰，被点按的手指就伸直表示1到9中的一个数，不被点按的手指就弯屈表示0。
一、清宣统年间，刘延龄开始成家立业
刘家村东的蔚阳山蕴藏着丰富的石灰岩，附近一带的村民很早就开始在此开山凿石烧制石灰，由于产量高质量好在清代就已远近闻名。刘延龄在完成必要的学业之后就开办了一座石灰场从而涉足商圈，由此交往广泛逐步在蓬黄一带渐有名气后而被刘家村的村领导们看重，村务大事大多得与这个年轻人商量或者托他对外疏通关系。刘玉球也看出这最小的儿子是个做生意的好苗子，在他快20岁的时候就介绍到世交王谦亭在黄县城开的洪顺利钱庄和布行里学生意。
刘延龄到洪顺利钱庄和布行不久就很受王谦亭的赏识，先是安排他当了账房后来当掌柜，再后来王谦亭看刘延龄聪慧机灵且世交已久的两家门户也大致相当，便有意将三女儿王世芳(1893-1976)许配给他。这在刘玉球那儿也是很乐意的，所以这桩婚事就很快地定了下来。
图301：刘延龄，约1925年(待加图)
图302A：王世芳，约1970年。王克行拍摄
图302B：王世芳与四子刘振民，1931年在大连万岁街
刘玉球给刘延龄建的新房，是在刚停业不久的大染坊的南半部即桥子街以北30余米长、涯靛胡同以西十余米宽的一个多半亩大的院子，院子里的北部是一栋三间半的砖石瓦房(其东头的半间即杂物间)，中间那间前后都有门，后门外是一个小后院。前院里有东西厢房和厕所、洗衣池等，院子的南部朝南的街门外就是村里最热闹的桥子街。整体院落当时是按照一进四合院的布局设计的，只是缺少、但当时已经预留了以后再在南部足够建一栋客房的地皮。
清宣统年间(1909年至1911年)，刘延龄王世芳在这院子结婚时，王谦亭给女儿王世芳的嫁妆中也包括如耕地等生产资料。这样，刚成家的刘延龄王世芳夫妻就跨越了通常必经的资本积累过程，直接用双方家里给的第一桶金开始了他们的发财梦。由于家族的遗传和影响，夫妻俩都有文化更有经营意识，他们勤俭持家、亦农亦商地努力经营，用很短的时间就急剧地扩张了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占有，并分别以出租、雇工耕种各一部分耕地以剥削佃农和雇农的剩余劳动价值。雇用的长工中有从外地只身逃荒来的许谊仁(1902-1968)①等二人分别任大把头、二把头(姓名无考)，具体负责收租、雇工、派活等经营管理事务。
刘延龄在置办全了以骡马驴拉的大马车、水车等生产交通用具以及磨坊之后，还置办了奢侈用具，例如专用于去20里远的黄县、40里远的蓬莱等县城访亲会友、赶会看戏的气派“轿马车”(是适宜于简陋山路的一种铁箍木轮马车，其上装有在木骨架上蓬以绣花车衣而成的轿厢，轿厢前边伸出一遮檐，给车把式和马遮阳防雨。见下图)，和用于近程骑行的“洋车子”(即进口自行车，中国在其后的1940年才开始生产自行车)。
图303：铁箍木轮轿马车
做为八面玲珑、老谋深算的生意人，刘延龄既能钜万可捐、也可锱铢必较。在与人谈大一些的生意时，他是一边与对方褒贬成色或抬高卖价或压低买价，一边暗自把手缩在袖筒里以少年时学得的“袖里吞金”进行指算(详见本章前述)，生意谈得差不多了，双方的利如何他在袖筒里也算出来了，把对方说得心服口服很乐意成交。即便没能成交也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地结交各方朋友，最大程度地避免可能产生的争执，表现出一种很是大度的文明经商态度。在向佃户收租子时，当粮食倒入斗里之后他都要亲手连续拍斗的侧面，以尽量缩小粮食颗粒之间的间隙。但对自家兄弟们刘延龄还是能帮助一些就给与帮助的，例如每到收粮食期间在卸粮入库(即后述的西大园)时，他趁夫人王世芳不在跟前就暗示干活的伙计悄悄地扛上几袋粮食送到大哥刘永龄家。
二、刘延龄王世芳约1920年建的主要房产
在约1920年，已经有了二子一女的刘延龄王世芳夫妻在住宅和耕地的配套建设上主要有：
(一)占地约九亩的西大园。约1920年，刘延龄王世芳夫妻在祠庙西墙(即西圩墙)外盘下了约十亩地，把隔出的圩墙下一丈多宽的西沙沟修成了西沙沟路(今北姜路经过刘家村段即原石圩墙及其外的西沙沟路)，在路西建成了一处占地约九亩的西大园(从该建筑的用途分析应为“院”，按当地口语发音为庄园的“园”)。
西大园在建过程即在蓬黄交界一带声名远扬，建成之后就标志着刘延龄祖父刘德亮兄弟俩的大染坊停业不久后其盛名的承接，显示了染坊门里这一家族的实力和气魄，在其完整地存在的约半个世纪中成了这一带的两个标志性建筑之一，而另一个更早一些的标志性建筑，是刘延龄的岳父王谦亭于清末民初在刘家村西四里的黄县观张家村建的一栋三层(含地下室)楼房，这是当时蓬黄两县唯一建在乡村的私人住宅楼房。
即便是现在在周边村子的老年人那里，他们对刘延龄这名字大都不知道了，但一提起西大园他们大都耳熟能详地说是解放前刘家村的地主家的，虽然他们多数人都没见过完整的西大园。西大园当初的整体设计是分两三期逐步建成“目”字形三进四合院，据刘才基、许志海等回忆，当时已建成的布局为：
外形是在东西宽30余米、南北长约200米的地块四边建有一丈高的围墙，南面一丈宽的大门为可装卸式的长板门，约有八九叶的独木门板每叶宽一尺多，卸下门板后可使马车直接进出。门内的一侧建有耳户(即门房)供看门人本村刘孟龄(?-1947)居住——这是现已知的刘延龄家的第三名长工(1930年代，刘延龄又强令村里的一外来人家将女儿嫁给刘孟龄)。
院内北部的一排东西长20余米的五间正房是存放粮食的仓廒，其后院南北长约20米。五间仓廒南边两侧是东西厢房，东厢房是一排南北长十几米东西深八米的五间，分别是大车库、农具房和外地来的雇工宿舍；西厢房南部有外地来的李福庆家的三间土房，在建西大园前刘延龄曾多次与其协商或出高价买下或以土地置换，李福庆始终不答应，所以本应与东厢房完全相同的西厢房只建了三间牲口房和草料库。大半个南部是硬化了地面的场院，用于打晒粮食和举办大型活动。
图304A：约1935年，刘延龄(坐者)与长子刘振声(左2)、次子刘振邦(右2)、三子刘振家即刘柏若(右1)、四子刘振民(左1)。
图304B：刘延龄三子刘振家(即刘柏若,左)、四子刘振民(中)、五子刘振武。约1990年
(二)设施超前的客房。建西大园之前按原计划备足了围墙和共16间房屋的全部建材，其中的木料全部是“海松”(即在东北将红松扎成木排，跨海拖运过来)，当建西大园西厢房时由于没能与李福庆谈妥而致使西厢房少建了两间，刘延龄王世芳夫妻就决定用剩余的两间的建材在四合院的南部建一栋倒庭房(又称倒座房，即坐南朝北跟正房相对的房屋)做客房。
由于当时建这栋客房时的内部设计和设置都很超前，有玻璃门窗、日式推拉门、木阁楼、木地板、壁橱、防盗铁棂子等，并且还使用了当时罕见的从大连运来的日本洋灰做窗台、墙裙、门枕(详见第十章之“三、老客房在建房时的一些超前设施和建材”)，所以建房耗资不菲而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算，且由于前不久刚建成了西大园，为弥补资金的暂时短缺，王世芳为此出售了一对金手镯。
图305A：修缮前的百年老客房。2014年摄
图305B：修缮后的百年老客房。2014年摄
客房建成后，整个院子就形成了一处完整的座北朝南的一进四合院：在同一条中轴线上，正房居北、客房在南、两侧厢房东西对称，整个院子的大门改在东厢房南山墙南的涯靛胡同上。为了客房的安静，在院门南侧建了一面东西墙，形成了这客房所在的院中院，院中院的小院门就只有朝北。
在交通不便(东南两面有山、西北两面有河)且远离县城的小山村，建这栋客房是用于接待亲友的。其中间是客厅，东西两间是盘有火炕的卧室——东间是书房、西间用于客人住宿。
从上述两处建筑物——西大园的规模、客房的内部设置，以及它们当时和此后在蓬黄交界一带的名气分析，这时应该是刘延龄王世芳夫妻仅在乡村的土地和房产占有达到的高峰，但这时的他们具体有多少土地等生产资料现已无从了解，仅知在二十余年后的1943年的“减租减息”时王世芳主动献出了40多亩耕地之后，到1946年底土改前仍有百亩以上。
(三)1943年，陶陌生在西大园与日伪军险些发生的战斗
社交颇广的刘延龄一直与邻村陶家村的大户陶永绪②(曾历任民国政府区长、县长)、许家村许可玉(曾任民国政府乡长)、许可玉本家侄孙许子东③(历任民国政府副区长、伪政府区长)关系密切。其中，刘延龄与许子东之弟是亲家、与许可玉是干亲，陶永绪与许可玉夫人是姨表兄妹。他们的后代中，陶陌生④与刘振声交往密切，与刘振邦(刘振声二弟)、许相林(许可玉之侄)在黄县县立初级中学是很要好的同学。1985年，陶陌生(1919-2011，陶永绪之子)、刘柏若(1926-2010，刘延龄之子)、许墨林(1931-2020，许可玉之子)、姜世鲜(约1930-2000，蓬莱大姜家村籍)、苏绍先(1923-1988，黄县苏家村籍，刘柏若亲家)、宫庆堂(约1925-约1990，刘柏若战友，曾任南海舰队某部文化处处长)等已经或即将离休的胶东老乡们相聚，陶陌生与刘柏若、许墨林谈到了上一代等人的纵横关系时说“咱仨可是大半个世纪的老世交啊”之后，又回忆起了抗战后期他在西大园与日伪军差点发生的一场突围战。综合许墨林口述和刘才基与刘柏若1998年通信等，其经过是：
1943年日军经常下乡扫荡，时任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六区区长的陶陌生在敌后艰难的环境下积极开展游击战，刘家村东北二里陶家村人陶陌生对这一带情况了如指掌，依山傍河的刘家村西的被三米高墙围着、仅有的一个平常紧闭着的大门的西大园就成了他首选的秘密营地，就带领着区中队长期驻西大园。此事只有村长刘玉瑞和住西大园东厢房的许守福知道，再就是年底回村的刘振声知道。
图306：许守福1956年在任星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时致刘柏若信(待加图)
1944年初的一天，驻黄县黄城集据点(刘家村东南17里)的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副队长刘魁龄(乳名大柱，刘家村人)所率十几个伪军下乡扫荡来到刘家村，当时区中队廿余人正在西大园里洗衣服、烫脚整理个人卫生，陶陌生只注意到驻扎在村西6里诸由观据点里日伪军的活动情况，没想到会有黄城集据点的日伪军从村东的山里过来。当远远地看见走在前面正在下山的伪军马上就要进村了，刘玉瑞、许守福、刘振声三人简单商议了一下就分头行动。许守福把日伪军的人数等情况通报给西大园里的陶陌生后，陶陌生想这时的区中队若立即转移必将会被先进村的伪军发现，因此只有进行隐蔽做好战斗准备，区中队每人只有一支步枪和一两发子弹一个手榴弹，若是被日伪军包围了就用手榴弹迎击突围。当先进村的伪军们刚走到西大园门前长石板上坐下来休息时，刘玉瑞向刘魁龄应付道：你们来了这么多人咱村里人都害怕，你给他们说说还是去诸由观据点里歇脚吧。接着刘振声又把刚买来的两条香烟塞给了刘魁龄。他们说话的功夫日军中队就来到了村东头，他们老远地看到先进村的伪军们都在村西头的西大园门口的长石板上懒散地坐着休息就认为没有情况，走到与西大院东边隔着一条西沙沟路的祠庙门口便停下来休息。落得好处的刘魁龄也不想给村子多惹事，就跑过去向日军中队长嘀咕了几句，日军刚才从村东到村西走了这一趟看这村子太小想也藏不住八路，休息了一会就往西出村走了。一场在西大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敌众我寡的突围战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得以避免了。
三、刘延龄到东北发财
刘延龄虽然在1920年代初就建成了在蓬黄交界处很是显眼的西大园和客房，但每到入夜后仍使用的煤油灯与县城已安有的二千余盏电灯(蓬莱县在1920年即建有供电机构——普照电灯公司)相比仍显得十分土气、落后。有着出人头地发大财梦想的刘延龄不仅仅满足于在偏远的山村做个成功的封建土地主，他的视野已跨越了蓬黄等县城而直接扩展到了烟台、大连、沈阳等著名商埠，甚至也看上了更著名的上海乃至海外的日本。
早在光绪(1875年至1908年)末年，刘延龄岳父王谦亭及弟王澍亭等就把生意发展到了东北，经过不断扩张在大连、沈阳等地陆续开办了四五十家丝房(即百货商店)等商号。其间的1920年代初期刘延龄也到了东北介入王家的生意圈筹划自己的生意，与大哥刘永龄、二哥刘化龄、堂兄弟、妻兄弟以及后代等亲友们互相协助共谋发展。其中陆续带到大连的亲友现已知的在王谦亭开办的惠民医院工作的有：刘延龄朋友周惠民(任院长)、次子刘振邦、干亲许可玉的侄儿许相林(字佐臣，系刘振邦同学)、堂侄刘振东(刘福龄长子)等。
约1925年，刘延龄在大连西岗开办洪源泰代理店，聘请的大掌柜(即职业经理人)先后有佚名、王桂芳(1934年任至1944年，或名王贵芳，系刘延龄夫人王世芳同宗兄弟)等，刘延龄自任二掌柜，其长子刘振声后任账房。洪源泰代理店发展到鼎盛时期占有半条街的门面，这应该是他的商号中最大的一个，其它商号的字号等详情现无从知晓，据说这些商号最终大都毁于战乱，其中的洪源泰代理店于1949年停业。
当时村里有人去大连见到过刘延龄及其长子刘振声的都说，他爷儿俩的穿戴和说话举止都俨然阔佬气派，一丁点儿也看不到咱乡下人的样子来。在东北生意已具规模、有了一定资本和人脉的刘延龄为了使下一代彻底脱掉身上的“土气”，扩大视野增长见识以利长足发展，他一是在1930年前后让长子刘振声(1914-1993，字伯和)到沈阳浪速广场(今中山广场)西侧的秋林洋行⑤供职，以便于到东北各地和海外的日本考察，再是送次子刘振邦考入上海国立医学院后也到日本镀金。刘延龄这一富有长远眼光的举措得到了其岳父王谦亭的赞赏，他曾主动资助刘振邦上大学的费用。从现在能找到的刘延龄家人在东北、日本等地的一些老照片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装束和气质，即便是在九十年后的现在看上去也是很“潮”的：
一是刘延龄长子刘振声与朋友1930年代在日本某公园里坐在铺着油布的草地上野餐，有啤酒、食品，西装和礼帽挂在树枝上。照片中可以看到不远处有游人也在野餐，浅色西装挡住上部的是多人围坐在一起，其右边有穿和服的两位女士席地而坐。笔者曾将该照片和笔者在火车厢式烧烤包间的照片以《火车厢里吃烧烤，日本公园喝啤酒》为题发朋友圈，朋友们看到了都误以为是笔者在日本游玩。
图307：刘振声与朋友1930年代于日本
二是刘延龄次子刘振邦1930年代于日本，照片中可见不远处一家三口中的女士头戴帽子左肩背包、小孩穿浅色上衣。
图308：刘振邦1930年代于日本(待加图)
三是刘延龄次女刘素贞、长子刘振声夫人王碧云抱着长女刘娴(1934年生人)，1935年于大连或沈阳。
图309：刘素贞、刘振声夫人王碧云抱着长女刘娴，1935年于大连或沈阳(待加图)
注释
①许谊仁，菏泽成武县北浮头乡(今张楼镇)许庄村人，约1920年逃荒来蓬莱刘家村，1920年代后期，王世芳张罗着托人给他说媒，后在刚建成不久的西大园的东厢房里给他布置了新房成亲。其岳父原籍也是菏泽一带，在蓬莱县城做生意。
许谊仁长子许守福(1929-2010)自幼与同岁的刘振民(刘延龄四子)一起玩耍，后亦为刘家长工，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刘家村领导——农业合作化时期为星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人民公社时期为刘家生产大队大队长；次子许守怀(1947生人)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迁回原籍。
约1973年，刘家村的大队长许守福和支书刘巩业(1938-1993，系刘延龄大哥刘永龄之孙)找刘柏若帮助买玻璃等建材，当时上初中的刘超英(刘柏若之子)得知许守福从他父亲徐谊仁那时就给刘延龄王世芳家做长工时，就怀着似乎是负罪感问：我爷爷奶奶一定和《白毛女》里的黄世仁、《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收租院》里的刘文彩他们一样那么坏吧？身为村领导的许守福只是笑而不答。1976年初刘超英第二次回老家刘家村时，见到在村里担任赤脚医生的许守福约20岁的次子许志海经常到王世芳家给她看病，他看病过程中都很耐心，像照顾自己的老人一样。
②陶永绪(或名陶永叙、陶永述)系陶家村第二家大户，有耕地80余亩，曾历任蓬莱县民国政府六区区长、县长，任县长两年后突然辞职，其同仁对此很是生疑，就到陶家村探访，当看到他赤脚与雇工们一起干农活后才确认他是真不想干县长了。其后到哈尔滨开面粉厂。陶永绪辞去县长后，据不完全了解，民国政府或伪政府历任县长有：董干卿(任至1937年12月)、张季瑞(1938年2月任至1938年3月，系潮水镇原镇长)、刘仲拯(1938年3月任，1939年7月被中共北海特委处决)、郝先儒(约1917-?，舒郝村人。代县长)、许长庚(西吴家村人)、沈伯祥(1940年3月任)、王明长(1906-1962，又名王天一，王格庄人。1942年任，1947年组织力量编修《第四次重修蓬莱县志》。1948年3月逃离蓬莱辗转到台湾后历任高雄市政府秘书、高雄二中国语教员)，其间的1938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与民国山东省政府达成协议，民国省政府委任孙瑞夫(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为县长。
③许子东(约1895-约1955，原名许绍文，在天津服刑期间卒)，其兄许绍仁，其弟许绍武(小许子东四五岁)，系许家村大户许可玉的本家侄孙，曾任伪六区区长。1945年8月15日，蓬莱县民主政府发出《布告》，对罪大恶极的伪军政人员“蓬莱之伪大队长郝铭传、副大队长鲁文芳、路克明，伪中队长郭海顺、宋有信，伪县知事张余三、刘荣斋、柳江城、赵富文，伪警察所长高甫光，伪区长骆柽庭、史荷甫等47名伪职人员”进行通缉，在全县范围搜捕罪大恶极的汉奸、日特。另据说许子东之子许箕涌(音)当时在胶东军区任许世友司令员的秘书，离休后住泰安。
④陶陌生(原名陶传洋，陶传昭，1919-2011)，陶永绪之子。在黄县上初中时与刘振邦同学，抗战初期毕业于蓬莱文会中学(与姜世珩同学)后当教师，1940年参加革命后曾任六区首任区长，离休前任山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级机关党委书记、省委顾委会委员。陶陌生与刘家村的宋佑喜是老亲家。
⑤1906年，白俄罗斯人伊万·雅可诺维奇·秋林在沈阳中街鼓楼北侧开办秋林洋行，1925年迁至浪速广场(今中山广场)西侧今中山路90号新建成的俄罗斯风格的营业楼。1933年因无力偿还英国汇丰银行的建筑贷款而被英国政府接管，遂改称秋林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1937年7月改由英国、日本、伪满洲国三方联合经营，由日本人主管日常经营，故易名为秋林株式会社奉天支店。日本投降后被苏联接管，1953年转售给中国后为外汇商品特供店，其营业楼现被列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