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意思之在中国，起初就是传递血统，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于将自己称作“炎黄子孙”，这种对于血统的强调，既表明了传统首先就是传递血统的原初意义，同时也表明了这种原初意义的悠久和深入人心。
从传递血统，到传递政统，再到传递学统，最终将传递道统当成最高价值的肯定和最高价位的坚守，正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凝聚成的中轴线上的主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讲，儒家的道统，也可以叫做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轴心传统。其中的血统，显然是这种轴心传统的生发点和原动力。
古人将血缘当成传统的基础，同时也将稳定血缘关系，当成稳定生存世界秩序的前提、目标，从功用中来，又与功用联在一起，家庭正是承载这种“联合”功能的基础和基本细胞，对于“道统”的坚持，并不是普通民众所能理解的，但却通过对“血统”和“政统”的强化，表现了对“道统”的曲折捍卫。“忠孝”的教育，因此被习惯性地规定成了传统家庭教育的主旨和目标。
作为“政统”的坚守阵地，中国传统的家庭，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血缘共同体。构成它的基础或者它的起因，首先是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生活的需要。传统家庭的建构，首先就源于这种需要，进而又被固定为一种伦理，一种满足这种农业社会生产、生活需要的日常行为准则。传统家庭的稳定，是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传统政治对于传统家庭的最高要求。
从为了农业生产这种生存需要而强调孝，到为了政治社会稳定而强调忠，其实并没有质的变化，只是量的增加。所以古人才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在家是孝子，与在国为忠臣，性质上并没有差别，忠孝混同，因此也就成了传统时代伦理的必然结果和显著特征。
强调“亲亲”基础上的血缘伦理，和以强调忠君爱国为目的的政治伦理，是传统教育的两个明显层级。这两个层级的教育，相互交叉，互相推助，目的在于养成忠孝为本的“家国情怀”。在传统的时代里，这种家国情怀的养成，往往通过楷模和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实现，通过楷模的示范，感染和引领家族成员共同走上忠孝的道路。“家国情怀”表面上看是种情感，也是一种心怀，但支撑这种情感和心怀的价值，其实就是忠孝伦理。中国传统的教育核心，就是忠孝的伦理教育，这种教育，是非常典型的责任型或义务型的伦理教育，单纯强调受教育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是这种教育的最明显的特征。在这种教育下，形成了氛围浓厚的伦理生活，这种生活氛围，对于稳定社会的政治秩序，确曾起到过非常显著的正面作用。但在这样的社会里，独立的人格是不易养成的，个体的非道德性的尊严和才能，往往也很少被关注到。而对于那些不容易驾驭的个体，使用严格的管制甚至过分严厉乃至严酷的责罚，也就不仅不足为奇，反倒被当做典型和楷模来传诵。传世的各种家谱、治家格言、长者写给晚生的劝勉信件等，都能充分体现这一鲜明的特点。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幅过去贴满千家万户门首上的楹联，就是对这种以忠君孝父为主旨和主要内容的家庭教育目标的最为典型的劝导性描述。而为了养成这种忠君孝父的习惯，动用责罚，也就在所不吝，而且渐渐成为一种习惯和崇尚。
这一点在王船山的家庭教育中，体现的同样非常明显。
衡阳王氏家族，世以严格的忠孝教育著称于当地。据船山《显考武夷府君行述》记载，其家本太原王氏，元末聚居扬州高邮，至其（指船山父王朝聘）十世祖“始可系述”，本武人家庭，因佐助朱元璋而得官，又因在朱棣“靖难之役”中立功而成为“衡州指挥同知”，从此来到湖南衡阳。至其（指船山父王朝聘）六世祖王震，开始从武将世家转向“文学”，掌管衙事和地方军事之余，“留意经术理学”，其时理学家庄昶（定山）被贬湖南，遂从庄定山游学，“与讲性命之旨”，并将儿子王翰送到庄定山那里学习道德文章。“家世以武功显，束修文教，弦诵不衰，则自公始也。”这是王船山一家，真正向往儒学的开始。到了王翰孙子这辈，也就是王船山的曾祖父王雍，乃“惇笃不随世好，以文学名著南楚。”担任过“武冈州训导”，还做过“江西南城教谕”。王雍的儿子王惟敬，就是船山的祖父。
王船山说自己的祖父“肃饬家范，用式闾里。” 讲的就是船山的祖父，用严肃整饬家风的方式，给家族的旁支和乡里人做楷模。
船山的祖父叫王惟敬，在后世的家族中称作“少峰公”，生有三子，长为船山之父王朝聘，次为船山二叔王廷聘，季为船山小叔王家聘。
王朝聘是明朝“天启辛酉副榜”举人，“授迪功郎”，因为有感当时官场腐败，交结成风而弃官还乡，跟乡先生伍定相（字学父）学习儒学，“究极天性物理”，因为向往朱子当年在武夷山讲学，认为那里是“朱子会心之地”，打算前往游历，前来向他问学的“学者”，因此称他为“武夷先生。”王朝聘是远近闻名的儒家学者，“早受《春秋》于酉阳杨氏，进业于安城刘氏”，但所学都是有关《春秋》的“贴经”，相当于今天考试的“填空”，所以并无真正所得。其作为“《春秋》学”的真正专家，即对“《春秋》经义”的理解，完全是自己通过学习南宋胡安国《春秋传》等，慢慢醒悟过来的。
王廷聘自幼与其兄王朝聘一同受学于乡先生伍定相，品学兼优，十八岁“补郡文学”，曾跟从兄长一道前往参加科举考试，中途兄长生病，陪侍兄长归乡，从此不再留意科举、仕途，直到终老林泉。与其兄是儒家信徒有所不同，王廷聘喜欢道家，是《庄子》的研究专家。
有关王家聘，只知其与二兄王廷聘都是“补郡文学”，其他情况未见明确记载。三兄弟在乡里的地位和声望，就是王惟敬“忠臣孝子”为目标的家庭教育的客观成效之一。
王惟敬的家庭教育是很严厉的，据船山记载：二叔曾在很小时候（大约十二三岁）的一年腊月三十晚上，“小有过失，少峰公（王惟敬）责谴门外，永夕下钥，时当除夕，风雪凄迷。”船山父亲见二弟被锁柴房里，恐其天寒冻伤，从“隙道掖令归寝”，船山二叔却坚持受罚：“引咎自责，必遵庭命”，直到正月初一早上，王惟敬起来焚香祭祖，发现二子王廷聘还在柴房里长跪不起，这才“且喜且泣”，并且“称其允为道器。”
这种严重的体罚，是中国传统赞以为美的常态，称作“棍棒底下出孝子。”船山这位“棍棒底下”打出来的二叔也确实很孝顺，“省茔酹酒，涕泗横流，拜伏不起”，这是船山亲眼目睹的事实。这是王惟敬对次子的做法，至于对长子，就是船山父亲，更能体现这位“家严”的严厉的威压。船山祖父从来不曾对长子笑过——“一笑不假”，船山父亲只要有一点做法令祖父不高兴，祖父就会罚跪终日，脸色不见晴天，船山父亲不敢起来——“小不惬意，则长跽终日，颜不霁不敢起。”在严寒的冬日里，王惟敬点燃油灯夜饮，却令长子王朝聘在同房的角落里“吮笔作文字”。王惟敬一直喝到午夜还不倦怠，王朝聘只好一直写到半夜，不敢懈怠。不止如此，王朝聘每日早晚都要去给父亲请安，“晨昏问起居，疑立户外，不敢逾梱限。”连门都不敢进，直到听见父亲在里面说话，或者听见里面的咳嗽声平缓顺畅——“倾耳听謦咳平善”，才“愉色蹑足而退”。
王朝聘在这种严重体罚之下，的确至孝难匹。其父王惟敬中年暴病，不愿意听儿女们在一旁哭泣，不许子女来到近前。王朝聘只好躲在墙壁后面等候召唤，哭得直吐血却不敢发出声响。“迨及卒，抱持抢地，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叩拜不起，哭得羸弱不堪，后半生都没能恢复过来。王惟敬下葬以后，王朝聘依然抱着父亲接痰血的器具，奉持在身边，“拥之而泣者数年。”王朝聘还“岁时张大父母遗像，设几筵，日侍左侧，依依如孺子。……及荐酒脯，泪盈于睫，每拜扫莹兆，必涕下沾衣，四十年一如新丧。”王朝聘的“苦”孝，由此可见一斑。
船山小叔王家聘，在父亲过世后，仍然像畏惧父亲一样畏惧长兄王朝聘：“季父才性旷达，颇事嬉游，畏先君子如严父，而终不以辞色相诘诫。归正之意，寓于和怿，故闺庭雍穆，为阖郡师表。”船山父亲以兄长身份，担待起替代父亲教育弟弟的责任，弟弟在心里深处依然有“畏先君子如严父”的感觉。至于王家聘是否“领教”过父亲对两位兄长一般的严酷体罚式教育，因为缺少直接的文献记载，已经没有办法详细陈述。不过从船山父亲和二叔所受体罚式家教的情况，大致已能了解王氏家教的一般情况。而从王朝聘和王廷聘兄弟的孝行，也能看出这种棒喝式的体罚教育也确曾收到过显著的客观效果。
应该说，传统家庭以忠孝教育子弟，符合当时农村村落的生活需要。这样的体罚，也不会导致乡党的非议，更不可能引发个人权力与尊严之类的法律官司诉讼。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说法，表面上是看不出问题的，但是熟悉《论语》中所记载的伯鱼想要出去（不知是访友还是嬉游），却被父亲呵斥回屋读《诗》、学《礼》掌故的人们，或许会从中咂摸出一些儿子惧怕父亲的味道来。
到了船山父亲这一代，对子女进行严格教育的家风依然如故。船山在《家世节录》中说：“先君教两兄及夫之，以方严闻于族党。”
方，就是方正，就是正大；严，就是严格,就是严厉。前述船山祖父的严格和严厉，其实已是严酷。有关这一点，船山父亲虽然不便明确表达不同意见同时甘心接受，但实际上在他心里是有反省的。船山在《春秋家说》里，记载了父亲如下的话语：“畏刑罚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谴责而孝者，子之谊衰。”
船山父亲这样的话语，显然是对“棍棒底下出孝子”和“刀斧面前见忠臣”的传统教育的痛心疾首的反省，一方面他看到了用棍棒打出来的孝子和刀斧恐吓出的忠臣，其实在内心深处并不孝父忠君；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因为社会大力崇尚和教育强行惩罚那些不忠不孝的人的效果，不仅不能使那些人从新走上忠孝的道路，反而装作忠孝的样子，嘴里喊的和心里想的完全是两回事。
王朝聘没有可能在根本的意义上去反省这种忠孝教育本身的目标问题，他不可能怀疑到忠孝教育的目的性，是导致乡愿满街，巧言令色遍布朝野的丑陋生活现实的根本原因。但他却看到了那些因为畏惧刑罚而不得不忠，和因为害怕谴责而不得不孝的“忠臣孝子”们，实际上已经严重地伤害了真正的“父子之道”和“君臣之谊”，把原本美好的人间父子、君臣间的情感，戏演成了搔首弄姿般的装腔作势。而这样的所谓“忠臣孝子”，一旦家国有难，其所表现自然不难想象，明朝亡国时朝臣们先是列队恭迎李自成，不及百日，又以同样的方式，较前更为盛大地再迎清兵进京的场景，其实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因为深入地反省到了传统体罚式教育，并不能使“忠孝”真正深入人心，反倒成了不忠不孝者欺世盗名的“面具”，船山父亲已经不再使更多的使用体罚的方式教育子弟。
船山父亲虽然不再进行更多体罚，但对船山兄弟的教育依然很严苛，他改用了一种促令子弟自我反省的方式。“吾家……自少峰公（船山祖父王惟敬）而上，家教之严，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凡内外姻表、交游、邻里，皆能言之。至于先子，仁慈天笃，始于吾兄弟冠昏以后，夏楚不施，诃斥不数数焉。”所谓“夏楚不施，诃斥不数数焉。”就是不经常抽打，也不经常责骂了。这是说王朝聘对待王介之和王参之、王夫之兄弟在结婚之后的做法，至于娶妻生子之前，仍然是经常打骂的，尤其是对王船山，“若夫之狂娭无度，而檠括驰弓，闲勒驿马，夏楚无虚旬，面命无虚日”。每“旬日”都会被抽打，至于挨责骂，几乎每天都要承受。
船山父亲因为自己专攻经典，所以又用学习经典的方式教育船山兄弟，船山自4岁开始读《十三经》，10岁时已能全部背诵，父亲又开始教授船山学习“经意”。学习经典，主要也是为了从经典中找寻模范效法，同时也用经典消减心中的功利意识，通过向圣贤和经典学习，确立孝亲、忠君的远大长久的人生目标。这一点确实起到了非常明显的客观效果，仅看船山兄弟在张献忠陷衡州和后来清兵入关后的忠义表现——誓不从贼、死不变节，就足以为船山家庭的“忠孝教育”的卓异效果，提供充足的事实证据。
船山说自己年青时，有些虚矫的“文人相轻”的陋习，“两兄淳至，无大过失，时或以小节违意旨。（夫之）少不自简，多口过。每发露，先君不急加诘谪，唯正色不与语，问亦不答。”
在船山的家中，王介之（船山长兄）、王参之（船山二兄）“时或以小节违意旨”的情况，王朝聘虽然不急于“责骂”，但却正色以对，不加理睬。王船山年青时机灵，虽然经常因为说些不中听的话语遭受“不予理睬”的惩罚，但却不像两位兄长直接忍受，而是想尽办法，使用了包括以问问题的方式，试图缓解父亲情绪，哄逗父亲欢心，但是王朝聘就是不予理睬。船山父亲在船山兄弟三人“犯错误”的时候，经常使用这种“不理睬”的方式，目的倒不是折磨，而是想要促使他们自我反省。
年青时的王船山，并不具备超人的意志忍受力和心里承受力。面对父亲数十天不予理睬（“如此旬月”），心中冷落难耐，孤苦难当，无法缓解。好在船山天生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所以没有在长期强烈压抑下郁闷自残，万般无奈之时，经常跑到二叔王廷聘家里寻找解脱路径。船山二叔精研《庄子》，心胸相对豁达，“酌酒劝戒，教以远利蹈义，惩傲撝谦”。虽然是在帮助哥哥教育侄儿船山，却能“抚慰叮咛，至于泣下”，给了船山以真心的抚慰，纾解了船山因为父亲不理不睬而长期郁积在心中的苦楚和忧闷。之后，带着船山回去跪拜家尊，请求宽恕：“然以夫之之身沐庭训者言之，或有荡闲之过，先子不许见，不敢以口辨者至两、三旬，必仲父牧石翁（船山二叔王廷聘）引导，长跪庭前，牧石翁反复责谕，述少峰公之遗训，流涕满面，夫之亦闵默泣服，而后得蒙温语相戒。”
船山父亲虽然不再经常沿用自己从小所受的来自父亲的严厉体罚方式教育子弟，但仍然没有真正解除体罚（长跪庭前），主要使用促令反省的方式（“夫之亦闵默泣服”）进行教育，但这种不理不睬的促令反省方式，其实又重新陷入了“心罚”的家庭教育误区，造成子侄严重的心里压抑。
当然，船山父亲和船山兄弟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方式并不比体罚的方式更轻松。所以船山才当做美谈对儿孙们讲述这些事情。当然，这种反省式教育的宗旨和目标是为了防止父子间苟且迁就，将对方引入恶行而不加阻截。“为父兄者，以善柔、便佞教其子弟；为子弟者，以谐臣、媚子望其父兄。求世之永也，岌岌乎危矣哉。”这是船山后来的反省，应该说这种反省较之父亲的反省更为有力，更具近现代的精神。
船山与自己的长兄石崖（王介之）一样，都希望他们自己所属的王氏家族能够保持严格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希望后代的子嗣中不要出现见利忘义的小人和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将家族生活“搅得周天寒彻”的害群之马。目标跟父亲王朝聘一样正大而又长远，可是在使用教育和训导的具体方法上却已经有了与父亲，尤其是祖父极大的不同。他们都相对温和了许多：
“吾伯兄律己严，而仁慈有加于先子，夫之尝请益焉。”船山说自己的长兄王介之“仁慈有加于先子（船山父亲）”，这句话语的具体内涵，船山在《耐园家训》里有明确交待：“伯兄之立身立教，大率皆藏密反本为用，愚者弗知尔。”船山自己又揭示伯兄的这种“愚者弗知”的“藏密反本为用”，其实就是礼。船山引用《晏子》“唯礼可以已乱”的话语说：“伯兄睦修家训，导子孙以可行，酌古今而立画一之规，礼意于是存焉。”原来船山与长兄王介之在家庭教育也就是对待子侄的培养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即“以礼止乱”。
相比父、祖辈，以“齐之以刑”的体罚、心罚方式教育子弟，船山兄弟改用“齐之以礼”的方式对子侄进行家庭教育，已经算是不小的进步。这一点很可能与船山兄弟接受过一定的西方讯息有关，特别是船山。船山他在南明政府中，跟主政的东阁大学士瞿式耜相友善，而瞿式耜则是天主教徒。南明永历王朝中，瞿式耜的老上级两广总督丁魁楚（瞿式耜时任广西巡抚），也是天主教徒。瞿式耜的叔父瞿汝夔（号太素）和儿子瞿式榖父子都是天主教徒。瞿式耜在天启年间入教，并为传教士艾儒略介绍西洋“灵魂说”的《性学觕述》做过序言，助其在中国的传播。瞿式耜后来跟艾儒略学到很多西洋哲学的东西，并且努力将所学西洋哲学的“灵魂说”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心性哲学作汇通。船山跟瞿式耜交往既然非常深密，瞿式耜努力“汇通”西方“灵魂说”与儒家心性论的做法，肯定对船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南明政府中还有一名传教士的“顾问”叫瞿安德，亦称瞿纱微。这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德国传教士，曾为南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和皇公主等，实施信奉天主教的洗礼，还曾试图为南明搬请西洋救兵，以对抗清兵，挽救危亡。王船山或许跟这位传教士也有一定的交接至少通过瞿式耜与瞿纱微有间接接触。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船山跟与欧洲传教士有深密交往的方以智是心灵的至交，是真正可以探讨思想、学问的密友。船山跟方以智关系的深密，可以从船山接到方以智的死讯之后，“至于狂哭”的事实中约略感觉到。如果不是与方以智有特别深密的交往，方以智的过世，不会使船山痛惜如此。
有关方以智究竟从传教士那里学到了一些怎样的西洋知识和学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彻底查明，但是船山赞赏方以智父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说他们父子的“质测之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格物致知”，而中国传统儒家的所谓“格物致知”，其实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船山的这个说法，至少表明他曾受到了来自方以智的西洋近代物理学的不小影响，而物理学又是以数学为根基，同时充满科学逻辑性。由此一点大致可以推测，船山经由方以智，受到过西方近代科学和认识方法的一定影响。是否可以由此推论，说船山受到过西洋近代人性论和教育思想的影响，这是另外的话题。不过船山对子侄们的教育，已经有了明显的尊重被教育者，同时强调教育的真功效，乃在于教育被接受教育者所接受。这些明显的情形，都表明船山在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方面的想法和做法，确实具有了尊重个体性的倾向，不再像父、祖辈那样，只求子侄接受传统的忠孝，而不顾及他们个体的愿望和感受了。这一点是船山在传统的环境下，对于家庭教育的优异探讨和卓异试验。这也许就是船山思想经常被认为具有明显“启蒙”特色，他并因此被称作“启蒙思想家”的背后原因。
回到家庭教育的话题，船山晚年，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真切的反省。因为有了真切的反省，晚年船山在对子侄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才有比较充分的商量式和劝导性的“民主”性格的体现。
传统的家庭，并不像后世所想象的那样，通过伦理的教化，家庭中人和家族中人，就都相安无事，里面充满了利益之争，船山家族也一样。船山的子侄们，经常因为利益而发生义气之争，船山不断为此写信，教导各路子侄：“……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之于心，以积怨恨。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贫似我者，强似我者，弱似我者，千千万万，尚然弱者不可妒忌强者，强者不可侵凌弱者。何况自己骨肉！有贫弱者，当生怜念，扶助安生；有富强者，当生欢喜心。……譬如一人左眼生翳，右眼光明，右眼岂欺左眼，以灰屑投其中乎！又如一人右手便利，左手风痺，左手岂嫉妒右手，愿其同瘫痪乎！不能于千万人中出头、出色，只寻着自己骨肉中相陵相忌，只便是不成人。”船山对家族中相互矛盾难解，费尽了心思，而家族中人却因各自矛盾告到官府，船山对此深表憎恨：“愿自今而后，和和顺顺，骨肉相关一般，一刀割断前日不好的心，听老夫此语，光明正大，宽柔慈厚，作一家风范。……七十老人夫之白”
从这封船山写给堂弟和侄儿的家书中，我们完全能够感觉到船山家族内部的矛盾，不止很大，而且已经白炽化，并且还告到了官府。这一点也充分证明船山祖、父辈严苛的家庭教育，只在当时起到了压制的作用，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船山七十岁老叟，系心开创中国文化崭新生面的同时，还不得不回头处理家族纷争，而且语气悲凉：“病躯日衰，后会又未知何日也。”
按下葫芦又起瓢，这方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那面又出问题，船山不断告诫他们要学会读书明理：“读书教子，是传家长久之要道。”这是船山写给一位侄儿的家书。船山不断劝说侄儿们：“多谋多取，动气召辱。且戒！且戒！”因为修“家谱”出资的事情，船山家族发生纠纷，导致修谱这种传统时代重大的家族事务，一时间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船山为此很不愉快，写信给另外一位叫“尔弼”的堂弟说：“谱议不成，族中人错乱至此，但堪一叹！贤弟年富力强，秉心刚直，至公至正，教子侄辈亦安静守分，和睦不争，是所望也。”
有关船山为了族中人家庭教育所费心思，还可从《示子侄》的一首四言诗里感受些许：“立志之始，在脱习气。习气薰人，不醪而醉。其始无端，其终无谓。……”
不止是家族中的近亲，船山的两个儿子王攽和王敔两家，也经常发生严重矛盾。船山为此写信给儿子：“汝兄弟二人，正如我两足，虽左右向异，正以相成而不相盩戾。况本可无争，但以一往之气，遂各挟所怀，相为疑忌。先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天下人无限，逆者顺者，且付之无可如何，而徒于兄弟一言不平，一色不令，必藏之宿之乎？试俯首思之!”
船山教育子侄和睦相处，不为利益而争，不为义气所阻，经常拿身体上的左右两部分作比喻，两目、两手、两足需要相配、相合，不能相妒、相害之类。说明船山能够“就近取譬”，是一位出色的家庭教育专家，但面对家庭和家族纠纷，仍然无济于事，纠纷和争斗时有发生。就便是一时迫于对船山这样的长者的尊重，暂时沉寂下来，问题还是没有在根本的意义上解决，因为利益的问题，原本就与血缘无关。为了利益，“亲亲”既可不顾，“尊尊”也就因此而束之高阁，抛掷一边了。由此可见，忠孝的教育，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厉害关系而单独进行的，这是船山家庭和家族教育能够为今天提供的一点启示。
船山家族，还有船山两个儿子是否因为船山的劝谏式教导而改善了相互间的关系，因为缺乏必要的史料，已经没有办法描述。但船山家族中人因为利益而争斗，而且已经告到官府的严重情形是清晰可见的，船山为此所付出的良苦用心，也都可以从上述的家书中得到清楚的了解。本文其实想说的不是这些事情，而是船山在这种对于家族中人和自己儿子的“教育方式”中，所体现出的“准现代式”的教育精神。现代教育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尊重被教育者，而不是单纯只为了从前和当下的某种原则，不顾被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实际感受。船山在这一点上，已经与自己的祖、父辈有了明显的“质”的意义上的不同。他虽然不能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却顾忌到了对方的感受，从而也不再使用体罚和心罚的“祖传家法”，而是完全改用了讲道理、进行劝说的方式，这一点其实也正体现了船山身上明显的具有了近现代的特征。船山深刻理解教育的目标和原则是一回事，是否符合被教育者的情况从而能够让被教育者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由此我们想到，伦理原则的普遍性，是不能在无视个体生存的情况下强力推行的，必须结合个体的实际情况，以说理和诱导的方式，使被教育者产生心理的认同；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他们实际的利益诉求，然后才能推行下去，从而收到必要的效果。能被自觉接受的教育，才是良好的教育，这是现代的教育精神。船山晚年已经体现出这种明显的特征，这也正是船山思想里已经孕育了近现代精神的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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