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禁止树碑造成中原数百年间碑铭断绝，所以云南曲靖地区所存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①]在碑学史上就显得弥足珍贵，面世以来单是有史记载的题跋就达20余家，其中以桂馥、陆耀遹、阮福、黄炳堃、范寿铭[②]诸家之说尤为详细独到，或正定文字、或考校年代、或评价书法、或征引典故，多所发明。然而，面对这样一通“远在边裔，至今岿然”[③]的经典碑刻，人们很少会问：历史上真实的爨龙颜究竟是怎样的人?僻远蛮荒的云南边疆何以留下如此工整典雅的碑刻作品？早已荒废的刘宋石碑何以在1300多年后突然“大行天下”?[④]将其置于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西南地域人文背景下，考察其由隐而显的历史过程和跌宕的命运变迁，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些启发。
对爨龙颜的历史考察
爨龙颜的生平事迹，碑文是这样描述的：
君讳龙颜，字仕德，建宁同乐县人。其先世则高阳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眇胤也。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夏后之盛，敷陈五教，勋隆九土。纯化洽于千古，仁功播于万祀，故乃耀辉西岳，霸王郢楚，子文铭德于《春秋》，斑朗绍纵于季叶。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班彪删定《汉记》，班固述修《道训》。爰暨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姻娅媾于公族，振缨蕃乎王室。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位均九例，舒翮中朝，迁运庸、蜀，流薄南入，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万叶云兴，乡望标于四姓，邈冠显于上京，英豪继体，于兹而美……祖，晋宁、建宁二郡太守，龙骧将军，宁州刺史。考，龙骧辅国将军、八郡监军，晋宁、建宁二郡太守，追谥宁州刺史、邛都县侯，金紫累迹，朱黼充庭……享年六十一，岁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
根据“享年六十一，岁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可知爨龙颜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446)，上溯其生之年就当在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复据“太明二年，岁在戊戌……立”，则知此碑立于其亡故12年后的大明二年（458）。碑文对爨龙颜生平、祖先、官职、功绩的陈述十分清楚：身为班氏后人，29岁“举义熙十年秀才”，“礼命主簿不就，三辟别驾从事史”；先后担任“司马长史”、“散骑侍郎”、“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邛都县侯”和“宁州刺史”之职；47岁时面对“百六遘衅，州土扰乱”，能够“身伉矢石，肃清边嵎”，成就了不朽功业，成为“南中磐石”。这些皆是碑文自言，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先来看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述。
“爨龙颜”的名字，明以前史籍并不见载，最早出现于李元阳的万历《云南通志》和明《一统志》，前者记载为：“卭都县侯爨龙颜，南宁州人，文帝永嘉间累官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史”，[⑤]后者加了“同乐县人，仕宋，有碑在故纳河县西三十里”[⑥]一句。其后文献见载的有：《大清一统志》、清《云南通志》、《滇考》和《万姓统谱》四部，但记述更为粗略，只在细微处稍有区别，如清《云南通志》加“文帝永嘉间”，清《一统志》加“南北朝”，《滇考》也只有“爨龙颜仕宋，为龙骧将军，封卭都侯”，[⑦]寥寥数言，并无更详。很显然，这些极相似的记载并不是来源于其他的史书，而是抄撮改写碑文而来。
关于爨氏家族的来历，碑文中用“其先世则高阳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眇胤”说明爨氏本是颛顼、祝融之后人；用“子文铭德于《春秋》，斑朗绍纵于季叶”、“班彪删定《汉记》，班固述修《道训》”、“采邑于爨，因氏族焉”，说明自家是楚令尹子文之后，受姓班氏，班彪、班固为自家先人，因为采邑于爨地，故以“爨”为族名。按《史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⑧]《名义考》又说“‘斑彪’史误作‘班彪’，斑姓出楚令尹子文之后”，[⑨]是说高阳为黄帝之后，楚人为高阳之后，班姓为楚令尹子文之后。但是，班氏为楚人，爨氏同为楚人，也并不能说明爨氏就为班氏之后，更不能直接断定就是班彪、班固之后。考《汉书》、《后汉书》，特别是《班彪传》、《班固传》中，并无只言提及班氏采邑于爨之事。无史可征，明显是附会之言。真正有史可据的是碑文中“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一说，《通志》有“爨氏望出晋昌，后汉河南尹爨肃”的记述，[⑩]与碑文所述吻合。后汉与魏时代相承，故可以认定史载与碑文的爨肃实为同一人。另外“西爨自云本安邑人” [11]的说法也与“禹都于安邑”[12]相吻合，所以，爨氏祖上本为汉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至于“高阳颛顼之玄胄”一说，与屈原在《离骚》中自称“帝高阳之苗裔”以及东魏兖州刺史李珽之碑“其先帝高阳之苗裔”[13]的说法相似，不过是“自道本与君共祖俱出颛顼，末之子孙也是思深而义厚” [14]的意思，以示出身名门、追奉正朔。
《爨龙颜碑》碑额点明，墓碑主人爨龙颜的祖、父两代世为晋宁、建宁太守，宁州刺史，爨龙颜本人也任宁州刺史，封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邛都县侯，其中以“宁州刺史”为实职也最为显赫。因此，可对照历史记载看其设置情况。云南被纳入版图始于汉武帝开发西南，始设益州郡；诸葛亮南征时改为建宁；晋武帝合益州之四郡为宁州；太康中罢宁州、置南夷校尉；元康中改为江左镇蛮校尉；[15]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复置宁州，另加三郡合七郡归宁州刺史统辖，再加龙骧将军、邛都县侯之号。“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则州与府各置僚属”，[16]从此，宁州刺史又兼任镇蛮校尉、龙骧将军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朝廷统治云南的重要职官。爨龙颜的生活年代历经东晋孝武帝、安帝、恭帝和刘宋武帝、少帝、文帝共六朝，其间《晋书》所载任过宁州刺史的有王逊、王坚、尹奉、周光、姚苌、周仕孙等六人；《宋书》所载任过宁州刺史的有应袭、周籍之、垣闳、尹怀顺、杜叔文等十四人，每人的任职时间在史书中都有明确记载。特别是《宋书》的记载尤为详明：“永初二年冬十月癸卯，以员外散骑常侍应袭为宁州刺史”，[17]“元嘉五年冬十月辛卯，安陆公相周籍之为宁州刺史……十五年秋七月甲戌，以陈、南顿二郡太守徐循为宁州刺史……十八年十二月，晋宁太守爨松子反叛，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十九年冬十月己亥，以晋宁太守周万岁为宁州刺史”。[18]于此可知，应袭、周籍之、徐循、周万岁四位宁州刺史的任职时间均在爨龙颜举秀才之后、卒之前，皆在他可能任职的时间之内。可见史书中对“宁州刺史，龙骧将军、邛都县侯”官职的设置、任职情况的记载均清晰明确、时间连贯，可是并无爨龙颜的任职记录。但通过“宁州”的命名和设置情况可以看出，宁州历来为中原所重，对其统治总体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在这种重视的态度背后，无疑寄寓着中央王朝对边疆安宁统一的期望，也明显隐藏着对边地的忌惮和防备之心。
关于爨龙颜的功绩，碑文云：
岁在壬申，百六遘衅，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戎寇场。君收合精锐五千之众，身伉矢石，扑碎千计，肃清边嵎。
“岁在壬申”为元嘉九年（432），当时爨龙颜47岁。因为历史上这一年确实发生了赵平之乱，所以不少学者就以此史实与之相对应，如陆耀遹的题跋：“碑云‘岁在壬申，州土扰乱，君收合精锐，肃清边嵎’，即指平赵广之乱”。另外洪颐煊却以平爨松子之乱相对应。[19]究竟孰是孰非？历史文献显示确有赵广之乱：“元嘉九年九月，妖贼赵广寇益州，陷没郡县，州府讨平之”，[20]但前有元嘉五年（428）周籍之任宁州刺史，后有元嘉十五年（438）徐循任宁州刺史，之后又有十九年（439）周万岁任宁州刺史，并无爨龙颜的记载。两相对照，只能确认一个事实：元嘉九年发生了赵平之乱，后由州府官员所平定。由于史上并无爨龙颜任宁州刺史的记载，所以虽不清楚讨平赵广之乱的人具体是谁，却不能妄断这位“州府”就是爨龙颜。另外，洪颐煊以平爨松子之乱相对应的说法也无法认定。史载“元嘉十八年晋宁太守爨松子反叛”，[21]碑文“岁在壬申”却是在元嘉九年，洪的解释是“碑据起事之日，史称讨平之年”，实在牵强。所以爨龙颜“肃清边嵎”之功无法确认。
总之，比照相关历史文献来考察爨龙颜：考其姓名，发现记载极少，仅有的史料仅是说明碑的存在，简要介绍也与碑文合若符契；考其祖先，发现除了“来自中原，其祖爨肃”可以证实，“高阳之苗裔、班氏之后人”并无实据，不过是为了强调爨氏的血缘来自华夏正统，且是名门之后；考其官职，发现“宁州刺史”在历史上的设置和任命记载清晰、时间连贯，却无爨龙颜任职的记录；考其功绩，无法证实“州府讨平”就是龙颜之功，“肃清边嵎”查无实据。总之，通过文献考察后可以明确，显赫的爨龙颜在汉文历史文献中并无其人、其事、其职、其功的确切记载，也就是说于史无考。其实不仅是爨龙颜本人，碑文所叙其祖、父世袭宁州刺史也是没有证据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会是史官的疏漏？但以中原对宁州的重视程度、史书中对宁州刺史的清晰记载以及碑文中爨龙颜的显赫地位和深远影响来看，疏漏的说法恐怕难以置信。然而《爨龙颜碑》确确实实“远在边裔，至今岿然”，且石碑载有诸多爨氏成员之名、并有可以证实的各级属官之职，另有爨云碑、爨深碑可资佐证，当然不可能否认爨龙颜的存在。显然，“于史无考”只能说明史无所载，不能说明他不存在。那么，碑文中显赫的“爨龙颜”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会史无所载？看来，需要另辟蹊径去寻找答案。
二、“独步南境”的爨氏家族
虽然“爨龙颜”在史书中没有记载，但爨氏家族却是云南历史上威名赫赫的南中大姓，“以二千年之版宇，延一千年之霸图”，[22]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雄踞西南边疆。这一家族中“天姿瑛哲”、“扬名四外”的爨龙颜却“史无所载”，究竟透露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一般说来，正史为官方编纂，代表着官方的态度，史无所载显然意味着他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那么，他不被承认的理由是什么呢？当我们扩大视野，对南中局势以及爨氏家族的发家历史进行考察，就有了新的发现。
一方面，对中原统治者来说，南中是不能放心之地。“不放心”首先源于其僻远蛮荒。这里“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移，末能相雄长”，[23]不仅山川阻隔，而且与中原文化差异极大。其僻远蛮荒通过太康三年（282）“罢平州、宁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24]、建元元年（343）“以交、宁道远，不遣使”[25]的记载就可见一斑。僻远就易产生隔阂，于是竟然有“晋元帝永昌元年，宁州刺史王逊遣子澄入质……京邑忽讹言宁州人大食人家小儿”，有言之凿凿证明“亲有见其蒸煮满釜甑中者”[26]这样荒诞的讹言载入史册，充分说明中原与宁州之间的这种隔阂。虽然汉武帝开发西南，但南中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时疏时密，难以有效统治，加上地理文化上的差异与隔阂，造成自汉以来南中一直叛乱不断：先后有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益州廉头、姑缯等二十四县民反”；成帝时“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愈，更相攻击”；安帝永初年间（107-113）汉中、阴平、广汉羌反；元初四年（117）益州、永昌、越嶲诸夷封离等反；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又有“蛮夷复反……后复更叛”；刘备薨，“越嶲叟帅高定元举郡称王以叛”；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南征，置“四姓五子”使夷人渐服，未几又有夷帅刘胄反。入晋以后仍旧不宁，于是“宁州”先设（泰始六年，270）后罢（太康三年，282）又复置（太安元年，302）。孙辨建议复设宁州，说“七郡斗绝，晋弱夷强，应复宁州以相镇慰”，[27]典型地透露了中原王朝的复杂心态，有对宁州局势的担忧和防备，也有加强边疆统治的意图。但历任宁州刺史有业绩记载的却不多，可以一说的有李毅、王逊和尹奉。太安元年（302）诜、叡、猛叛乱，李毅杀叡讨破，李毅卒后西南夷又叛，毅之女李秀“明达有父才，遂奉领州事”，苦苦支撑到“食粮已尽，人但焦草、炙鼠为命” [28]的地步；永嘉（307-313）时王逊又“严猛太过，多所诛锄”；李雄称帝，尹奉因“威刑缓钝，政治不理”，南中尽为雄所据。总之，由于“南中夐远，风谣迴隔”，[29]历任宁州刺史均未能找到良策加以牵制，“晋弱夷强”的状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曾改变。
另一方面，对中原统治者来说，爨氏是不能放心之人。爨氏在南中的发家始于爨习。诸葛亮南征重用大姓，“收其俊杰为官属，习官至领军”。[30]其后，晋与蜀李雄争夺南中，李雄称帝，爨量、爨深先后附之，其余南中大姓在争强中逐步失利，爨氏渐成独霸之势。一家独大后随即反叛，先有“建宁爨量与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慬、保兴古盘南以叛雄”，[31]后有元嘉十八年（441）晋宁爨松子反叛。虽然桓温伐蜀灭李氏后复置宁州（永和三年，347），但此后南北朝争扰激烈，南朝自顾不暇，对宁州已鞭长莫及。故见于史载的宁州刺史大多遥领，多未到任亦无事迹。于是“诸爨氐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32]世代相袭、逐渐成为宁州的实际掌权者。这一状况延续到大同三年（537）才有所改变，武陵王纪都督益州刺史，徐文盛持节宁州刺史，深感“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簒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于是加强统治，“推心抚慰，示以威徳，夷獠感之，风俗遂改”。[33]不久后侯景造反，趁徐文盛被征赴荆州之机，“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34]西魏将领尉迟回乘虚南伐，“西南夷威怀允洽”，[35]宇文周篡魏立北周后，对爨瓒遥授刺史行羁縻之管，其子震继之，恃远不服。入隋“爨翫来降，既而复叛”。[36]至唐又有东爨、西爨之纷争，直到元世祖时，还有爨蛮舍利畏发出“蒙古处北，吾等处南，声教所不及，何以服从之”的狂妄之言。[37]可见，遍布史册的记载中，爨氏尽是屡反屡叛、据地称雄的斑斑“劣迹”，实在是让中原王朝不得安宁又无可奈何。
对这个“不能放心之地”上的“不能放心之人”，中原的态度如何呢？其实碑文已经透露了信息，写爨龙颜逝后“黎庶痛悼，宋夷伤怀”。与“宋夷”相似的提法在史书中另有“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38]“邓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夷汉敬其威信”，“王逊杀赵涛，夷晋莫不惶惧”等。[39]这些“宋夷”、“夷汉”、“夷晋”的说法，指的都是汉人和夷人。之所以分别称谓又合而用之，是由于西汉在西南遣兵屯戍，对迁入的汉人和当地夷人区别户籍、分而治之，这自然是基于根深蒂固的“汉夷有别”的观念。《华阳国志》对夷人也无不持鄙夷的态度：“蠢尔南域，在彼要荒。汉武德振，蛮貊是攘”，[40]夷人在汉人眼里“依山谷险阻而居，聚为寇盗”，而且“性强悍，习染诈伪，小则鼠窃狗偷，大则聚众相攻杀，不可禁止”，[41]简直是一群鸡鸣狗盗、剽悍狡诈之徒。在正史中，本为汉人但入滇百年的爨氏向来也是被当做“夷”来看待的，以“蛮夷”、“爨蛮”、“东爨乌蛮”、“西爨白蛮”称之，明显表露出中原王朝“要荒之俗，不与华同”[42]的看法。
从永和三年（347）至大同三年（537），历经晋、宋、齐、梁四朝，正是爨氏势力最盛、据地称雄的二百年，有“邑落相望，牛马被野”[43]、“延袤二千余里”[44]之称，其后又经历两爨相争、南诏兼并，至元尚有史可考。故袁嘉谷言爨氏“延一千年之霸图”[45]是有据可查的。可见，以“独步南境”来说爨龙颜固无实据，但以此来评价爨氏家族却绝非妄言。透过爨氏家族的发家历史我们也就大概能够知道爨龙颜的情况。可以肯定，爨龙颜正是爨氏势力鼎盛之时的杰出代表，在一家独大的背景下，他以世袭的身份继承了宁州刺史和龙骧将军等职，取得显赫功绩。所谓“乡望标于四姓”、“清名扇于遐迩”表明的是爨龙颜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呈现了爨氏家族“独步南境”的实际情况。
至此就可以解释爨龙颜为什么会于正史无考的问题。以中原来看，爨氏家族有着汉夷混融的身份、剽悍狡诈的习性、屡反屡叛的历史，趁中原内乱无暇南顾，以宁州刺史等职为依托，独霸西南一隅，实在是“不能放心之地”上的“不能放心之人”。虽爨氏自秉汉人之正，但中原偏有汉夷之别。面对着山高水长的阻隔、晋弱夷强的威胁，中原王朝对“独步南境”的爨氏真是心存忌惮又不无鄙夷，假如承认其“恃远擅命”的事实，那就相当于承认了自己鞭长莫及的软弱和无奈，这显然是无法容忍的，那么，爨龙颜的地位最终没有得到官方承认这一结果也就合乎情理。不予承认自然也就没有任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正史中根本就没有爨龙颜的任何确切记载了。于是，《爨龙颜碑》成了一个孤证。
三、“向义中州”的精神内涵
《爨龙颜碑》到底是凭什么在千年之后扬名天下呢？既然正史中并无爨龙颜的确切记载，有的只是对爨氏家族的成见与鄙夷，那么就得重新回到碑文本身去寻觅真相。
碑文中得心应手地运用了不少儒家典故，例如强调爨龙颜的秀才出身，说他“敷陈五教”、“绸缪七经”，受到儒家的系统教育，能够孜孜不倦地钻研经典；“凤翔京邑，曾闵比踪”说他才华超群，扬名京城，孝行能够与曾参、闵损比肩。接着又夸奖他：
容貌玮于时伦，贞操超于门友，温良冲挹，在家必闻。本州礼命主簿，不就，三辟别驾从事史，正式当朝，靖拱端右。仁笃显于朝野，清名扇于遐迩。举义熙十年秀才，除郎中，相征西镇，迁南蛮府行参军，除试守建宁太守。剖符本邦，衣锦昼游，民歌其德，士咏其风。
“温良冲挹，在家必闻”引用了《论语》“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46]的典故，说他温厚辞让，冲淡平和，像德行统一而不务虚名的颜渊，颇合大雅谦虚之道。接着又说在“五教”、“七经”的濡养之下，爨龙颜德才兼备，堪当大任，能够“进无烋容，退无愠色”，最终达到“德重道融”的境界。即使“容貌玮于时伦，贞操超于门友”，但仍旧谦虚谨慎、毫不自矜，“本州礼命主簿，不就，三辟别驾从事史”，谨遵正途入仕朝廷以后，才“正式当朝，靖拱端右”，勤勉供职；又“除郎中，相国西镇，迁南蛮府行参军，除试守建宁太守”，继而“除散骑侍郎”；中年在立下“肃清边嵎”的大功后，众望所归，“迁本号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候”，最终“清名扇于遐迩，仁笃显于朝野”、“民歌其德，士咏其风”，备受南中人民爱戴。写了这些，对爨龙颜的赞颂已达极致，应无缺憾，本可作结了。可是碑文中又出现二处特异之笔，引人注意：
君素怀慷慨，志存远御，万里归阙，除散骑侍郎，进无烋容，退无愠色，忠诚简于帝心，芳风宣于天邑。
这是说爨龙颜忠心耿耿，不辞万里到京城觐见；又说希望自己的忠诚让皇帝知晓，高风亮节流传于京城。随后又表白即使“扬名四外”，但终不会忘“恩沾华裔”之本和五教七经的教诲，一定会秉承忠诚谦逊的儒家之道。其实，类似的表达在中国古代碑文中并不鲜见，例如“忠亮惟允，简于帝心”[47]、“言效于既往，而事简于帝心”[48]，皆赞墓主人德行守则，忠心不二。这些笔墨异曲同工，都是明明白白在向朝廷表白忠诚之意。
在陈述了爨龙颜的生平、祖先和功绩以后，碑文写到：
君，南中磐石，人情归望，迁本号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君姿瑛雄之高略，敦纯懿之弘度，独步南境，卓尔不群。虽子产之在郑，蔑以加焉。是以兰声既畅，福隆后嗣者矣。
以上对爨龙颜的才德容貌、功绩地位，以及人心所向、沾灌后世的影响给予了总结性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它严格秉承了中原碑铭文体的一贯写法。汉以来碑碣云起，产生了大量的“勒石赞勋、标序盛德、昭纪鸿懿”之辞，对墓主人美誉有加，通过“累其德行”以达到“旌之不朽”的目的，这本属于“碑之制”。[49]例如蔡邕的碑铭作品中就有“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兼资九德，揔修百行……不徼讦以干时，不迁贰以临下……乐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谄上，爱不渎下”[50]这样的句子，称赞墓主人聪明睿智、才隽德高，或是不卑不亢、胸怀坦荡，或是堪为典则、影响遥深。大同小异，都是高度溢美之辞。蔡邕这二篇碑铭作品为世所高，“才锋所断，莫高蔡邕”，[51]成为后世典则。与之相比较可以看出，《爨龙颜碑》对于碑铭文体写法的把握是极为精准的。总结起来，《爨龙颜碑》内容上完全依照了儒家的理想和标准，对爨龙颜的学问、德行进行了高度评价，并鲜明直接地表达了对中原的忠心；文体、写法上也与中原碑铭文学一脉相承，碑文典型地体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碑铭文体为标准的汉文化特点，展现了朴茂渊雅、古藻缤纷的传统艺术风格。
反观对当地夷人的历史记载，却惊诧于巨大的文化反差。零散的史料显示，当地夷人的模样是“身青面有文如龙鳞”、“儋耳穿鼻”；[52]生活习俗是“常居木上作屋，有尾长二寸，若损尾立死”、[53]“喜食人，以为至珍美”；[54]出生是“尤知识母，不复别父”，成年后“各随宜野会，无嫁娶”；“大小蹲踞道侧，皆持数种器杖，时寇钞，为郡邑之害”；死后“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燔之”。[55]这样的生活习俗和文化水平与中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难看出，这些骇人的记载里充满了过度传奇的色彩，其中固然存在记载者怀着猎奇心态、未经求证就直接载入的原因，但明显能感受到这些文字背后透露出中原汉人对西南夷人既恐惧又鄙夷的主观态度，于是笔下自然就是一群“食肉衣皮，虽有人形，禽兽其心，言语服饰不与华同”[56]的刁蛮。
认识到爨氏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与中原的迥异，再回头来细读《爨龙颜碑》那朴茂渊雅、古藻缤纷的文辞，自然就不难理解，基于乱世立足、家族发展和文化认同心理的需要，不论是不是被视同蛮夷，作者爨道庆在撰写碑文时确实是用异乎寻常的典雅文笔和恭顺语气，一方面赞颂先辈爨龙颜的德行功业，另一方面反复向中原表白忠诚之心。之所以要强调忠诚，想来正是意识到遥远的中原统治者对自己颇有不放心之处，所以才需要去反复表白。因为爨氏家族成就霸业的发家历程均与中原息息相关，在复杂动荡的局势下，出于保全自身的考虑，去争取在地位、实力、文化上明显强势的中原王朝的支持，对爨氏来说，实在不失为一种良策，所以其表白中暗含了争取中原认可和支持的现实目的。
至此也就可以明确，碑文从头至尾、引经据典地溯祖先、叙出身、赞才德、表忠诚，除了具有一般碑文所共有的颂赞目的以外，还寄寓了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通过追溯祖先，表明自家本与中原血脉相连、文化相承；通过称赞爨龙颜温良冲挹、忠义仁笃之风，来传达对中原所倡导的儒家德行的尊奉；通过对其“肃清边嵎”功绩的褒扬，来表达自家维护边疆安定的贡献和能力。总之，一直在努力撇清与蛮夷的瓜葛、申明自家与中原的联系。归纳起来，那就是《爨龙颜碑》表达了一种“向义中州”[57]的精神内涵，具体来说，就是体现了对爨氏家族自家文化渊源的追认和尊重、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天然亲切和由衷的崇敬。在云南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其中固然有表白忠心以争取支持的现实目的，但无疑也体现了边疆民众对中原文化的主动迎迓和自觉认同的精神本质。
“向义中州”的情怀对于历史上的边疆民众来说具有普遍性，因此在云南古代著名碑刻中多有极相似的表达。如《王仁求碑》中的“忠节义气，相缵于家风；佐代经时，历书于史笔”、“守以敦笃，奉以忠信”；[58]《南诏德化碑》中的“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则风雅变”、“既御厚眷，思竭忠诚”等。[59]其它如“益州徼外哀牢王率众慕化”；“徼外羌龙桥等六种慕义降附”；“政治肃清，举县畏惮，吏民向化”[60]等记载在史书中亦比比皆是。与此比照，我们就不难体会《爨龙颜碑》的表达和用心。但这种表白最终有没有效果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爨龙颜的史无所载就是明证。“至元二年，舍利畏结威楚、统矢、善阐及三十七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爨部平”，[61]最后“白人为白爨，罗罗为黑爨，字复讹为寸”，[62]显赫的爨氏连姓氏都改成了“寸”。至此，上起蜀汉下终元代、绵延千年之久的爨氏在历史上声威渐消。因而至道光七年（1827）阮元见到这通《爨龙颜碑》时，已是“在曲靖府陆凉州之东南二十里贞元堡，立于荒阜之上”[63]的状况，久已废弃。但“向义中州”的精神内涵却依托石碑历经千年保存了下来，为其日后最终得到推举、大行天下打下了伏笔。
四、“大行天下”的机缘
自明清以来，各类史志、文集对《爨龙颜碑》突然有了越来越多的记载。以目前可见，最早的是袁文揆的《滇南文略》，其后有师范的《滇系》、严可均的《全宋文》录入，又有阮福《滇南古金石录》、陆耀遹《金石续编》、王言《金石萃编补略》、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范寿铭《循园金石文字跋尾》等金石集，再有桂馥《轧朴》、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张澍《养素堂文集》、黄炳堃《希古堂文集》、李慈铭《赵缦堂文集》、袁嘉谷《滇绎》、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李根源《景邃堂题跋》、由云龙《定庵题跋》等文集录入并有题跋。[64]特别是阮元主持纂修的道光《云南通志》中首设“金石门”并录入了《爨龙颜碑》，随后各版《云南通志》皆从此例。从此《爨龙颜碑》不仅深为文人、书法家、金石家所器重，而且登堂入室进入了正史，由一通远在边裔、名不见经传的爨蛮之碑，变得名满海内，号为经典。令人饶有兴趣的是，其命运的转变根源何在？到底是什么机缘让这一“孤证”发生了由隐而显的变化呢？
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见到《爨龙颜碑》后，题署：“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并刻于碑末。阮元不仅是清中期号称“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的一代名臣，同时也是声威显赫的学者、乾嘉学派的殿军人物，在经学、方志、校勘、考据多方面深有造诣，亦擅书法，兼有理论建树。由于其身份显赫，加上嘉庆时的王昶两次入滇寻访金石集成的《金石萃编》中并未提及此碑，于是有人认定，阮元对《爨龙颜碑》有发现之功。如在碑的右角有闽黔知州邱均恩题跋：“至阮芸台节相开府滇黔，始访获得之，称为云南第一古石”（道光十二年，1832），阮元的学生张澍也说：“此碑阮芸台师节制云贵，搜得于陆凉州”，[65]都是这个观点。从记载来看，确实是在阮元父子之后对该碑的关注才渐渐多了起来，但仔细考察后发现，先于阮元看到此碑或拓本的，至少有乾隆时的桂馥、袁文揆，嘉庆时的陆耀遹，此三人均有题跋，时间皆在阮元所题“道光七年”（1827）之前，可见早有流传。所以阮元的发现之功不能认定。但其推举之功却是当之无愧。在阮元题跋中有两点评价，一是“汉晋正传”，二是“云南第一古石”。因为此前已有《爨宝子碑》出土，其后又有汉《孟孝琚碑》[66]出土，只不过阮元当时未见，故“第一古石”之称不能成立。但“汉晋正传”的评价却非比寻常，原因是阮元把《爨龙颜碑》纳入了中原文化的直系文脉给予肯定，彻底摆脱了爨龙颜一千多年于史无考、不为承认的历史。有理由相信，以阮元的身份地位、学识修养，这一评价就更有影响和说服力，应该说，这是改变此碑命运的关键之辞。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位封疆大吏、显赫学者对这一通远在边裔、早遭废弃的石碑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首先，“汉晋正传”肯定的是其书法审美风格。书法上，《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并称“二爨碑”，二碑字体均生动展示了隶书向楷书演变的历史进程。桂馥称其为“正书，兼有隶法，饶有朴拙之气”，袁文揆言其“有魏晋风规”，陆耀遹论“此碑足冠六诏诸碑”， [67]康有为赞其“下笔如昆刀削玉，但见浑美”，认为“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68]均评价极高。所以阮元之子阮福说“可叹刘宋、萧齐八十年间，宇内竟无片石。伟哉此碑，远立边裔，至今岿然”，[69]表达了得睹此碑的幸运之叹。从此以后，“二爨碑”渐以“神品第一”、“书家鼻祖”[70]的地位，超越了时代、民族和地域的限制，成为久负盛名的书法经典。
阮元称其“汉晋正传”实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自从唐太宗把“二王”法帖定为书法正宗，其后宋、元、明、清帖学大盛，乃至于“一家兼掩南北”，但带来了模拟、实用之风盛行的弊端，把法帖的艺术生命推向了狭隘、衰竭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的情况，阮元提出要师法汉碑，说“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把汉隶视为书法正体和最高典范。[71]这一碑学主张的根源还可进一步追溯至清代中期鼎盛的汉学思潮，其核心是倡导客观地研习儒家经书、学习汉人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目的是纠正宋明理学的虚妄之弊。而学习汉学的重要途径就是将古代金石文献作为考订经史的依据以寻根溯源。作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的阮元显然对这一思想深为认同，指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72]从而推及于自己所喜爱的书法领域，倡导了清代中期书法由帖学向碑学转变的风气。所以，《爨龙颜碑》受到高度赞赏和推举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不事雕琢、朴拙浑厚的审美风格，符合了阮元的审美眼光以及当时在汉学思潮影响下流行的审美取向。加之远在边裔、岿然独存，就更显得弥足珍贵。阮福在《滇南古金石录》序言中说：“金石文字古今所重，滇南自汉置郡县，司马相如奉使于此，从游之士尝勒石志之。蛮酋互争，几经兵火，迹遂无存。而刘宋时之爨使君碑在陆凉州境，岿然独存”，[73]蕴含着无限怜惜、珍重之情。
其次，应看到“汉晋正传”的提出还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阮元于道光六年（1826）至十五年（1835）任云贵总督共十年，正是云南局势极为动荡、经济衰退严重、民族矛盾尖锐，边境变乱频仍的十年。政治上，“改土归流”政策造成了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经济上，盐政、铜政两大经济资源枯竭又兼官府豪夺，云南经济整体走向衰落；民族关系上，少数民族众多，夷汉之间、夷人之间矛盾重重，纷争不断。为保边疆稳定，清政府采取的办法一律是镇压围剿，结果往往是引起了更激烈持续的反抗。到阮元接任云贵总督时，云南局势更是内忧外患、篡乱不止。[74]先是道光七年（1827）越南人赵应陇与李映川等人策划称王举事、道光八年（1828）云南人王士林与徐敖、王受常等阴谋自立为王，道光十三年（1833）又有越南前黎朝王室后裔黎维良和保乐州知州农文云联合作乱等等。[75]不难想像，此起彼伏的叛乱和劳而无功的围剿一定是让阮元应接不暇、深感疲惫。所以，当他偶然之间遇到立于荒阜之上的《爨龙颜碑》，看到那古朴浑厚的书法，读到“志存远御，万里归阙”、“忠诚简于帝心，芳风宣于天邑”的典雅文字和“向义中州”的忠心表白，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对该碑的推举显然是基于当时云南现实背景下的有感而发。因此，可以说阮元对《爨龙颜碑》的大行天下实有推举之功，是令其隐而再显的关键人物。显然，阮元不仅从碑上看到了自己所欣赏的书法审美风格，而且身处内忧外患的云南局势，他也从碑文“向义中州”的精神内涵中深受触动并获得启迪，企图去寻绎一种以儒家精神为底蕴，来解决边疆诸多矛盾、维系边疆和谐关系的文化力量和现实可能性；在反复镇压却劳而无功的治乱方法之外，去思考另外一种更为有效的人文化成、和平治边之策。结合阮元的身份、学养与经历，这应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解释。
最终，不受承认的爨龙颜以存之久远的金石实现了传之久远的目的，“汉晋正传”的书法艺术和“向义中州”的精神内涵令《爨龙颜碑》扬名天下。
余 论
《爨龙颜碑》于刘宋大明二年（458）立碑，至道光七年（1827）经阮元推举而大行天下，历经一千三百余年。通过解读碑文，比照相关历史文献，其由隐而显的过程渐渐清晰，这一过程典型地呈现了云南边疆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内在关联性。可以看出，在复杂的地域人文背景下，云南书面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始终贯穿着中原汉文化与边疆文化的综合作用，呈现出特殊性和曲折性特点，《爨龙颜碑》正是以汉文化为底蕴、边疆多元文化砥砺、交融而成的典型代表和历史见证。也许，与诸多耳熟能详的“大经典”相比，它似乎显得不那么“经典”和辉煌，只能算是地域的“小经典”，可是作为立于云南书面文学起步之端的汉文碑刻，《爨龙颜碑》无疑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作为补充，对一段时期内中原碑刻留存稀少、云南边疆史料匮乏的状况有所补益；作为开端，构建起一个云南碑刻的经典谱系——同代有《爨宝子碑》交相辉映，后世有《王仁求碑》、《南诏德化碑》等薪火相传，抒写了云南汉文书面文学的不凡成就。此外，云南还有大量少数民族史诗、神话、歌谣等口传作品也别具一格，可见，多元丰富性正是地域“小经典”的特色之所在。于是我们发现，艾略特在《什么是经典》[76]中把“去地方气”作为经典品质的一个标准，显然并不适用于中华文化，因为“地方气”恰恰是诸多地域“小经典”的生动独特之处，正是诸多大经典、小经典汇聚起来，才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卓荦大观。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本文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
[①]全名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新纂云南通志》卷84《金石考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6页。
[②]参见桂馥《札朴》、陆耀遹《金石续编》、阮福《滇南古金石录》、黄炳堃《希古堂文集》、范寿铭《循园金石文跋尾》题跋，《新纂云南通志》卷84《金石考四》，第56-58、61、63页。
[③]（清）阮福：《滇南古金石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④]（清）袁嘉谷：《滇绎·爨世家》，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1，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⑤]万历《云南通志》卷17《封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35页。
[⑥]《明一统志》卷87《曲靖军民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3册，第830页。
[⑦]（清）冯甦：《滇考》卷上《楚庄蹻王滇》，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74页。
[⑧]《史记》卷40《楚世家》。
[⑨]《名义考》卷8《人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6册，第385页。
[⑩]《通志》卷29《氏族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3册，第348页。
[11]《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
[12]《五礼通考》卷206《嘉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册，第180页。
[13]《幸鲁盛典》卷7《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2册，第76页。
[14]《楚辞补注》卷1《离骚经章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2册，第118页。
[15]《宋书》卷40《百官志下》。
[16]《通典》卷32《职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3册，第385页。
[17]《宋书》卷3《武帝纪》。
[18]《宋书》卷5《文帝纪》。
[19]陆耀遹、洪颐煊题跋，《新纂云南通志》卷84《金石考四》，第57、60页。
[20]《宋书》卷5《文帝纪》。
[21]《宋书》卷5《文帝纪》。
[22]《滇绎·爨世家》，第338页。
[23]（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5页。
[24]《晋书》卷3《武帝纪》。
[25]《南齐书》卷2《高帝纪》。
[26]《宋书》卷31《五行志》。
[27]《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第46-50页。
[28]《晋书》卷81《王逊传》。
[29]《宋书》卷61《武三王传》。
[30]（明）谢肇淛：《滇略》卷6《郡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第160页。
[31]《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第52页。
[32]《南齐书》卷15《州郡志》。
[33]《梁书》卷46《徐文盛传》。
[34]《隋书》卷37《请略定南宁疏》。
[35]（清）王昶：《金石萃编》卷82《彰德尉迟回庙碑》。
[36]《隋书》卷53《史万岁传》。
[37]（清）冯甦：《滇考》卷下《元世祖平云南》，第204页。
[38]《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39]《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第51页。
[40]《华阳国志》卷12《序志》，第197页。
[41]（明）谢肇淛：《滇略》卷9《夷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第223页。
[42]《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第63页。
[43]（唐）樊绰：《蛮书》卷4《名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12页。
[44]《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
[45]《滇绎·爨世家》，第338页。
[46]《论语·颜渊》
[47]《蔡中郎集》卷5《太傅文恭侯胡公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3册，206页。
[48]《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47《益州刺史杨恭侯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3册，356页。
[49]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卷3《诔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215页。
[50]《文选》卷58《碑文》，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00、801页。
[51]《文心雕龙》卷3《诔碑》，第214页。
[52]《太平御览》卷166《州郡部》、卷786《四夷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4册第616页、
第900册第42页。
[53]《太平寰宇记》卷80《剑南西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9册，第653页。
[54]《太平御览》卷796《四夷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0册，第130页。
[55]《太平御览》卷791《四夷部》、卷556《礼仪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0册第88页、
第898册第223页。
[56] 太平御览卷791《四夷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0册，第90页。
[57]《滇绎·爨世家》，第338页。
[58]全名为《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 立于唐武周圣历元年（698）。《新纂云南通志》卷84《金石考四》，第69页。
[59]《新纂云南通志》卷86《金石考六》，第113页。
[60]（汉）刘珍著，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卷2、3《帝纪》、卷18《列传》，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9页。
[61]《元史》卷166《信苴日传》。
[62]（元）李京著，王叔武辑校：《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63]《滇南古金石录》，第15页。
[64]参见《新纂云南通志》卷84《金石考四》，第56-68页。
[65]张澍题跋，《新纂云南通志》卷84《金石考四》，第59页。
[66]《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并称“大小爨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40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城南扬旗田，现存于曲靖市。《孟孝琚碑》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土于云南昭通南白泥井，现存于昭通市。上段阙文，诸史家断为汉碑。
[67]袁文揆、桂馥、陆耀遹题跋，《新纂云南通志》卷84《金石考四》，第56、57页。
[68]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辑注》卷4《碑评》、卷6《论书绝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202页。
[69]《滇南古金石录》，第20页。
[70]范寿铭题跋，《新纂云南通志》卷84《金石考四》，第63页。
[71]（清）阮元：《南北书派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636页。
[72]（清）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经室集》，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505页。
[73]《滇南古金石录》，第1页。
[74]《清史稿》卷364《阮元传》、卷514《土司·云南》。
[75]《清史稿》卷527《属国·越南》。
[76]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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