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现代学术规范意义下的杜甫研究，至今也已有八十年以上的历史，专著和研究论文不胜其数。和很多同好、尤其是研究生同学聊起来，大家常常会有的疑惑是：杜甫研究还有哪些工作可做？还有可能继续深入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对此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如果给出肯定的回答，让我马上拿出单个的或系列的研究方案或题目，那我是办不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学术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某一领域的研究受制于其他相关领域；同时其意义也取决于它对其他研究的贡献。杜甫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唐史研究和其他文学相关领域研究的进展。当然，它本身是否有意义，是否可望有良好前景，也要看在其中能否有所贡献。就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李白出生地的考察，曾对西域史和中西交通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这种相互关联的局面，显然对研究者的学养和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入本期专栏中几篇文章的作者，均在相关研究领域内提出了与杜甫有关的新论题，取得可喜的收获。
就杜甫研究来说，诗人一生经历的最重大事件就是安史之乱，整部杜诗与这段历史密切关联。但有关安史之乱本身，至今仍缺少更全面深入的调查。对整个事件过程和各个细部，例如叛军在某一确定时间占据了哪些区域，还缺少准确详尽的说明。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或尚未提出讨论。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对杜诗一些重要作品写作背景和题旨的认定。例如《塞芦子》诗，旧注将其系于至德二年（757），认为该诗是诗人为防备史思明克太原后“横贯而西”，而建议唐军“塞断芦子，预遏敌人西进之路”。但根据现有史料可知，唐军当时已进驻洛交（鄜州），占据长安以北大片区域，根本没有必要退守到芦子关。注家完全忽略了战局发展中双方攻守进退的具体情况，不免陷入逞臆妄说。又如《黄河二首》“黄河北岸海西军”句，钱谦益驳旧注指吐蕃入寇之谬，而引《资治通鉴》“雍王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释之。但《通鉴》胡三省注已注明，河北是陕州属县，与此诗叙事不合。诗中所言“黄河北岸”，更可能是指灵州朔方节度使所在，涉及至德元年阿史那从礼引诱河曲六胡州部落反叛、郭子仪与回纥首领往击败之的史实（以上参见拙著《杜甫集校注》）。
近年来，很高兴看到有学者通过对史料和相关地理概念的细致考察，对杜甫举家避乱以至陷贼被解往长安的这段经历再做梳理，并试图对诗人的行踪及意图给出较旧说更为合理的解释。杜甫此时恰好进出于唐军与叛军犬牙相争且朝夕有变的地区，战局复杂。而《资治通鉴》、新旧《唐书》等，对此只有一些笼统的说明。例如《北征》诗提到的“夜深经战场”，所指究竟是哪场战事？何时发生？规模如何？均无从考究。只有等待更全面的调查，例如从新见唐人墓志等分散材料中尽可能搜集各种局部证据，补充史书记载之不足，弄清与战事有关的更多细节，才有可能对诗人此段经历给出更为稳妥的解释。如果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对安史之乱研究本身无疑也大有裨益。与此类似的，还有诗人生平中的其他一些重要关节。如为何弃官西赴秦州？为何出蜀后不北返而远赴湖湘？诗人在诗中所言以及本传和旧注给出的解释，都比较模糊，或有令人费解之处。在调查更为深入、触及更多历史细节后，或许对此也会有新的说明。
除此之外，在诗歌艺术分析等方面，由于相关领域文学研究的进展，我们也完全有条件不再拘守于旧的诗歌作法、风格评析等方面。由于杜诗的经典地位，上世纪以来，人们在谈论有关中西诗学、中外诗学比较的各种问题时，首先被作为引证对象的，往往就是杜甫。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精通各种语言的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阅读杜甫，引用杜甫，早已不限于英语、日语等热门语种。例如有学者开始引用希腊语、拉丁语乃至梵语等古典学范畴的诗学经典，与杜甫等中国诗学经典进行比较，就某一诗学问题展开探讨。与汉语有历史渊源的韩语、越南语等，也已纳入比较诗学的视野。杜诗以它的特殊地位和魅力，在古典诗人中率先进入中外诗学比较领域。这无疑是杜甫研究在新时代的重要推进。我们自然也应当在此视域下，重新审视杜诗的语言艺术成就，以及它所反映的各种诗学问题。
不过，不同语言的诗歌所体现的各自的语言特色，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的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性讨论。对于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不同语言的阅读能力十分重要，只有借此才能直接进入原著，感受原著。我本人的外语很差，很惭愧不能对此提供意见，也无法参与有关讨论。但有一点需要提请注意：仅有语言阅读能力，还不足以应付与语言问题有关的学术讨论，此外还须具有相应的足够的语言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用严谨的语言学概念，进入合乎语言学规范的学术讨论。也确有学者仅凭一些直观的语言感受，在对汉语诗歌与其他语言现象只进行一些匆促比较后，便断言汉语诗歌是“反语法的”。但这样说，其实是对语言学基本常识提出挑战。
十九世纪以来，在西方语言学界和文化界就流行一种“汉语特殊论”，认为汉语“缺少语法范畴及词类乃是绝对的”。而在他们看来，汉语的这种特殊性又来自（或决定）其特殊的“思维模式”。类似论调至今在一些语言文化论者当中还颇为流行，并在谈论中西诗学比较等话题时被轻率大量地引用。然而，二十世纪以来，语言学本身的变化巨大而深刻。对汉语及各种语言类型的调查结果，早已扬弃了上述观点。我们再谈论此类话题，必须正视语言学的发展成果，重新筑好论述基础，不能沉缅于一些过时的观念而不自知。在杜甫研究中，我们不妨就以杜诗为样本，进行切实的合乎现代语言学规范的分析，来看看杜诗中是否真的有所谓不合语法的现象，是否确如有些学者所说，其特殊性就在于与印欧语言定词性、定物位的分析性相对的未定位、未定关系或关系模棱等等。如果能认真进行这样的语言学分析，同样也十分有助于我们超越旧时感悟性、印象式的模糊批评方法，将诗歌语言艺术的分析导向更高层次，对前人所谈的各种诗学感受给出更清晰、更有条理性和学术意义的说明。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想法，借《中国诗歌研究动态》开设《杜甫研究》专栏之际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7年7月25日于美国马里兰
原载：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二十辑，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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