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节，全家送我读大学时合影。后排左起，大哥卢盛泓，二哥卢盛淢，姐夫，三哥卢盛池，和我。中排坐者左起：三嫂，姐姐，父讳卢同镐，大嫂，二嫂。大哥、二哥、三哥克服家里困难，支持我读大学。前排和中排抱着的，有七个是大哥的小孩，家里负担最重，但就是大哥，最支持我读大学。
我一直当矿里的通讯员，经常报导连排好人好事，写一些通讯稿。一九七二年下半年，矿里打击刑事犯罪运动，抽调我去搞运动，主要是整理文字材料。再次下井，记不清几次遇险，后来在大会战中入党。那次是二十天时间出五期刊物。下井遇险的惊怕还未平息，从井下上来来不及喘一口气，就写通讯稿子。后来任连部文书，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我写大字报，矿领导都来看，都很赞赏。可能因此，我给矿领导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加上我平时表现比较好，后来推荐上大学，在众多人员中选中我，这应该起了作用。
改变命运的消息，是在深山的一个夜晚来的。
山是黑黝黝的，和深邃的夜融为一体。夜是静幽幽的，和无边的山融为一体。但是，久居山里的人，依然可以在无边的山村黑夜中辨清方向，知道哪条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至可以根据些微的信息，辨别出路上行人的踪迹。
就在这无边的山村黑夜中，一个小小的亮点从远处出现了。亮点最初真是小，小得就象远空中一颗时隐时现的星星。慢慢地，亮点近了，大了，红了。渐渐可以辨认出，这亮光在黑暗的山野中划出一条S字形的路线，从山外而来，而且越来越近。
二哥卢盛淢脱口而出：「是到我们这里来的！」
是谁？这么晚了，还会到这里来？这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小山村，离最近的沙土马路有十多里，有七八里连自行车也不能骑，只能翻山越岭步行。山路是崎岖的，白天行走都高一脚低一脚，况且是漆黑一团的夜晚。
那是一九七四年八月的一个夜晚。我从煤矿回南康老家，探望住在二哥卢盛淢家的老父亲。自知青下放后，二哥就没有离开过。在这个偏僻山村的偏僻一角，他安了家，每天，在一间破旧的大空房改成的「教室」里，一个人教着五个年级的十几个学生。语文、算术、历史、地理，全教。这天夜里，坐在屋前的小院，二哥和我，还有父亲、二嫂都注视着这山外来的亮光。
慢慢地，可以辨认出是火把的亮光。那是用山间竹子扎成的竹缆，长长的，点一根，可以走很长的路。火光再近了，可以辨出火光的闪动……，二哥又一次脱口而出：
「是大哥！」
果然，是大哥！是大哥卢盛泓！可以听到他急促的脚步声，可以看到他急匆匆的身影。终于走到了跟前。还没等进屋，大哥急不可待地说道：
「大学！读大学！快给我水喝！给我水喝！」
大哥一大瓢凉白开喝下，抓起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又急急地说：「大学！盛江快去读大学!」
大哥掏出一片纸，那是一封加急电报，上面赫然写着：「火速返矿读大学。」
电报是发到唐江家里的。唐江镇到横市公社有六十二里路，横市到土桥大队有十六里路，土桥到二哥所在的大富小队，又有十多里路。这十多里，有七八里是崎岖的山路。大哥接到电报，骑自行车从唐江到横市，马不停蹄，再到土桥，又一刻不歇，翻山越岭步行到大富。
大哥邮递员出身，一辈子递送过无数重要的信件电报。但这一次，可能是他送过的最重要的一个电报。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封电报。
我们都惊呆了。
这是从未想过的事。太突然了。大哥坐下来，接过二哥递过来的扇子，一边扇着凉风，一边还没缓过气来。二嫂张罗着给大哥做吃的。父亲坐在一旁，点着了旱烟，一边说着：「怎么跑这么远？」豆大的油灯可以照见他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二哥憨厚地站着。那天大哥的两个儿子，卢和桥和卢和明，一个十岁，一个八岁，都在，在一旁嘻闹着。
一切消停，开始讨论，怎么办？
多少年之后，想来是很奇怪的。怎么还要讨论？但当时我们全家确实讨论过，认真讨论过。
全家，父亲，大哥、二哥和我都在。三哥卢盛池在数百里外的新余钢铁厂。后来他发表了意见。
两派意见。三哥卢盛池意见很明确：不去。划不来。他一一分析情况。当时有规定，工作满五年，推荐读书才带工资，而我工作只有四年，不能带工资。现在月工资四十多元，毕业后不见得有这么多。即使有这么多，三年的工资也丢了。三年中四届人大召开，工资改革，人家都拿五十多元，我从学校毕业后，轮不到工资改革，实在可惜。再说，读的是师范，出来当老师，有什么意思。二哥没有一一分析，只是赞成三哥的意见。
老父亲也不赞成去读书。他担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我已经二十三岁了，还没有对象。读书三年，找对象结婚的事怎么办？可以理解老父亲的心情。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希望看到最小的儿子结婚，看到最小的儿媳，看到最小的孙子。不过父亲说，最后还看我自己。
只有大哥坚持要我去读书。他反复做父亲的工作，讲解放前后家里的变化，讲现在和今后国家的形势，讲了很多道理。
三哥是个爽直人，有什么说什么。其实，我的三个哥哥，都很喜欢我。从内心来说，三个哥哥和父亲，都希望我去读书。
最后决定权在我自己。
当时我脑海里也反复翻腾。当时的日记原原本本用的是「翻腾」这个词。除了几个哥哥说出来的意见，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情况：老父亲七十多岁，要钱赡养。几个哥哥家里都困难。大哥七个小孩，大嫂没有工作。二哥在农村只是一个民办教师，那点可怜的工分，只够养活他自己一家。三哥在钢铁厂，工资还没有我高，两个小孩，负担也重。这样一个家庭，一下子每月损失四十多元，经济压力是很大的。当然，也想到，三年毕业之后，工作未必比现在的更好。三年之后，至少再要一年才能安定成家，那时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二哥和三哥在老屋合影。两个哥哥于1964年同时下放农村，后三哥先参军，后到新余钢铁厂，离开农村，二哥则久久呆在农村，一个人教六年年级十几个农村孩子，生活很困难。二哥三哥也克服困难支持我读书。
煤矿的艰苦和危险或者促使我下了决心，但好像不是太强烈。应该是读书的欲望占了上风。读大学，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大学，带着几份神秘，曾是那样的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现在就在眼前。尽管是师范学院。一种读书的强烈欲望促使我最后下了决心。虽然还只想走一步看一步，但这一步迈出去，今后就再不是原来的生活，尽管前面是什么还很茫然，但还是决定走出这一步。
或者注定我要经历坎坷。第二天我离开大茅坑到横市，不意横市没有车出唐江。无奈在横市呆了一天。第三天仍不行，大哥便让我骑他的邮政自行车出唐江。时间第一，一定要尽快赶回矿里。到唐江当天，便下赣州，并且很容易买到了去樟树的汽车票。到了樟树就可以转乘火车到八景回矿里。
不意，这一天赣州客运站罢工。我火急如燎，但毫无办法。第三天，终于通车了。倒霉的事又来了。一部接一部的客车开走，偏偏去樟树的这部客车坏了。从早上四点多钟，一直等到十点多钟，还没有修好。只有又等。
好在终于走了。到了矿里，没有耽误上学。
几十年过去，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大哥骑行近八十里，又翻山越岭步行十多里夜晚送电报进山的情形。
但是有一个问题当时居然没有去想。我为什么会被推荐上大学？后来知道，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是多么难得，有些地方为这一个名额竞争多么激烈。
四分矿六百多人，整个八景煤矿一两千人，虽说多为农家子弟，文化不高，但也不乏高中初中的高材生。为什么幸运之花会让我摘取？
我事先毫无所知，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电报来了，还在讨论要不要去上学。推荐时，人不在矿里，在数百里之外的老家探亲。事前事后，都没有为此事做过一丝一毫的努力。何以机遇之水会流入我的人生之溪？
离开李村入矿之时，有好友告诫我，到一个单位，一定要和领导搞好关系。煤矿五年，自信其它都努力做好，恰恰这一点没有做到。关系搞得最好的是老二排那些在井下出生入死的矿友们，从没有想过怎样和领导搞好关系。从未私访过领导，从未进过领导的家门，印象中，甚至领导办公室的门也没有进过，甚至矿部哪几位领导也未必清楚。除了挖煤，还是挖煤。何以领导惠顾的目光会落到我的身上？
我当时在连队当文书，采煤连领导应该对我印象不错。特别是指导员刘传墀。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矿和矿部的信息也逐渐从各个管道传入耳中。随着艰难的发展之路越走越远，从南昌，到天津，到日本，到韩国，到台湾，感恩之心有如山崖上苍劲的松树之根越扎越深。但一次次的回乡旅途，总是被繁忙的日程挤满。只有电话，还有信件，传递着问候。从八景，追到万安，又追到高安。已不仅是感恩。几十年过去，有太多的人生感悟。我还思考，我们这一代人，道路确实艰难，但何以成长的路上还是有人相扶？当然，还思考其它问题。
终于这一天，我无论如何把这一日程挤出来了。在江西高安，也就是煤矿所在地的县城，一家中学的旁边，一套普通的居民房里，我找到了他。
郭隆金，江西八景煤矿四分矿政工主任。就是他，为我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工人力争，我才得以有推荐读大学的机会。相片上方正的脸棱角分明，浓眉下两眼有神，放出坚毅的光，嘴角无所畏惧地翘起，腰板挺得笔直，不看出气度凛然，刚直不阿的性格。
他是郭隆金。四分矿政工组的组长，党委常委，那时的组织工作应该归政工组管。我们习惯称他为郭主任。虽只是政工组的组长，但有资历，有水平，威信很高。很多时候，特别是思想政治方面的事，矿长书记都听他的。因为郭主任有水平，在分矿有特殊地位，不少人经常到他家去，特别一些知识人，一些人看上去和郭主任关系密切。但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前面说过，我入党之时，连队支部已经通过，他找我谈过话。除此之外，我很少单独和郭主任谈过话。
「盛江，你能有今天，我们无亲无故，无帮无派，谁也没有得谁的什么好处，我不过是扶了一把。你也是吃苦来的。我没有文化，但我爱才，喜欢文化。」
我举起酒杯，向他致谢。不大的居室，小小的餐厅。我本来要请他们到外面餐馆用餐，但他们执意不肯，郭主任的太太忙碌着，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郭太太姓蔡，是一个能干的女人。
「我不喜欢吹吹拍拍的人，不喜欢过份暴露的人。那些人，成天跟着我，不是实事求是，说写了多少诗词出来，好傲，不实在，不是想什么就干什么，有七十要说到一百。卢盛江就不会。卢盛江是说一百就有一百，甚至一百二十。」
我脑子里于是浮现那个在井下打周老排长，歪头哈腰的中专生。
「还是我的秘书，有野心，这也要，那也要。成天到我家里来。我叫他们有事到办公室去。（郭主任的夫人蔡插话：他这个人，就是不讲情面。有人没事就到家里来。）从内心来，还不如卢盛江。你卢盛江这个人，我就是喜欢，就是不会拉拉扯扯。」
我想起了我在煤矿，从矿井到澡堂，到宿舍的三点一线，想起了写完通讯稿批判稿，就回宿舍看书。
「他们当然也提出他们的人。我力主推荐。力主反对的也不怎么样。真提出来，就没有人反对的。比较嘛！比来比去，他们也说卢盛江好。连三分矿的也赞成。两级党委讨论，基本上定了型。」
我看到郭主任七十多岁了，腰板还是挺得笔直，气度凛然。方正的脸棱角依然分明，浓眉下两眼依然有神，放出坚毅的光，嘴角无所畏惧地翘起。几十年后，我仍然为他捏一把汗。我知道，他在一九五○年代初就参加革命，搞过土改，打过土匪，但他仍然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后来也不过是处级干部。但是，如果那样，我这样一个毫无背景，又不会拉拉扯扯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有谁为我说话呢？
车离郭家，我看到一座座山丘被劈开，眼前一条笔直宽阔的高速大道通向远方。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很多有才之士，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确实被挤压，只有在底层挣扎。但也确有不少郭隆金们，用他们坚毅的臂膀掀翻巨石，让压在底下的幼苗茁壮成长，用他们顽强的双手，劈开一座座山丘，开出一条大道，让一辆辆汽车顺利驶向远方。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不幸的，但也有一些人是幸运的。我就是幸运的一个。
接到电报，从赣州回到八景，不久是体检。体检之后，没有消息。有人说，这次招生不考试，有争论，所以停了下来。有人说，是因为某些农村抗灾，招生工作暂时没有进行。
只有等待。依然下井劳动，依然为生产上不去而忧虑。九月份四千吨任务没有完成。十月份是大会战。大会战召开党团员动员大会，我表态，我在这里一天，就和大家一起大干一天，有多大力出多大力。一定要坚持最后一次战斗。我是作为连队文书下井的，矿友们见了我就像招呼自己人一样，该干什么，就叫我干什么。那些机关人员，工人们总觉得他们是下来走一走，看一看，隔着一层，不叫他们干活，他们不熟悉，也找不到活干。我引以为自豪。我想，读完大学，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工人面前，都要让他们看成自己人。
录取通知还没有来，连党支部就开欢送会。他们说，不管下通知不下通知，反正是要去的。他们对我提出几点：一，不要忘记战斗在煤海第一线的战友；二，努力学习；三，做锺志民、黄帅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四，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我在日记里写道：「真的要和一同奋战煤海的老战友分别？四年里，这些战友和我并肩战斗，打风镐，挖岩尖，采杠子，打掘进，汗水流在一起，劲往一处使，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能忘记同甘共苦的战友吗？」
矿里安排我出差外调。这是关照我，不让我再下井了。从此，我告别了那熟悉的煤巷，采煤工作面，那熟悉的小眼，电溜子，风镐，岩尖，扒子，矿车。
录取通知总算来了。大哥来信，说：「这是我们家祖宗三代连想都不敢去想的事。我们心里只有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要听毛主席的话，安心读书，家事少管。」在后面一句话下边加了着重号。
2003年，我回家乡看望家人，和大哥大嫂在一起。大哥大嫂，还有二哥三哥支持我读书，时我已在南开大学，学业有成，看得出，大哥大嫂笑得非常开心。
又回南康探亲，说是老父亲有病。我和新余的三哥在外，都回去了。四个儿子围在老父亲身边，精神爽快，老父亲的病一下子就好了。于是从横市一起到唐江。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三哥三嫂，还有姐姐和姐夫，大哥的小孩，和桥、和明、玉英、和莲、玉芳、和健，都像鸟一样飞出来。二哥的小孩冬梅刚一岁，三哥的小孩卢斌刚两岁，卢萍出生才八天。还有姐姐的小孩。春节那天，一家二十二人，到照相馆拍了全家福。临走时，大哥送我一本书，《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本书，而且知道我以后所做的，就与这本书有关。
二月的一天，我离开唐江回矿，又告别煤矿去南昌。第一次到南昌，只觉得南昌火车站很破旧，很拥挤。没有看到有人接站，于是问路，一个人沿着铁路向北行，到交叉路口，那时叫四交通路，往东，走不到五百米。只见一个破旧的校门被一群低矮的民房挤压着，蜷缩在一个可怜的角落，寒风中竖着一块校牌，暗旧的白底上几个斑驳的红字：「江西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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